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计划出版。
孟小冬与爱犬摄于家中佛堂（杜美霞旧藏照片 选自《冬皇故物》银座国际2014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
章士钊邀请孟小冬回归
1949年4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章士钊（字行严，以下简称行老）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之一。谈判破裂后，行老就留在了北平。行老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就是师生情谊，两人私交非常好。
我父亲曾借给行老两万大洋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见到杜公馆的老账房黄国栋，他亲口告诉我这件事。他父亲也当过杜家的账房，他应该是听他父亲或者最早的账房先生说的。当时他刚刚从西北劳改回到上海，见到我老泪纵横，说没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还能够再见到面！黄国栋是从浦东老家来杜家的，他父亲和他的弟弟黄国梁一直在杜家，我们就像家里人一样。黄国栋父子都是杜公馆的账房，我父亲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钱往来，都是经过他们的手。
正因为行老跟毛泽东有这么一层关系，“文革”中，行老始终都没有事情。当时要反行老多容易啊，首先，他跟杜月笙在一道搞黑帮。再一个，他是北洋军阀时的司法兼教育总长，在北洋政府做高官啊！
行老跟孟小冬关系很好，行老的太太殷德贞，与孟小冬也要好得很，她们还有一张合影照片。行老去世后，章太太把行老的一方砚台送给我留作纪念，就是那方“孤桐用砚”，因为行老与杜家在重庆一起居住时，我为行老研磨，学习写字。行老喜欢听戏，也喜欢孟小冬，他有首诗是专门写给孟小冬的诗，但没有送出去，据说挂在他自己的书房。这首诗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有人推测说行老喜欢孟小冬，诗是这样的：
小冬女士清鉴 ：
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
这是在抗战前后的事情，我看见过这首诗，但是在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
抗战胜利后孟小冬与尹德贞（章士钊太太）在上海姚玉兰住处合影
行老一直想劝孟小冬回内地。新中国成立前后，行老到香港劝孟小冬回内地，但没有成功。他劝孟小冬回内地，是为了拉我父亲。当时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名角，是因为她跟我父亲的关系。孟小冬没有回内地，很可能是考虑到我父亲。如果我父亲能回内地，会有其他人跟着回来的。
章士钊夫人殷德贞赠送杜维善行老常用的砚台以作留念。杜维善题跋并请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篆刻，图为“孤桐用砚”拓片
周总理带话请孟小冬回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0年代初，我父亲刚刚到香港，还没有决定最后落脚在哪里。我父亲喜欢京戏，跟戏曲圈子里的人关系都很好，那些老艺术家们也很尊敬我父亲。马连良就跟我父亲很熟，叫我父亲“干爹”，他当时在香港。 有一天，马连良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父亲，问我父亲他（指马连良）是不是应该回大陆，如果待在香港将来靠什么生活等问题。我父亲因为当时自己都没有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就无法回答马连良的问题。我也见到了马连良，他和我父亲、我一起照了相，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父亲拍照，我那个时候是十七八岁。当然，后来马连良决定回内地了，他也多次劝孟小冬回去。
还有就是周总理邀请孟小冬回去。据徐锦文的《京剧冬皇孟小冬》一书里面讲，1963年春，北京京剧团到香港演出，马连良、裘盛戎随团来到香港，在费彝民的安排下，孟小冬现场观看了两出京戏，一出是《赵氏孤儿》，一出是《失街亭》。马连良、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还与孟小冬会面，转达了周总理的问候和邀请，欢迎孟小冬回内地观光，或者可以去内地收徒弟教学生，也可以拍电影，把过去的老戏码拍出电影，让她和余派艺术可以传下去。据说还要以稿费的名义给100万港币作为酬劳，希望她能考虑回内地的事情。孟小冬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了几个条件。但是这件事最后没有成行，当时他们还合了影，好像是在香港的《大公报》登了出来，这张照片在有些书里还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2012年7月的凤凰卫视回忆费彝民的节目里也讲到了，说周总理交给访港艺术家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劝说孟小冬回内地的事。
孟小冬也就是因为这几次大陆邀请她回去的事情，一直有顾虑去不去台湾。后来我母亲和陆京士都跟她讲，没有关系的，不要有顾虑，来台湾好了。这样，她最后才去了台湾。
台北东门町租房子住，聊天打牌很开心
1966年，“文革”运动对香港的影响很大，左派的人在香港闹事，香港社会秩序很乱、很不安全，我母亲也多次邀请孟小冬去台湾。第二年，就是1967年，孟小冬干脆就搬去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她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跟我母亲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大姐、二姐也都分开住的。住在一起，总归不方便嘛！当时，我从澳大利亚回到了台湾，在经济部门做事，我有的时候回家去住，有的时候住在公司里。我大多是在苗栗，在那里开矿。
1967年孟小冬迁居台北，姚玉兰、陆京士举行欢迎宴
孟小冬一回来，我们就见面了。她到了台湾，第一次外出吃饭是石油公司总经理请客，我和家里人陪着我母亲一起去的，大家吃饭闲聊，很高兴。石油公司总经理是个票友，也唱戏，石油公司有自己的京剧团。那个时候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京剧团，京剧很普遍。
后来，孟小冬就不出来吃饭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也是很少外出应酬吃饭。只记得有一次，是抗战刚刚胜利后，孟小冬还在上海，有几个遗老要见见她，就一道约出来吃一顿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老师陈微明，还有陈苍虬、陈病树、蔡子玉，好多人啊，他们都去了。她欢喜与老派人来往。
孟小冬年轻的时候，请人给她算命，因为她属羊，老派的说法是冬季的羊没草吃，所以冬天的羊命不好。在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跟她说，以后不能够用她的名字来买房子，所以孟小冬特别忌讳用她的名字买房子，包括我父亲在北京给她买的房子，都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孟小冬来到台湾后，当时陆京士等人帮她在台北以她的名义买了房子，但她没有住，后来在东门町租了一个房子，房子很小，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留给家里人的钱，其实没有多少。孟小冬在香港和台湾，有学生送钱给她的，其实也不是通常说的“收学生、收徒弟”的那个意义上的学生，因为她基本上不收学生。就是普通人，可能喜欢京戏，他们认为自己是孟小冬的学生、朋友，主动送给她钱，经常送的，实际上是帮助她。在香港，孟小冬有段时间与台湾的我母亲和家人不太联系、不敢来往，担心台湾政府会找麻烦。不过，她到了台湾，台湾政府并没有找她麻烦。她要是活到现在会很开心了，她喜欢看电视剧，现在大陆的电视剧有多少啊！太多了，她可以天天看。高兴了，还可以到北京、上海玩玩。有的书里说，她家里有两台电视，换着台看，实际上她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我二姐家里倒是有两台电视。后来，孟小冬几乎不出门，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差不多天天有人去看她，聊天啊、打牌啊、看电视啊，很热闹。她不出门，也不运动，屋里空气不好、氧气不足，对她的身体不好，她是肺部的老毛病，需要新鲜空气。
她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就是最后进了杜家，总算有个安定的落脚地了。到了台湾，她虽然不和我母亲、家人住在一起，但我母亲跟二姐天天去看她，聊天、打牌，生活就安定得多了。
我太太说，跟两个婆婆（姚玉兰、孟小冬）打麻将，她们输了会很计较的，很小气的。她们打的是十三张麻将，我母亲的牌运不太好，有的时候输了，就不开心。打牌的时候输赢只是好玩，不是钱的问题。孟小冬呢，还好，有的时候，吵吵闹闹的，这也是一种乐趣，我母亲和孟小冬，其实真是好姐妹，虽然是吵吵闹闹的，生气了，过不了几天就好了，这一辈子都在一道，相互照顾，也真是不容易啊！
张大千夫妇与姚玉兰母子：左至右杜维善、姚玉兰、张大千、徐雯波， 右侧卧的是孟小冬的爱犬（由杜维善先生提供）
文章来源：《世纪》2017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撰稿者董存发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编辑。本文责任编辑周峥嵘。（口述/杜维善，撰稿/董存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