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广大家长和教育者而言，“鸡娃”现象已不再陌生。对此，不同的研究者产生了众多疑问：为什么竞赛和课外兴趣班充斥着年幼孩子们的生活，为什么再忙碌的家庭也愿意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家长们的“军备竞赛”为什么越打越早，他们的“报班狂热”又是基于哪些理性的考虑？众多中产阶级家庭坚定且谨慎做出的选择，绝不仅仅是盲目的跟风、效仿；父母的决策有着明确的动机和渴求，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孩子们在未来取得成功的机会。“报班狂热”、“鸡娃焦虑”背后有哪些理性决策机制？哪些“童年竞争资本”能让孩子在未来取得成功？
在《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一书中，作者希拉里·弗里德曼（Hilary Friedman）教授通过对将近100个家庭的深入访谈，让家长和孩子自己发声，尝试探寻令人信服的答案。弗里德曼指出，美国经常被称为一个注重成就的竞争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成就通常体现为获得某种文凭。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家长也有意识地鼓励孩子参与竞争性项目，并希望孩子能培养出适应社会竞争的品质、为未来的成功做好充足的准备。为了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学位。尽管课外活动的竞争同样激烈，但这些活动（尤其是体育运动）有助于提高入学率，这一点在顶尖的学院和大学最明显。因此中产阶层的父母愿意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鼓励孩子参与其中。这些激烈竞争的背后是越来越窄的上升通道，以及美国家长们真实的焦虑。本书作者希拉里·弗里德曼是美国社会学家，现任教于布朗大学教育学院，在儿童课外活动、童年社会化、大众文化及选美比赛历史等研究领域耕耘多年。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美国社会非常强调“竞争”与“赢”的价值。事实上，人口的日益增多，越来越窄的上升通道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社会上的竞争本质上是个零和游戏。对于重视儿童参与竞争的家长而言，赢家和精英几乎能够掌握所有的资源和荣誉。在您看来，这是否可以被视作美国文化的一种渗透，儿童竞争程度的提升是否也代表了美国社会竞争的缩影？
希拉里·弗里德曼：是也不是。我认为孩子们的竞争活动已经想到了选出许多获胜者的方法：例如按年龄分组选出赢家，或按每周的练习时间选出胜利者。创建这些不同的类别，意味着竞赛中将会诞生许多赢家。但我同意，让孩子成为冠军的愿望，往往是出于美国社会对赢家通吃的恐惧。许多人的确认为，一个人获得一席之地，意味着另一个人必然被排除在外。
澎湃新闻：在以赢主导的氛围中，团队性的竞争项目似乎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当人人以获胜为目的时候，表现不佳的个人往往会感到挫败，甚至被他人批评。而您也提到，在个人型的项目中，家长、教练之间也会出现冲突。在您看来，这种现象是否受到了“赢家文化”与机构逐利的多重影响?
希拉里·弗里德曼：确实如此。如今，许多围绕儿童竞技项目的组织都是逐利的。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有时应该仔细思考这样的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有些家长指出，在他们花钱聘请私人教练时，相关机构可能承诺给他们提供好处（比如承诺孩子会获得大学奖学金）。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更多的赢家当然会让教练更为受益。
澎湃新闻：书中指出的一个现象：美国家长有意将孩子的周末和课外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甚至成为了父母和孩子的“第二轮班”。在您看来，这种忙碌是否与新教伦理，以及被褒奖的“工作道德”有关？孩子的懒惰与闲散是否被视作一种过错？
希拉里·弗里德曼：许多美国人确实重视忙碌的文化。美国社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当你在阶级上越爬越高，你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忙碌。在我看来，许多美国父母都想把孩子培养成有生产力的成年人。这些家长认为，要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成年人，通常意味着必须将自己的时间表排满，让自己忙碌起来。出于这样的考虑，让孩子适应这种生活似乎是一种有用的训练。
澎湃新闻：在需求回避（Need-Blind）的大学录取时代，文凭、证书，以及各种荣誉成为了申请人手中的筹码。您在书中提到，教育系统已然成为了一个筛选系统。当各种课外活动的竞争被量化与系统化之后，对于重视功利性的家长来说，缺乏成绩、缺乏社会认可的爱好是否还有意义？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认为情况可能并非那么绝对。举例而言，许多申请者会提到自己参加志愿服务的经历。事实上，如果申请者能表明自己对于这个爱好的认真程度，那么这个爱好同样能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发挥作用。申请者可以将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量化。例如，在描述志愿服务时，申请者可以记录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参与其中，即使申请者没有与之相关的正式成就，这样的经历同样能对申请带来帮助。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一些家长对于如何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更好阶级或能维持在现有的阶级感到非常焦虑，而书中提到的“童年竞争资本”（内化获胜的重要性；学会走出失败，赢在未来；学会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学会在高压环境下获得成功；坦然地在公共场合接受他人的评判）似乎是这些家长重视的技能与经验。在您看来，“童年竞争资本”是否代表了家长心中在社会中表现优异的基本要素？这些特质又是如何被广大家长接受，成为公认的“赢家特质”？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不认为“童年竞争资本”的五个要素完全包含了“成功”的所需的技能和经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童年竞争资本”是帮助孩子们通过参与竞争性活动获得成功的工具。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可以从娱乐活动中学到许多技能。但随着竞争的加剧，他们已经习得的技能并不会随着其他技能的增加而改变。
澎湃新闻：书中关于“专才”和“通才”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到中产家庭往往鼓励孩子多接触不同项目，成为综合型人才；而另一些家庭则会集中资源，让孩子专攻某项特长。书中有这样一句表述：通才和专才含蓄地揭示了家长们认为他们在为一个怎样的社会培养孩子……他们希望孩子能为今后的成功而获得一些童年竞争资本。在您看来，这样的认知区别是否也是源自不同阶级对于社会的不同理解？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同意这样的理解。我们应该意识到，家长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源自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不同阶级的家长当然会对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抱有不同的理解和预期。需要注意的是，家长们是在帮助自己的孩子为未来的世界做准备，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未来的世界里取得成功，所以他们现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着准备。
澎湃新闻：在第四章中，您对比了参与舞蹈竞赛的女孩（她们大部分来自于中产及以下的家庭）与参与足球和国际象棋竞赛的女孩（大多来自中产及以上的家庭）；上层的父母更强调培养女孩的自信；而下层父母则更偏爱传统的女性气质。这是否代表了不同的家庭对于女性的范式的认识存在区别？而上层家庭之所以鼓励女孩参与足球等竞争性项目、鼓励其不怕失败，积极进取，是否也和上层家庭能更好地承受失败的风险有关?
希拉里·弗里德曼：在这个年龄段（小学，大约5-11岁），当风险不高时，上层家庭更加愿意让女孩去参与竞争性项目，并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更好地承受风险。当随着孩子的年龄成长，情况也可能发生改变。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调查的大部分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上层，接近顶端1%的水平；但绝对不属于1%的人群。父母没有大量储蓄或信托基金，他们必须依靠努力工作，让家庭享受富足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真正1%的家庭是否会让孩子脱离书中描写的竞争？
希拉里·弗里德曼：这个问题中提到的许多方面可能是我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我能说的是，学习成绩仍然是受重视的。尽管在校外的时间里，特定的活动可能看起来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家长不会愿意浪费孩子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