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0日，“变与不变：劳动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论坛在浙大社会学系举办。会议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沈原进行开幕致辞。沈原首先感谢浙大社会学系给劳工社会学一个团聚的机会，也感谢浙大社会学系吴桐雨老师的组织工作，并提到之前在清华曾经有青年劳工论坛，但是中断多年，今年有机会在浙大重聚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因为做研究是非常需要交流的。其次，沈原指出，这是一场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会议，是工作坊性质，希望能够朝气蓬勃，希望有思想的交锋和深入的讨论。最后还谈到很多老师都是带着正在酝酿生产中的思考，希望大家遵守学术规范，进行激烈批评讨论，但是在使用征引上要征得同意。
劳动过程：理论与经验研究对话
上午第一场讨论主题为“劳动过程：理论与经验研究对话”，主持人为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林乐峰老师。他首先回首十年前参加青年劳工学者工作坊的经历，指出十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劳工研究从经典时期迈向了新时期，之前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追寻追问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问题，而现在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所以今天首先由两位老师带着大家进行反思，为什么我们还在纠结劳动过程，以及要走到哪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汪建华老师开始了题为“弹性积累体制下的剩余价值生产——基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分析”的发言，讨论在弹性积累时代如何重构劳动过程理论。其分析首先起于对劳动过程理论的疑问：在今天，即使资本家很少对劳动过程进行干预治理，劳动者也一样会积极进行生产、改善技艺；即使脱离劳动过程，潜在的劳动者也积极自我驯化。对此，他指出劳动过程理论面临两点挑战。一是仅仅由劳动过程理论解释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如何生产出来不等于为什么能生产出来，治理技术也不等于治理效果；二是劳动过程的形成逻辑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分析，因为这在马克思的时代相对较为简单，主要是最大化工人的劳动、尽可能多生产的问题，但在今天生产已不是自主的领域，受外部因素的约束。汪建华指出，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对劳动过程考察不应停留在治理技术的细枝末节，而应该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潜在分析资源，重新理解劳动过程的形成及其治理效果。比如，面对第一点挑战，汪建华认为，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既要描述劳动过程治理中的有形之手，更要注重影响其治理有效性的无形之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封小郡老师进行了题为“劳动社会学的资本视角”的发言。她指出，资本的总循环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重循环，生产资本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同的资本类型对应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者就业形式，指向不同的研究焦点；过往研究往往关注产业资本，但当下的现实是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正在崛起。她分别论述了不同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并指出对于不同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理解不应该采取线性论，而应该意识到其中的灵活性。最后，她倡导迈向带有资本视角的劳动社会学，在坚持生产中心性和劳动过程分析中心性的同时，注重考察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如何控制和剥削劳动者，劳动者又如何抗争。
在提问环节，第一位同学首先对于汪建华提到的劳动法阻碍了资本对于劳动力的自由使用提出疑问，指出就其观察来说，一些中介会利用劳动法合法辞退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其中国家扮演的角色。汪建华回应说，就是因为底下有国家的影响，所以中介等角色才会想通过新的方式规避责任，用新的方法掩盖这个事情。
接着她又对封小郡的研究提出疑问，指出在农民工的不稳定性和土地的国有化、资本化方面，国家在制造不稳定中是否有主动色彩。对此，封小郡回答：国家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对于失地农民，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群体，目前我国土地政策已从鼓励发展大规模农场转为鼓励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中央对土地政策非常慎重，有争论，可以后续保持关注；接着她指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反而对资本积累是不利的；国家对于劳动保护和资本积累兼有考虑。在鼓励灵活就业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政府另外的举措，比如乡村振兴，可能起到巩固乡村再生产功能的作用。第二位同学对为什么要把政治经济学带入劳工研究提出疑问，对此，封小郡进行了回答。她指出，劳工研究长期以个案为主，在微观劳动过程和宏观政治经济间存在断裂，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勾连。第三位同学提出，工人在不同资本下的反抗形式是否会有所不同，对于商业资本的反抗是否更加没有经验？对此汪建华回答，工人的认知往往还停留在生产领域，比如对于苹果和富士康，工人往往只会想到找富士康，但是富士康事实上没有占到利润的大头。包括当下面对平台资本，又有所不同，以往的斗争经验已经不适用了。
数字技术与劳动过程
会议第二场主题为“数字技术与劳动过程”，主持人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马丹老师，她指出这一议题既包含劳工研究的厚重历史主题，又带有新时代的特征。对于游戏这一经典议题在新行业中的呈现，以及机器换人这一发展，期待两位发言人的答案。
浙大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进行了题为“玩儿到服：科技公司劳动游戏化”的分享。她首先指出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工程师劳动的重要性所带来的高议价能力和行业所需求的高强度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带来劳动控制难题。她以美国高技术产业为例阐述了这一行业中的劳动控制难题是如何通过游戏化策略解决的。她指出，这一研究在延续布洛维超额游戏的劳工游戏传统的同时，在游戏的卷入、掩饰、主体性和游戏后果四个方向上进行了发展改进。这一研究同时从两方面借鉴游戏化研究：一是引入游戏化研究基于高度个体主义进行行为控制的视角，二是关注高层经理如何在劳动中设置游戏元素，以弥补劳工研究中往往仅关注中层经理所带来的不足。基于此，她提出了“游戏场”的概念，以描绘其研究公司中多达五十种的劳动游戏。在此次报告中，吴桐雨展现了游戏场中的两个游戏：虽然两个游戏嵌入相似劳动过程，但是由于采纳了不同的游戏卷入机制，且在不同程度上调动了工程师主体性和中层经理的参与程度，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游戏结果。通过这一对比案例，吴桐雨老师指出，新的社会文化中，劳工游戏完全有能量再焕发出解释能力，但是由于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游戏场代替了单一游戏，渗透入了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玩家主体性与游戏设置的匹配程度，经理-工人联盟程度导致了游戏化策略的不同后果；游戏化设置在当下成为劳工游戏的重要补充元素。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韵雪老师进行了题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劳动过程变迁：一项对广东省和湖南省智能工厂的研究”的报告。她首先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其研究正是关注这一变化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基于长沙与深圳两地的案例，应用“数字泰勒制”的概念，结合波兰尼的理论，她指出，在我国，当下由于资方应用数字技术的权力和行为缺乏实质性约束，呈现出了一种“脱嵌的数字泰勒制”：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由专人处理，生产信息集中化专业化，权力进一步向上集中；数字化技术构成数字牢笼，对劳动者行为的监控更加严密和难以逃避；通过打造数字竞赛平台，以数据驱动绩效管理；劳动控制通过数字化加强，工作进一步标准化。对此，虽然目前工人没有展开集体行动，但是也在工作中对这种控制进行抵抗，包括：逃避不能被量化测量的劳动；围绕生产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可获得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斗争。
在提问环节，第一位同学对于自主性概念的应用进行疑问，即自主到什么程度算是自主性，并指出这一概念本身应该是开放的光谱而非封闭的物品。对这一问题，两位老师均进行了回答，吴桐雨指出，自主性这一概念的发展也是一步一步的，从布洛维阶级立场的概念，到全球化发展时期李静君强调的多维度的自主性，再到全球化式微之后，工厂之外的自主性被资本调动，一步步的发展导致了自主性概念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邓韵雪指出，限制自主性是手段，目的还是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可以让劳动者很愉快，也可以强制。差别在于建立自主性是需要条件的，比如需要创造性，需要让劳动者看到发展前景，认同资方等等，但是制造业一线不具备这一条件，工资微薄，难以和资方建立稳定的认同，这和产业链位置、劳动类型都有关。
汪建华对吴桐雨提出疑问，即其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国内对这一产业的研究往往关注996，为何中美差异如此大，吴桐雨回应说，这一情况在美国比较具有普遍性，而国内科技资本还没有发展到榨取创造力的剩余价值这一阶段。创造力的剩余价值其实是最高的，而这种劳动的特性其实难以依靠泰勒制实现。另一位同学向吴桐雨提问：是以何种价值观看待游戏化的，游戏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吴桐雨回答说，工程师一开始都觉得这很好，在这种游戏化控制下没有很强抵抗性，然而会快速耗竭自己甚至离开这一行业，这当然是坏事，也正是她所担心的。
最后，一位同学向邓韵雪提问：面对技术霸权无限扩展的趋势，为什么没有被技术规训的劳工群体还没有消失，什么在阻挡技术扩张？邓韵雪回应说资本本身也会阻止其无限扩展，因为资本要看的是是否有利可图，由而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进行机器换人，另外，法律和工会也会限制技术的使用，比如欧盟就有进行相关监管，限制数据监控技术，保护劳动者权力。
资本、产业与反抗
下午第一场会议主题为“资本、产业与反抗”，会议由汪建华主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范璐璐老师首先对题为“服务业的数字孪生效应与影响因素——以房产中介行业为例”的研究进行了分享。其研究以房产中介行业为例，分析房产中介行业的平台化如何重塑了房产经纪人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该研究对不同中介品牌的经纪人和与之关联的消费者进行访谈，了解平台对于经纪人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广泛影响房产中介市场的S平台对房产中介行业的工作流程进行数字仿真，并且建立了数字化的管理机制来规范经纪人的行为。对于房产中介平台所使用的数字仿真与管理技术的影响，范璐璐将其称为“服务业的数字孪生效应”。服务业的数字孪生效应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平台会收集和整理现实中的房源数据来作为呈现真房源的基础。然后用VR带看实现房屋数字化的三维复刻。通过B端和C端相联系的生态网来完成模块化的数字化体系的建立。同时，平台也有助于收集客户购房的实际需求，还原客户的心理图像。在数字化的管理机制方面，S平台通过平台分建立了对房产经纪人的行为规范与工作成效进行考核的五大指标体系。并且建立了经纪人合作网络来通过平台进行项目管理与协同。通过上述方式，S平台希望将经纪人的行为规范系统化和精细化，重塑经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并建立了职业群体惩治违规行为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孪生效应的发挥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经济发展状况和技术等因素，中观层面的门店管理差异，以及微观层面多元利益主体的差异所导致的意外效应。
之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马丹老师进行了题为“‘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的汇报。公路货运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服务业，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路货运市场，近20多年来公路货运也始终承担着我国最主要的货物运输量。在辉煌的公路货运业发展的背后，其劳动者主体是日夜兼程的卡车司机。一方面，卡车司机群体的总量与分类缺乏统一口径的数据，作为劳动时间长、劳动风险高、时常被污名化的劳动群体也面临诸多困境。作为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者，对于卡车司机进行交叉了劳动、城乡、性别与地域等社会学主题的研究迫在眉睫。
另外一方面，卡车司机属于严重职业性别隔离的职业，其中女性劳动者的占比始终低于5%。我国进入公路货运行业的女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跟车卡嫂，她们上车部分替代丈夫再也雇不起的副驾司机；另一种是女性卡车司机，她们可能是已学会驾驶卡车的跟车卡嫂，也可能是独立驾车的女性卡车司机。马丹发现，作为男性主导蓝领行业中的“职业性别少数”，女性卡车司机的劳动实践为性别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材料。在这一研究领域，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供求理论往往从供求方面解释性别隔离存在的原因，我国相关研究则往往以宏观定量研究为主，讨论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与趋势，但忽视了这部分“职业性别少数”进入工作场域后的工作状况，尤其是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经验与策略。同时，将微观劳动实践纳入性别讨论的交叉分析也非常重要。因此，马丹希望从该项研究出发，拓展性别与劳动交叉研究的边界。研究发现，在我国的公路货运业内，职业性别隔离可以分为“文化性隔离”与“制度性隔离”：“文化性隔离”基于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刻板印象，表现为 “不能干、不想干、不用干、不让干”；“制度性隔离”则集中于招聘政策与用工制度，例如大部分物流公司都不招聘女性卡车司机，即使那些招聘女性卡车司机的公司，也不允许女性从事长途运输。对于这种双重性别隔离，女性卡车司机使用了“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的冲破策略。“去标签化”表现在反向入行、“机器劳动”本质和具体劳动分工对于性别重要性的降低、建立女性劳动的合法性与解构男性气质霸权。
“性别工具箱”则是随着传统性别二元结构愈加多样性而总结出的概念。“性别工具箱”与“修车工具箱”一样，被卡车司机随身携带于卡车之上。如果说“修车工具箱”用来解决车辆故障，那么“性别工具箱”就是用来解决性别麻烦。马丹观察到，具体而言，在微观货运劳动实践中，女性卡车司机辗转于不同的社会关系情境，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关系情境当中，她们首先会判断性别在该情境中是否突出，意即，是否需要取出“性别工具箱”。如果在一个性别突出的社会关系情境中，她们会在“性别工具箱”中挑选合适的性别气质工具，以高效解决劳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在遭遇女性工作身份的合法性时，她们需要表现出“女性的男性气质”以平息质疑；而在装卸货与路遇交警时，她们又会挑选传统的稀缺、柔弱、同情等女性气质工具来加快装卸货的速度，尽量逃脱罚款罚分。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说明，入行的女性卡车司机完全可以胜任卡车司机这项工作，因而职业性别隔离更多地来自性别刻板印象与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制度。同时，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总是要从意识形态与实践中迂回反复。要达成广泛的职业性别平等，需要从个体家庭、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观念的角度出发进行广泛的“去标签化”。
最后，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林乐峰老师对过去十几年广东地区工体集体协商研究进行了分享。在劳资冲突激烈和数量不断上升背景下，地方党政和总工会领导启动工会改革和工资集体协商，尝试以制度化方式预防化解集体劳资冲突。近年来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研究多聚焦以汽配行业为主的成功案例，林乐峰则将研究拓广到汽配行业以外的产业部门，考察工资集体协商有哪些不同的具体实践形态以及塑造这些不同形态的原因。借助力量资源论视角（power resource approach），林乐峰认为工人的结构力量、工人动员能力、结社力量和制度力量的不同力量配置（power configuration）决定了企业工会动员能力、工资谈判策略及结果。林乐峰以S市工会系统为田野进行了一年半的参与式观察和资料收集，通过对17个案例的比较，将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践形态分为四类：节制性动员、技术性谈判、集体协商和管理专制。案例比较揭示了在制度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企业工会民主选举是集体协商的起步条件，工人动员能力决定了企业工会能否获得独立于资方的自治空间，工人的生产技术能力强弱则影响工人参与工会选举和集体协商的深度广度。然而，近年来的产业升级、全球化危机以及劳工领域政治安全进一步强化都为工资集体协商发展带来挑战，不均衡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发展很可能在过渡中凝固为一种持久的半制度化形态，即一种典型的快速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制度困境。
会后的开放讨论中，吴桐雨首先向马丹提出问题：作为司机妻子的卡嫂一般如何进行劳动实践？加入这一群体的经验材料后，可解读空间是不是会更加丰富？马丹首先同意了卡嫂作为样本所带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她进一步回答，卡嫂与独立女性司机的劳动实践、亲密关系实践均有较大差异，跟车卡嫂一般采用夫妻轮换的驾驶方式，她们相对顺应传统蓝领行业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在丈夫支持妻子去学习驾驶卡车的情况下，卡嫂也会进行驾驶；而独立女性卡车司机一般是离异丧偶女性、没有丈夫或者丈夫重病，家务劳动的减少利于她们投身于货运工作。除此之外，夫妻各开一辆车、同在货运行业的案例仅有一个，这也反映了卡车司机职业性别隔离与传统家庭性别分工之间的连续性。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针对林乐峰的研究进行了追问，集体谈判制度在2015年后如何转变？林乐峰补充了近年来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趋势，比如在产业升级后，沿海工厂出现关闭、搬离的趋势，原先由人完成的部分技术工作被机器人替代，导致工人的谈判力量越来越弱，并不利于集体谈判行动的组织。
针对范璐璐的汇报，来自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两位同学分别提问：房产经纪人学历、从业背景是否会影响平台的规范效果？以团队形式统计的绩效管理模式是否会减少个人之间的竞争？针对第一个问题，范璐璐回答道，房产经纪人学历、从业背景会影响到其工作情况，比如S平台下属A公司入职有学历要求，而在吸引求职方面，大平台并非绝对优于小中介公司，本地小中介公司更倾向于做街坊生意，可能给经纪人分成更多，因此也会吸引到求职者。针对第二个问题，范璐璐进一步展开解释：现实里，目前S平台存在类似及绩效制度，其绩效系统的实际运作模式较为复杂，一般通过经纪人合作网络（ACN），在保留平台分成后，收益会被分配给网络里十个角色，分配过程中职业级别所对应的比例也有所区别，平台借这一套制度减少个人之间的竞争。
劳动者身份认同
下午论坛的第二场由吴桐雨主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陈龙老师进行了题为“城市新穷人：职场青年工作意义的缺失与回归”的分享。针对当下社会中“内卷”、过劳、“互联网大厂35岁危机”等焦虑舆论，陈龙认为，过去职场中的奋斗叙事已经失效，我们应该直面工作的意义等深层次问题。接着，陈龙回顾了项飙和大卫·格雷伯等学者对于工作意义的关注。项飙认为当前在北上广深中生活的白领们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匮乏，但在意义上是贫困的，因此是“城市新穷人”；格雷伯则认为，当前社会中有超过一半的工作都是脱离了人类真实需要、泡沫化的无意义工作。随后，陈龙区分了工作价值和工作意义的区别。他认为当前人们通常说的“工作意义”其实都是“工作价值”，即一个人通过工作换来的东西，包括金钱、工作经验积累、被需要和尊重的体验，甚至快乐。而真正的工作意义，正如马克思对劳动意义的解释，是“个人的自我实现”。陈龙进一步指出，工作的意义是人通过劳动确证自己属人的属性，能够在工作中把自己的“类”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其中“类”的力量就是人的体能和智能，包括每个人的才华、特长与潜力等。所以在一份工作中，人们如果能够发挥出自己“类”的力量，就能感受到较强的工作意义。而当前之所以“类”的力量无法发挥，是因为劳动被异化了。因此工作变成了与人的类本质相反的活动，从而导致人退化到动物性的存在。最后，陈龙建议在场的同学们未来要找到一份能够让自己“类”的力量都能发挥的工作，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找到工作和人生的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王欧老师进行了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行动伦理转换与新型家庭拆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城乡追踪研究”的报告。该研究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追踪调查资料，将过去农民工研究中“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概念拓展到家庭再生产的领域中，并提出了“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具体而言，该模式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作为劳动力打工挣钱，而其家庭的再生产部分则主要在其它地方完成。王欧认为，现有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忽视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例如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沿海县域城镇，许多工业迁入，而且房地产业也得到繁荣。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观察较为碎片，在变迁机制和家庭化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还缺乏关注。由此，王欧结合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劳工史以及后福特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空间结构-行动伦理”视角来解释农民工家庭再生产变迁。基于这一视角，王欧分享了他的几点发现：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都市空间中习得了都市性，后者也形塑了他们的亲密关系实践。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家庭，其行动伦理转变为以家本位为核心，“乡-城”父权式拆分家庭也由此形成。其次，随着沿海地区县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追求亲人团聚和更好的公共资源而选择在县城买房，产生了新型的“乡-县-城”拆分家庭。再次，在“乡-县-城”拆分家庭的背景下，过去由父权制和家本位巩固的家庭模式受到挑战，高涨的离婚率也对家庭再生产带来冲击。最后，王欧总结到，“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和新的县域城镇空间出现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性的增长紧密相关的。
在交流环节中，吴桐雨向王欧分享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刘天天的相关研究。吴桐雨认为，后者关于两代农民工家庭中形成的赡养财产和劳动力双重真空的观察，可以和王欧的研究形成学术对话。
对于陈龙的汇报，来自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同学分别提出了以下问题：在运用劳动意义理论来阐释工作意义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劳动和工作的区别？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发挥自我的“类本质”，从而使得本身无意义的工作更加接近于有意义的劳动？是否同样的工作，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感？对此陈龙回应到，劳动的范畴更广，指向人和自然的关系，只要使用了劳动力就可称为劳动。而工作的概念较为狭隘，被限定为雇佣劳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解释大约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和自己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陈龙认为最后一种异化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异化从劳动者个体层面跳跃到了交往层面，也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形成的社会形象。基于这一点出发，陈龙建议听众们，在找回工作意义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利他主义原则。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