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车战》:从“战车”视角解剖春秋军事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时代,战乱频仍,这是一个对于百姓而言晦暗的时代,但却是驷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军队主体,并留下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场奇观。

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北大学者赵长征在其出版的新书《春秋车战》中即探讨了这些问题。《春秋车战》以《左传》《史记》等经典史料为纲,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从“战车”这一视角解剖了春秋军事。

《春秋车战》



值此书出版,《春秋车战》作者赵长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以“春秋时代的战争”为主题,共同解读春秋车战。

活动现场,赵长征首先为大家展示了春秋战场的主角——战车。春秋时期的战车,是单辕、两轮、四马的。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又叫“辀”。车辕的左右两边,各有两匹马,一共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连着后面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各有一只轮子。车轴上面有一个车厢,车上乘三个人。中间的为御者,负责驾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司机。站在车左边的人称为“车左”,负责射箭,他的地位也最高,是指挥官。而站在车右边的人称为“车右”,负责近距离格斗。

春秋战车综合复原图



战车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战车的来源,有西来说,也有本土说。由于欧亚草原、西亚的马车起源远远早于中国,而中国的车又是在商代中晚期“突然”出现了成熟的形态,那么就存在这种可能:中国的马车,连同拉车的家马,都是由西方传入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是由西方传入的,而另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是本土起源的。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出土文物表明,早在商代中国就已经有战车。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更是发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去翦灭商朝。既然战车早已诞生,为什么说春秋才是车战的黄金时代呢?

赵长征认为,首先,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另外,考古发现发掘了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比如河南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的几个大型车马坑,大坑中殉葬的豪华实用车辆达到20余辆、马40余匹。

综合这些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可知,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车战有慢慢发展的过程,从商代、西周一直发展过来,车在战争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各国车战的保有量也越来越高。到了战国以后,车就失去了绝对的优势,步兵和骑兵开始兴起,不再有春秋时期那种独步天下的感觉,所以春秋可以说是车战的黄金时期。在战车的黄金时代,发生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战争,其中不少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而关于战车的衰弱,赵长征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战车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的山地,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的水网,都是限制战车机动的因素。第二,作战方式的变化。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第三,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贵族和上层平民才有当兵的资格。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大量的下层平民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只能充当步兵。

发布会现场


黄朴民介绍,中国史料中对于战争的描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诸如《高卢战记》等书,讲得非常具体,“比如坎尼之战,我们完全可以从记载中复原出步兵放在哪条线、多少重装步兵、多少轻装步兵、什么时候出击、骑兵放在什么位置。而我们中国的军事文化重谋略,在没有开打之前,什么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群英会。打的过程则非常简略,往往几个字就解决了——‘大破之’、‘大败之’。”

赵长征在书中即补全了这些历史记载中往往被忽略的细节。诸如考证了郑庄公对抗周桓王的繻葛之战中所摆的“鱼丽之阵”是怎样的阵型;“错毂”时怎样拼杀等等。

谈起古代战争时,我们印象中似乎总是“文质彬彬”,很讲军礼的。赵长征在书中写及:

春秋前期,古老的“军礼”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讲究的是堂堂之阵、光明正大的面对面决战,双方约好日期,各占一面,鸣鼓而战,战争具有一定的程式性,甚至礼仪性,不愿意使用诈伪手段。

但是,在维持礼义传统和追求实际胜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随着诸侯间斗争越来越激烈,战争越来越残酷,战败的后果越来越可怕,这种讲究礼义的作战方式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宋国的司马和公子目夷,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新的务实、求胜的战争观念正在成为主流。宋襄公不知变通、呆守古法,能够获得一些不通世务的书呆子的称赞,但却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灾难。

黄朴民也介绍,军礼中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儒家按照他们的想法,或者说后来的历史学家是在儒家的道德概念的情况下重新建构的,实际上古代的战争同样是很残酷的。另外,军礼的推行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军礼的传统,“为什么是退避三舍,因为人家主动退却的时候,你可以跟踪最多的距离就是三天的行军距离,每天也就是三十里路。”

春秋时代浩浩荡荡已成历史,但我们仍应牢记古代的尚武精神,不要忘了我们的民族的少年时代是粗犷的,是进取的,是阳刚的。“春秋车战也正是这个时代很好的写照。”黄朴民说。

据悉,《春秋车战》的作者赵长征是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师从文学史家费振刚。除北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业余时间,赵长征也向大众普及文史知识,2021年,他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春秋车战》。赵长征阅读了大量的军事书籍,并先后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周郑繻葛之战与“鱼丽”之阵》《春秋车战中的单车战术》《说车轼》《〈孙子兵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管见》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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