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就是经常出现皇权衰微与权臣执政的现象，以及与其相适应的“霸府（霸朝）”政体形态。例如建安时期曹操架空汉献帝与朝廷，独揽国政的统治模式，史家袁宏称之为“霸朝”，胡三省称其为“霸府”。目前史学界对“霸府”的性质与含义的认识基本上趋于一致，即认为霸府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与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署机构。它可以是丞相府，也可以是大将军府、大司马府、太尉府、骠骑将军府等各种非正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霸府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宰相（或大将军、大司马等）和相府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相权取代皇权。二是相府（或其他府署）的规模和组织系统相当庞大，有别于通常建制下的府署规模与组织系统，更像是个小朝廷。
曹操像
魏晋南北朝的霸府通常以曹操的统治机构最为典型，从他在建安元年（196年）迁汉献帝于许都，建立司空府开始，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他以魏王身份去世，历时24年，可以根据其势力发展与统治形式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霸府发展时期，从公元196年到208年，曹操的司空府掌握实际权力，起初设在许都，与汉献帝及朝廷同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设有三公中的司徒，不设太尉；曹操后来消灭河北袁氏，将司空府迁到邺城，与帝都分离。
（2）霸府巩固时期，从公元208年到213年，曹操自命为丞相，废除旧有三公制度，并扩大了相府的规模，行使原来中央朝廷的职能。曹操不再返回许都，也不再朝见汉献帝。
（3）霸府成熟时期，公元213年到220年，曹操封魏公受九锡，成立魏国，并在邺城修建社稷宗庙，置尚书、侍中、六卿及五曹，建立起中央政府机构，后又称王，采用近似皇帝的礼仪制度，准备完全取代汉献帝的朝廷。曹操开创了霸府政治的模式，为此后权臣篡夺政权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刘备称帝建国后，诸葛亮担任丞相“录尚书事”，他没有自己的相府，办公地点是在宫里的尚书台。直到刘备病死，刘禅继位之后，“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丞相）府治事。”这才有了府署。蜀汉的丞相府共存在11年，其中前4年设在国都成都，诸葛亮南征时派遣长史向朗、参军张裔留守，战事结束后即领兵返回。此后7年，诸葛亮率师北伐，丞相府常设于汉中，或随军开赴前线，成都设留守相府，由长史、（署府事）参军各一人主持。蜀汉丞相府的性质是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诸葛亮的相府掌握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又控制着中央和益州地方的行政权力，说它属于管理军务的军府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蜀汉的丞相府是否也属于“霸府”？学界尚未有人提出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前述霸府往往是由奸臣创立并主持的，这与孔明传统的忠臣形象不相符合。但如果用霸府概念的含义来衡量，即霸府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署机构。那么诸葛亮的丞相府在许多方面是基本吻合的。另外，传统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忠臣乃至“纯臣”，而近年来学术界从他大权独揽的地位出发，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孔明是权臣。
笔者认为，诸葛亮的形象在后代受到人为的拔高，对他的评价多有溢美之辞。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诸葛亮无论在成都还是北驻汉中期间，都牢固地掌控着蜀汉政权，其身份地位高于普通的丞相，并对后主刘禅实行严密的监视与限制，因此称他为权臣并不过分。另外，权臣也有忠臣，像周公、霍光，说诸葛亮是权臣并不意味着他是奸臣。以下进行详述：
一、独持国柄，代行君事
诸葛亮在成都时，以“相父”之尊处理朝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与周公摄政相仿佛。邓芝出使吴国时，也曾对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是把这两个人作为国家首脑来相提并论。诸葛亮担任丞相、开府治事后曾经自称为“孤”，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谯周身高八尺，被人戏称为“长儿”。《蜀记》记载（谯）周初见诸葛亮，左右随从都见了他发笑。谯周离开后，有关官员请求处分那些在公堂上发笑的人，诸葛亮拒绝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古代诸侯割据时自称为“孤”，如田横对门客们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汉末三国时期，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曹操、刘备、孙权皆自称为“孤”。如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孙权对周瑜说：“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刘备对庞统说：“孤以仲谋（孙权表字）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诸葛亮此时对刘禅称臣，对其他臣民却自称“孤”，可见他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普通大臣，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了。
诸葛亮领兵北伐的那七年，主要在前线处置军务，没有回过成都，后方相府的日常政务由留府长史与参军处理，但国内与国际间的重大事项，仍然是要禀报他来作决断。设在成都的朝廷与留守相府通过驿传和汉中的随军相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来往沟通讯息，并能及时地传达诸葛亮的指示。例如建兴六年（228年）街亭之役失败后，孔明秣马厉兵，准备再战，可是朝内官员对此颇有非议，不主张再次北伐。那些大臣的反对意见传到汉中后，诸葛亮专门给朝廷写了《后出师表》来进行批驳，维持了以往的作战方针，从而继续进行他的北伐事业。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遣使告知蜀汉，成都朝廷的百官对此坚决反对，并提出要与东吴绝交，废除盟约。由于朝内群情激奋，留府长史、参军对此不好处理，只得传报汉中丞相府。诸葛亮又作了详细的指示，说明与吴国结盟抗魏的好处。即使孙权不出兵攻魏，只要是和蜀国交好，“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他决定派遣卫尉陈震赴东吴祝贺，并重新订立对曹魏的作战盟约，并且分割将来可能获得的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身处边陲，但仍与后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并能够有力地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使朝廷与百官服从。
三国时曹操在担任丞相之后曾进爵魏公，受“九锡”仪仗，这是位极人臣，比拟周公的礼器。孙权诈降曹魏后，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如刘晔所言，受九锡、称王，在礼仪服饰上距离天子也就是一步之遥了。“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自王莽代汉以来，权臣篡夺帝位，改朝换代，往往是从受九锡、封王开始，然后循序渐进，再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诸葛亮驻扎汉中以后，李严曾给他去信：“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可见孔明当时的权势之盛。李严是蜀汉的托孤重臣，应该忠心辅佐后主刘禅，为什么要劝诸葛亮进九锡、称王呢？朱子彦认为他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准备取代刘氏而夺取帝位。“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该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理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没有那样做，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解释其原因说是由于功业未立，如果消灭了曹魏，进据中原，那么就是“十锡”也可以接受。“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由此可以看出，孔明的志向甚至不止于称王受九锡，只不过他认为尚未具备必要的条件，时机不到而已。
二、任命亲信，监控后主
诸葛亮远赴汉中前，对后方的事务作了妥善安排，其重点一是“府中”，即处理国内庶务的留守相府；二是“宫中”，即刘禅居住的皇宫，对后主进行保护与监控。如前所述，成都的留守相府由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署理，宫中事务则委派董允等数位官员负责。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进行了详尽的告诫，若有事情要办，无论大小都要先向那几位监护者咨询，获得同意后方可去做。“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主持宫中事务和保卫工作的官员是董允，他的父亲董和早年曾与诸葛亮共同署理左将军府和大司马府。后来费祎迁为参军，北赴前线。“（董）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诸葛亮临行前给董允等人下了命令，若不尽职就要被定为死罪。“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因此董允对宫内事务的管理非常严格，丝毫不敢放纵刘禅，就连扩充后宫嫔妃采女之事也予以否决，使刘禅心怀忌惮，不敢妄为。
成都地区的军队由向宠负责，他是随军相府长史向朗的侄子，“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诸葛亮临行时嘱托刘禅，京师的军务都要找向宠咨询。“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外，还有取代李严出任尚书令的陈震，负责传递让刘禅阅览和签署的文书，地位也很重要。诸葛亮提醒刘禅要特别亲近与信从董允、陈震、张裔、蒋琬这四个人，“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以上情况反映，诸葛亮尽管远离后方，但是在留守相府与皇宫内外安排了多位可靠的代理人，依赖他们来处置国内的军政事务，并对刘禅的各种活动作了周密安排与严格限制，使他既不能够插手政务，也无法恣意享乐，挥霍无度，藉以保障后方局势的稳定。
曹操将司空府和丞相府设在邺城后，在许都亦设有相府的留守官员，由丞相长史领兵监控皇帝与百官。《资治通鉴》记载“魏王（曹）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胡三省注：“魏王操犹领汉丞相而居邺，故以必为长史典兵督许。”和曹操霸府不同的是，蜀汉成都留守相府仍主管国内政务，监控后主的任务主要由侍中董允等人负责。而曹操则在邺城相府处置天下军政事务，许都的相府官员主要负责当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不管理政务，像“典兵督许中”的丞相长史王必平时住在军营里，属官有武将帐下督。
诸葛亮像
三、拥兵在外，不肯朝见皇帝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227年）春率领大军北赴汉中，军队总数约有八万到十万之间，占据蜀汉全国兵力大半。从此时到他在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间整整七年都没有回到成都去朝见后主。如果说是因为战事繁忙的话，那么建兴九年（231年）他从祁山回师后，到建兴十二年（234）兵出斜谷，有三年时间没有作战，在此期间孔明也没有回过蜀中。就连诸葛亮去世时也留下遗嘱，把尸体埋在定军山，不愿归葬成都。这就令人感觉很反常了。据陈寿《三国志》所言，“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说明当时他的志向是久驻汉中，伺机伐魏，并未想回到成都去安度晚年。他的这种做法，并不合乎传统的封建礼制，因而后来受到某些蜀汉大臣的责难。如诸葛亮死后，李邈上书曰：“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笔者按：“五大不在边”，典出《左传·昭公十一年》，孔颖达疏引贾逵云：“五大谓大（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是说这几种人权势过盛，长期居边则容易反叛朝廷，因此李邈说他常常为此替朝廷担心。
诸葛亮领兵在外、久不朝见，这一点也与曹操类似。曹操在建安九年（204年）攻占冀州后，就把他的司空府、即后来的丞相府设置在邺城，此后直到他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许都去朝见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初，曹操曾经面见献帝，留下了紧张恐惧的印象，结果是他从此不再入宫见君。《世说新语》记载：“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曹）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与献帝及朝廷百官的矛盾很深，随时会爆发尖锐的冲突。如果曹操住在许都或是前去朝见，很可能遭到献帝及其党羽的暗杀或逮捕，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曹操平时住在他的封国都城邺城中，不与傀儡献帝会面。
刘禅对诸葛亮虽然言听计从，但两人的关系并非是君臣和睦、亲密无间。例如诸葛亮死后各地请求为其立庙祭祀，按照他对蜀汉国家的贡献与声望影响，以及刘禅曾受先主“父事丞相”的遗嘱，本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出人意料地遭到朝廷拒绝。后来屡经大臣们的请求，直到景耀六年（263年）他才勉强答应在汉中为诸葛亮立庙，此时距离孔明逝世已有29年之遥了。学术界认为此事表明刘禅对孔明具有猜忌和怨恨，是借立庙之事来发泄不满。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任命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任命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蒋琬为大司马。《魏略》记载，“琬卒，禅乃自摄国事。”柳玉东评论说：“这表明在刘禅心目中，绝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再次出现大权旁落的危机。”由此可见，诸葛亮在汉中多年不回朝面君，是有一定原因和理由的。
四、子息随军，不留在成都
三国时期，为了防止前线将士叛逃，他们的家属往往被扣押在后方做人质，称作“质任”。而诸葛亮似乎对刘禅有所防备，为了避免后方发生政变，亲属被扣押做人质，孔明把子息带到了汉中，留在自己身边。诸葛亮入川后在成都置有家产，他曾向后主上表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但是诸葛亮在建兴五年（227年）北赴汉中，养子诸葛乔也随军前往。诸葛亮本传记载他“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六年卒”。他生前在前线担任运输工作，诸葛亮与兄瑾书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他惟一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很晚，“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古人虚岁，诸葛瞻应是生于建兴五年（227年），按照常理应是留在成都家中。但是诸葛亮自建兴五年离家再未返回四川，如果诸葛瞻在成都，诸葛亮走后就终身不得相见，其发育情况只能是听别人称赞才能得知，那么他给诸葛瑾的信中就会写到是听某某言传诸葛瞻如何聪慧，就像刘备临终前称赞刘禅那样说，“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但诸葛亮不是那样讲，而是直接说幼子“聪慧可爱”，按此判断应是亲眼得见，表明小儿在其身旁近侧。
另外，诸葛亮死后，魏延不愿撤兵，他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句中提到的“府亲官属”可以理解为丞相府内的家小亲戚与相府官吏，所以笔者推测，诸葛瞻很可能也是在汉中相府之内，或随同诸葛亮的大军在前线，而不是在成都家中。按照李邈的说法，诸葛亮拥兵久居边境，很可能遭到朝廷的猜疑而祸及宗族，只是由于他的夭亡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所以诸葛亮让直系亲属随军在外恐怕是有深刻原因的，他一生谨慎，自然会为儿子的安全考虑周详，而不冒任何风险。
诸葛亮的上述做法也与曹操有类似之处。曹操在早年作战时，几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教以骑射之术，并没有留在许都；其目的也是怕后方局势不稳而发生叛乱，子嗣被敌人杀害，或是被捕获当作人质，会被用来要挟自己。如曹丕《典论·自叙》所言：“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抚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后来曹操征伐荆州，张绣在宛城归降后叛变，给曹操以重创，他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与勇将典韦都被杀害。曹丕回忆说：“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直到曹操占据冀州，有了可靠的根据地之后，他才让家小留在邺城。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蜀汉丞相府与曹操霸府的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的某些特点有许多类似之处，例如相府不设在都城，都城只设置留守相府；丞相对国君称臣，对其他人称“孤”，不到都城去朝见国君，利用遥控的手段操纵朝廷，控制皇帝，国家的实际权力中心不在都城而在外地的丞相府，因此称其为“霸府”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前者又保留了某些自己的特点，例如留守相府处置国内庶务，另有官员负责监控皇帝，其专权的程度亦不及曹操相府。
刘禅是个十足的傀儡，蜀汉由诸葛亮总揽大权，事无巨细都要由相府处理。诸葛亮架空刘禅，包揽国政，称他是权臣应当是合理的。不过诸葛亮仍属于周公、霍光之类专权的忠臣，他对蜀汉政权尚无明显的篡逆之心，基本上恪守臣道，对刘禅以礼相待，与虐待献帝、残杀董妃、伏皇后及其二子的曹操有根本的区别。《袁子》说他“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即称孔明是执行国君的使命，并且专断独行，但没有篡位的野心。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蜀汉与邻国都没有人怀疑他要谋逆。蜀汉批评诸葛亮最严厉的李邈，上奏“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也只是讲他对刘禅的统治构成威胁与隐患，并未说他企图篡国称帝；就连这些话，后主也认为李邈说的太过分，将其下狱处死。
三国割据政权的建立发展途径最初是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曹魏的建国模式，曹操的霸府与汉献帝朝廷并存二十余年，他的霸府经历了发展、巩固、成熟三个阶段，然后取代汉室。第二种是孙吴、蜀汉的建国模式，它们由地方军府（包含州府）扩张领土后逐渐演变为割据政权。但是蜀汉政治形态在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后发生变化，丞相府成为最高军政中心，它与徒具虚名的皇帝、朝廷形成了所谓“二元权力架构”，丞相府相当于霸府，并演变到它的第一阶段（发展时期）与第二阶段（巩固时期）之间，具备了它们的某些特点。诸葛亮的相府之所以没能进入霸府的第三个阶段（成熟时期），即受九锡、称王建国，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例如诸葛亮未能长寿，其战功与威望、权势远不及曹操，儿子诸葛瞻年龄太小，刘禅在朝内还有一定的支持势力等等，所以没有按照前述曹魏的建国模式发展下去。随着诸葛亮的病逝，丞相府在霸府演变过程中半途夭折。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不再设立丞相府，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二人前后担任尚书令、大将军，国家的最高军政中心又回到了受制于皇帝的尚书台，即刘备称帝后的那种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