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美]苏珊·P. 麦卡弗里著，高领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1月出版，360页，89.00元
在一般的文化想象中，冬宫先是俄罗斯帝国君主深居简出的住所，后成为各阶层各族人民反抗帝国压迫的革命舞台；而它因收藏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位列世界四大博物馆。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符合事实的——作为君主的居所，冬宫是专制制度的象征，因此在革命年代对冬宫的占领自然也具备独一无二的符号价值。在帝国终结后，藏品转而使得冬宫肩负起一种公共的、世界主义的文化任务。然而，这三重身份之间的转换并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形成于俄国君主制和现代化的历史中。近日出版的《到冬宫去》一书正讲述了这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
《到冬宫去》的作者苏珊·麦卡弗里（Susan McCaffrey）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历史系的教授，1983年于杜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对象为俄罗斯帝国史，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除了这次引进的这本，她还出版过一本关于沙俄时代工业化的专著——《沙俄工业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sarist Russia）。《到冬宫去》是一部关于冬宫文化功能之历史变迁的书，中文图书市场关于俄罗斯书籍虽然不少，但像这样同时做到史料翔实、以小见大、轻松易读的并不多见。
《沙俄工业化的政治》
到冬宫去，是一个历史进程。从散落于欧亚大陆的斯拉夫部族，到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再逐渐发展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罗斯-俄罗斯在其早期阶段并未将成为欧洲作为自身的文明目标。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随着俄罗斯与欧洲文化更深度的往来，随着俄罗斯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全面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与欧洲竞争，成为一个欧式的殖民帝国才提上日程。因此，彼得大帝将帝都迁到芬兰湾，面向欧洲，并建立海军基地。
这又涉及“欧洲”的观念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全球史。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欧亚地理分界观念（乌拉尔山）正是在俄罗斯的欧化进程中建构出来的。古希腊以来，欧亚之别一直是亚速海-黑海-顿河一线。十八世纪俄国君主邀请瑞典地理学家斯特拉伦伯格绘制新的俄罗斯帝国地图，斯拉特伦伯格将欧洲的尽头向东推至乌拉尔山。
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最重要的诉求就是摆脱落后的、东方的、亚洲的文化身份，成为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欧洲帝国。因此，西迁帝都，再让一个欧洲人背书并东移欧亚分界，将罗斯的文化腹地——莫斯科、基辅、大诺夫哥罗德等城市勘定为地理学欧洲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到冬宫去》的题目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对俄罗斯国家的治理者来说，冬宫不是始发站，而是目的地。长时段来看，冬宫甚至只是中转站。某些历史叙述中，俄罗斯君主以冬宫为视觉起点向西观望欧洲，向东统御整个帝国。然而这种姿态只是俄罗斯君主制自身探索的一个阶段，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圣彼得堡和冬宫的确是彼得大帝的一项“西望工程”，并不是每一任沙皇都如彼得一样力图西化。安娜女皇就曾搬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即便在迁都圣彼得堡后，俄国君主们修建了诸多行宫，除了彼得本人，鲜有哪位沙皇以冬宫作为事实上的主要居所。到帝国晚期，俄国统治者已不再居住于此。相比于冬宫，统治者更喜欢在郊外的彼得霍夫宫、叶卡捷琳娜宫、亚历山大宫居住，夏天还会搬去克里米亚的利瓦季亚宫。换言之，冬宫作为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居住功能。对于沙皇来说，到冬宫去，不论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还是从其他行宫，目的总是去履行帝国赋予自身的义务。
另一方面，谁到冬宫去？书的题目本身并未明示行为主体。到冬宫去的不仅仅有君主，还有来自全俄和全世界的人们。从现代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冬宫既是住宅用地，又是商业用地。建造之初，冬宫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欧洲的使节展示俄罗斯帝国的成就。在权力展演的符号体系中，王座、宫殿、宫殿广场、都城都是君主身体的延伸，因此展示出笼罩性的威仪。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感受到危机的俄国君主，开始注重通过冬宫和冬宫广场向全帝国的子民展示君主的模范形象。1852年，尼古拉一世决定将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开放。这标志着宫殿的主要功能也不再是皇室居所，而冬宫建筑群的展演对象从外国使节转向了国内人民。冬宫广场被规划为城市的中心，市民于此集会、抗议，但更多地将其用作现代公共空间举办公共节庆活动。
如果说君主们到冬宫去的历史，是俄罗斯欧化历史，那么君主走出冬宫，市民到冬宫去的历史，则是俄罗斯人自身对都市现代性的探索。本书英文原题The Winter Palace and the People: Staging and Consuming Russia’s Monarchy, 1754-1917强调就是市民与冬宫关系这个侧面。随着宫殿与城市关系的变化，慢慢冬宫不再是一个宜居之地。按照作者麦卡弗里的说法，圣彼得堡建立之初是一个“公司城镇”（company-town），是由“俄罗斯帝国”这一庞大的“公司”所发展起来的都市。起初，整座城市作为帝国的首都和军港建成，这里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军营，不是政府部门大楼，就是君主制的主人和奴仆的居所。这里的一切副业也都是为了服务于帝国的事业和这里的居民。
《到冬宫去》英文版
然而城市的形态慢慢发生了变化，作为帝国中心的圣彼得堡逐渐开始出现大学、剧院、银行、工厂。圣彼得堡在十九世纪晚期成为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这里集中了众多工厂，居民也开始多样化了。“到冬宫去”不再是人们来彼得堡的主要理由。作者使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比喻：宫殿如同篝火，人们聚集于此，并非都是敬畏火焰，而只是为了分享温暖。有的人是来自外省乡下的农民，他们被从土地上剥离，到圣彼得堡成为了城市无产阶级。有的人是外省的学子，来彼得堡心怀对知识的渴求；有的人是作家、演员，希望到帝国的中心名利双收。这些人来到彼得堡，并非出自对君王的敬畏，而是由于个体的野心。像工业史上的众多“公司城镇”一样，最初创建城市的那个公司消失了，而城市和人民留下了。冬宫从罗曼诺夫家族的冬宫，变成了圣彼得堡的冬宫。
《到冬宫去》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展演（staging）。如果君主制是戏剧，那么宫殿就是它的舞台。这一比喻让一种理解君主制的动态视角成为可能。冬宫虽是静态的，但它的使用方法则在历史中不停地变迁。全书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是探讨俄罗斯君主制度的符号学，以及在这个符号体系中冬宫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证明，冬宫是君主制的绝妙舞台，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锋的场所。”作者这一论断是非常妥帖的。圣彼得堡不是基于自然聚落发展而成的都市，它的建立就是为了展演。有些城市虽然并非基于教堂或者集市，而是军事堡垒而建立起来，但实用功能远远大于符号功能。圣彼得堡的建立不能说没有军事实用功能。圣彼得堡最初的建筑是彼得保罗要塞，而直到今天这座城市及其周边依然是重要军港。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符号功能。圣彼得堡是一个能指支配所指的城市。它首先是一个君主的宏大构想的起点，并由此发展为了一个民族志向的化身。正因如此，圣彼得堡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展演。
本书作者麦卡弗里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视角的人。书中引述多次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更早地将俄罗斯帝国的威仪治理作为一套成熟的符号学解释，而沃特曼的发论则是建立在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鲍里斯·乌斯宾斯基（Борис Успенский）、维克多·日沃夫（Виктор Живов）等人的研究之上。
沃特曼的巨著《权力的脚本：俄罗斯君主制的神话与仪式》(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通过追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到尼古拉二世时期俄罗斯君主在城建、仪仗、举止、服饰等领域的变迁，展示俄罗斯统治者如何有意识地经营自身的神话并完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论证。例如，在迁都彼得堡后，彼得大帝为了展演西化的政治议程，在斋戒期依然食肉，只穿西式服装。沙皇形象渐渐成为一个军事指挥官，而不再是被教会授权的族长。
《权力的脚本》
《到冬宫去》发展了这一符号学视角，用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的语言讲述了权力展演的故事。如果说沃特曼侧重于介绍君主如何有意识地生产自身的神话，那么麦卡弗里的重点则是解释皇室同京内百姓和诸多帝国“配角”的互动关系。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作者参阅了记录社会生活的重要报刊《圣彼得堡公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以及收藏于俄罗斯、波兰和美国档案馆中的其他材料。正是这些深入的历史调查让她能够追溯彼得堡人口构成和城市资本主义的变化。冬宫的建立、翻修、扩建直接刺激着圣彼得堡和全俄的工业发展、国际贸易，甚至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作者的故事里融入了大量细节：招工广告的内容与频率，宫殿所需的玻璃、石灰、壁纸，京畿及外省的伐木量等等。
展演什么？向谁展演？俄罗斯沙皇们面对着一切欧洲君主都要面对的问题。展演一方面是符号学（semiotics）的，另一方面是语用学（pragmatics）的，即展演本身要完成哪些交际任务，试图在何种程度上对外部世界和对话对象施加改变？麦卡弗里的研究从“语用”拓展了沃特曼。展演的内容有时是权力，有时是文明，有时是神圣，有时是美德。正是人口和社会构成的变迁促使君主制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展演策略。从语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意识到为何麦卡弗里把君民关系作为研究重点。
《到冬宫去》讲述的不仅仅是俄罗斯历史，它也是一个关于全世界宫殿和博物馆命运的故事。全书的三个部分呈现出俄罗斯帝国史的变迁：“君主制的新舞台”“展演城市君主制”“观众登台”。从章节标题便能看出，作者提供了一个线性叙述。冬宫的历史就是俄罗斯君主到冬宫去，君主开放冬宫，人民走入冬宫的历史。如前文所言，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开放，是冬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正式从君主居所变为群众的公共空间。埃尔米塔什的开放不仅是要转变宫殿的功能，也是为了提高市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这同其他欧洲皇室的做法是类似的，德累斯顿艺术馆、梵蒂冈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逐步开放。
有趣的是，起初彼得堡市民并没有对藏品展示出浓厚的兴趣。麦卡弗里引用了十九世纪一位德国作家科尔的记述。科尔认为，当时彼得堡依然是以穷人、男性、年轻人、季节性居民为主的城市，艺术欣赏水平普遍不高。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票务档案佐证了这一切。《到冬宫去》记录：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圣彼得堡的大学的进一步开放，巡回画派的兴起，彼得堡市民阶层才更多地对艺术产生兴趣。也正是在这时，沙皇将外国艺术保留于埃尔米塔什，而新建了俄罗斯博物馆用来展出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这时的冬宫已经开始执行它的公共教育任务。
像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一样，冬宫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也从一个贵族品味和殖民成就的陈列厅，转化为了（至少在表面意义上）一个不仅服务于所在国，也肩负着世界主义使命的文化机构。在这个层面，当代俄罗斯联邦同英国、法国、美国并无差别。这些博物馆在当代世界的功能，“应当”是超越国族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维护保存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世界主义冬宫或许是消除误解、重建对话的起点。这是“到冬宫去”的一个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