司马衷十三岁行冠礼，十四岁大婚，十七岁开始出居东宫，正式承担其作为储君的政治责任。但随着他与外廷大臣的频繁接触，武帝与朝臣们越来越感到太子的智商有问题，对其日后能否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少疑问。有关太子弱智和朝臣们的担心，在《晋书》中有多处记载：
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荀）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
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
荀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
和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
面对越来越多的朝臣们的担忧，司马炎虽然“默然不答”，但内心也十分焦虑。毕竟太子的智商问题事关社稷安危，作为一国之君的武帝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为了堵住群臣的攸攸之口，也为了解除自己内心的困惑和忧虑，司马炎先后二次对太子进行了考察。
晋武帝像
第一次，晋武帝上朝，荀顗、荀勖、和峤等大臣侍坐在一旁，武帝对他们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言下之意是太子虽然不太聪明，但最近刚入朝，看来进步尚不明显，你们可以去对太子作些指导，让他懂得一些治国之道。荀顗、荀勖懂得武帝派他们去见太子的用意，所以“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明识弘雅”四字是对太子极高的评价，即使武帝本人的资质也不过如此，可见二荀此语明显是取媚武帝的面谀之词。和峤耿直，见太子后，回来对武帝言：“圣质如初耳！”所谓“如初”，是和峤评价太子资质时，使用的较为温和的词语，意即太子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没有大的长进。武帝听了当然不高兴，史载，“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后与峤语，不及来事。或以告贾妃，妃衔之。”
既然太子不堪为社稷之主，武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一直在废立储君之事上犹豫彷徨。武帝派荀顗、和峤等人考察太子，但众臣莫衷一是，未有定论，故武帝只得变易形式，采用考试的方法来测试太子的智商。史载：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
武帝将东宫大小官属都招至皇宫内宴饮赐酒，然后密封有关朝廷“疑事”的若干文件，派人送给太子裁决。武帝此举是要太子在没有东宫官员帮助的情况下来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为了不给太子答诏太多的时间，武帝限时限刻，并派使臣坐等太子的答诏。贾南风害怕暴露太子的真实状况，故非常恐慌，遂请人捉刀代笔，代太子答诏。代答之人在答诏时多旁征博引，援引古义。给使张泓对贾妃说：“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贾妃觉得张泓言之有理，遂对张泓说：“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张泓素来有些小才，拟好草稿，让太子自己抄写。武帝看过答诏，十分高兴。又拿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其意是太子并非如你所说的那样不堪，卫瓘非常不安，面露惭色，“众人乃知（卫）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此事过后，贾充秘密派人告之贾妃：“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联系到卫瓘之女当初与己争夺太子妃之事，加之卫瓘又屡屡对太子“有毁言”，贾妃对卫瓘恨之入骨。
武帝对太子的二次考察都未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个中原因是贾充在朝中有强大的势力，宫廷内外都有他的党羽，加之太子妃贾南风十分狡黠，她运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之计，蒙骗了武帝。但是我们如果对此事仔细分析，仍然可以看出，武帝并非是昏主，从他对荀顗等人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之言，就可以知道，武帝对太子的了解并非凭空而来，应该说是太子入朝时，武帝与太子父子二人直接交流而得出的印象，而不是仅以他人之言为媒介的间接印象。假如太子是个显而易见的低能，就很难设想武帝会相信这些作假的方法以及荀顗、荀勖的谄媚之辞。那么，司马衷的智力究竟如何？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一番检讨。
后世之人认为晋惠帝是“白痴”的主要依据是这样一段史料记载：
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惠帝问左右，虾蟆叫是“为官”还是“为私”？确实有些滑稽可笑，但至少惠帝对“官”“私”还是分得清的。至于他为何要以虾蟆叫声来区分官、私，抑或其虽已成年，但童心未泯，将虾蟆拟人化了。惠帝在天下发生灾荒说：“何不食肉糜？”虽然可笑至极，但也是话出有因，不能完全视作痴语，而应作些具体分析。惠帝出生之日，已是三国末年，天下将要统一，司马氏祖孙三代打下的江山，到了司马衷手中，他已完全坐享其成。惠帝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育于宫人、宦官之手，缺少生活知识。加之父皇、母后对其极为宠溺，生活上呼奴使婢，锦衣玉食，饫甘餍肥。其九岁时立为皇太子，从未走出宫庭，又未进入仕途，在宦海中历练，故对民间疾苦，百姓生活的艰辛完全不了解，可谓是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百姓饿死”时，有“何不食肉糜？”之语。
吕思勉先生通博廿四史，他指出历史上并非仅晋惠帝一人有“何不食肉糜？”之语。诚之先生曰：《金史·世宗纪》：“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此语与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谓无独有偶。金人于天祚未必造此语以诬之，则惠帝此语亦未必无也。人君所处之境，与恒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亦不可以恒理测度，有衡以寻常。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以为恐怕不能仅凭这段史料就简单粗暴地将惠帝定性为白痴。何谓白痴？是需要在医学上进行定性的。白痴是一种精神发育重度不全的病，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语言功能不健全，严重的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白痴（Idiot）一词系源自希腊字的Idiotos，意指无法在公共生活上承担责任的人。白痴一词系一百多年前由英国医师兰登·道恩（Langdon Down）所创用。当时白痴一词并没有很强烈的负面意义，是可以接受的医学与心理学名词，用以描述智力功能极低的儿童。
尽管近三、四十年来，智能障碍之定义，迭有新解，但白痴一词是指现今教育界、心理学界、医学界与社会学界所谓重度与极重度智能障碍者。智力落后或智能障碍是一种疾病，它指的是人在胚胎期或出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障碍，而在临床上泛指智力发育过程中没有达到正常水平。世界各国学者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智力落后，如先天性愚蠢、先天痴呆、智力缺陷、智力不足、智力障碍、智力发育不全、精神发育不全、精神幼稚症等。白痴则是最严重的智力缺陷，智商低于25以下。一般均伴有身体畸形，如变态的小头、大而凸起的头盖骨、眼斜、宽而粗短的手、大头小身等。其中，有的终年瘫痪，神志不清，处于昏睡状态；有的行动困难，手脚不灵，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只有简单的感觉，能发出某些音节，不能说话，对周围事物缺乏理解，情绪反应原始，有时会发出喊叫，基本上是迷迷糊糊、浑浑噩噩无治疗和训练的可能，属于监护的对象。
电视剧《乱世妖后》中的晋惠帝
通览《晋书·惠帝纪》及有关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惠帝绝非是白痴，其身体及精神基本上属于正常。而且惠帝能读书写字，还能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见解，都证明他绝非是白痴。以下我们将以具体史实予以辨析：
武帝“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一事，虽然由给使张泓捉刀代笔，代太子起草答诏，但张泓的答诏仍然由太子亲自手书誊抄后，再呈送给武帝。这就说明，惠帝虽然不能撰写文章，但具备阅读与书写能力，而这种能力绝非一个白痴所具备。而且惠帝阅读和书写能力在史书中屡见不鲜。惠帝即位后，其发布的诏书常由他人草诏，而由惠帝自己手书。如武帝死后，“或告（汝南王）亮欲举兵讨（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惠）帝为手诏与石鉴、张邵，使帅陵兵讨亮。”“凡有诏命，（惠）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及太宰亮、卫瓘等表（东安公）繇徙带方，夺楚王玮中候，（贾）后知玮怨之，乃使（惠）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撼。”从上引史料可知，这类诏书皆由他人起草，而由惠帝亲自手书。而诏书内容皆并非惠帝之本意，他或秉承太后（杨芷）之意，或听从贾后之言，总之是受制于人。但无论如何，诏书为惠帝手书是毋庸置疑的。
惠帝虽然智商略低，但遇事后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等个人情感与常人并无二致。如太安元年（302），齐王司马冏兵败被囚。“司马乂擒冏至殿前，帝侧然，欲活之。”最为典型之例是永兴元年（304），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惠帝攻打邺城，结果石超打败司马越，俘获惠帝。在此危难时刻，侍中稽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保卫晋惠帝，乱兵欲杀之，惠帝出面求情，但无济于事，稽绍最终被害。《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条载：“石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作为与司马氏有杀父之仇的稽康之子稽绍，为了报答晋武帝的知遇之恩，竟然在关键时刻舍命保护晋惠帝。晋惠帝看到稽绍为他而死，且“血溅帝衣”时，十分感动，当“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意思是说，我衣服上面是忠臣嵇绍的血，你们不能洗去。司马衷用这样的方式，对敌人的残忍行径表示了抗议，对嵇绍的赤胆忠心与慷慨赴死表示了自己的悲伤与哀思。这哪里是个精神不正常的智障人的所作所为，故胡三省于此加注曰：“孰谓帝为戆愚哉？”吕思勉先生也认为此话“绝不类痴呆人语。”甚至以为“史之所传，绝不足信也”。
其实，惠帝在诸多场合下的表现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有机智的应对。这里，我们可以对一些零星的史料进行分析：永兴元年（304），惠帝“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惠帝不忘祖宗创业之艰难，去河南温县，拜谒祖陵时，“下拜流涕。”这是他在祭祖时，怀念先祖司马懿功业时的真实情感的流露。西晋佐命功臣，开国八公之一的陈骞于“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及葬，（惠）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礼依大司马石苞故事。”惠帝在陈骞殡葬时“望柩流涕”是有其缘由的。其因是陈骞在与晋武帝交谈时态度倨傲，唯独对皇太子司马衷十分恭敬。史称：“骞素无謇谔之风，然与帝语傲；及见皇太子加敬，时人以为谄。”司马衷当然心存感激，故于陈骞下葬时，亲自临丧，对其灵柩痛哭流涕，表达了自己对故老元勋的哀思。
光熙元年（306）“六月丙辰朔，（惠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这条史料是指惠帝在八王之乱时，为成都王司马颖等人所劫持，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一旦返回长安，他自然是百感交集，故“升旧殿，哀感流涕”。此也是人之常情的表现。“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帝躬止之。”张方不过是河间王司马顒手下的一员将领，为何惠帝要降尊纡贵，在其拜谒时，惠帝要“躬止之”。这是因为张方不是一员普通的将领，其骁勇善战，杀人如麻，十分凶悍。在攻克洛阳后，张方将长沙王司马乂烧死。荡阴之役后，纵兵大掠，挟持晋惠帝及司马颖前往长安。如惠帝对张方态度傲慢，就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可见，惠帝对张方安抚是十分必要的，是其较为机智的表现。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司马颙是拥兵自重，嚣张跋扈的宗王，又是张方的主公，故惠帝对其更加礼遇，这也是惠帝驭下的一种策略。
惠帝在位时，由于为贾后和权臣所挟持，往往身不由己，大多数事都作不了主，但他如果遭到暴力或羞辱，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一旦权力由自己掌握，就会下诛杀之令。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篡位，他派遣义阳王司马威及黄门郎骆休逼宫，在晋惠帝手中强夺御玺。司马伦失败后，晋惠帝反正，他对司马威逼宫一事十分痛恨，当有人为司马威求情时，惠帝地愤怒地说：“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惠帝下令诛杀司马威，行使其生杀予夺之权。
上述之例都充分表明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像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当然，我们也不应高估惠帝的智力。否则史书上也不会多次出现形容惠帝“戆愚”、“不慧”、“愚鲁”、“不令”、“愚劣”等字眼。从医学上来判断，愚鲁或愚笨是智力缺陷中最轻的一类。大致看来，惠帝的智商比常人略低，属于愚笨一类，愚笨之人在生活上基本能够自理。但要他从事学术或政治活动，就力不从心了，若再进一步，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厐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
其实，惠帝一类的帝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蜀汉后主刘禅的智商就与惠帝十分相近，蜀汉灭亡后，刘禅从蜀中被迁徙至洛阳，在司马昭为其所设的宴会上，“旁人皆为之感怆”而他却“喜笑自若”。甚至说出“此间乐，不思蜀”之语，成为千古笑柄。刘备是三国时期的雄霸之主，其生前并未察觉出“阿斗”竟如此不堪，否则也绝不会将千辛万苦打下的蜀汉江山交给他了。司马炎虽为西晋开国之君，但在家事的处理上和天下的普通士民并无多大区别，他站在慈父的立场上来关爱儿子，对其包容、疼爱有加，即使司马衷患有智障症，为了政治的需要，也会尽量将其遮蔽或淡化。何况司马衷仅是愚笨而已，尚属孺子可教之列，武帝结合自己早年的亲身经历，同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各派势力，不让齐王攸有机可乘，故不愿更易太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西晋末年，社会矛盾及其尖锐，聪明神武及阅历丰富如武帝者尚不能应对自如，何况才智、资历与父相较不能以道里计的司马衷呢？武帝立储与选太子妃均为致命失误，大错铸成，焉能不败？正如干宝所云：
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忧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
干宝乃中的之论，信矣哉！
（本文摘自朱子彦著《晋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