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噩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著，贺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288页，98.00元
地产开发商爱德华·加德纳·刘易斯（Edward Gardner Lewis，1869-1950）一生投资了许多地产项目，其中密苏里州大学城（University City）和加州阿塔斯卡德罗（Atascadero）都已发展成为建制的城市。在他的商业版图中，洛杉矶郊区帕洛斯福德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他甚至没有全程参与就被迫退出了。但正是从这里出发，美国城市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森开始了他的故事。
在帕洛斯福德，刚刚经历过破产的刘易斯和银行家弗兰克·范德利普、城市规划师奥姆斯特德兄弟以及地产经销商杰伊·劳耶描绘着他们的商业帝国，为我们拉开了美国郊区一段尘封的往事。无论是谁，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开发郊区土地，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过滤器，既能让城市和乡村中好的一面进来，还能把不好的一面挡在门外，如此才能维持郊区的吸引力和房产价格。他们找到的就是限制性契约。1923年2月帕洛斯福德正式开放，但在房产购买合同中统一写入了限制性条款——禁止业主在这里经营屠宰场、炼油厂、教养院、酒吧等任何“散发臭味、烟雾、煤气、灰尘或噪音而令人作呕的商贸活动”（18页），禁止白人业主向“非高加索人种”出售或出租住房，以及禁止开发商所能想到的影响房产价格的其他因素。
Bourgeois Nightmares: Suburbia, 1870–1930
《布尔乔亚的噩梦：1870—1930年间美国的郊区生活》（Robert M. Fogelson, Bourgeois Nightmares: Suburbia, 1870–19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译本见罗伯特·福格尔森著、贺婷译：《中产阶层的噩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是一部关于美国郊区限制性契约的专著，作者研究了1870—1930年间郊区土地开发中与土地使用、建筑设计和财产所有权相关的各种类型的限制性契约。作为一种合同条款，限制性契约旨在限制物权人或占用人对房产的使用，通常这类条款用于排斥某些特定活动或人群，例如禁止某些特定族裔、职业、商业活动的人或行业购买、居住或经营房产。限制性契约并非美国社会的新鲜事，作者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开始，追溯了业主在出租土地时如何规定该片土地只得用于私人居住，直到十九世纪美国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如何将特定土地用途排除在社区之外，以及如何通过规定建筑物的外观和风格保持社区的独特性（99-102页）。本书列出了各种可能被郊区开发商和白人限制的领域，它们可能是种族和族裔，也可能是阶级地位和审美情趣；运用大量法庭记录和新闻报道仔细描述了限制性契约如何在马萨诸塞、纽约、西弗吉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州的司法系统中战胜了挑战者，包括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的科威尔诉斯普林斯公司案（Cowell v. Springs Company）。美国学术界关于郊区的研究和关于限制性契约的研究都不在少数，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恐惧”作为新的解释因素。福格尔森认为，郊区的发展不仅仅出于白人对更多空间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渴望，也出于他们“对几乎所有人和事的恐惧”，以及在恐惧之下维护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企图。
他们恐惧黑人、穷人，恐惧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唯恐这样的人搬进来后，社区地产价格会应声而跌，社区的道德气氛会被破坏殆尽。因此在所有限制性契约中，最严重、最露骨的是对特定种族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想办法把黑人挡在外面。在1910年到1970年间，超过六百万南部非洲裔美国人来到东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城市里，逃离死而不僵的吉姆克劳制并寻求经济机会，在许多美国城市里他们和白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白人社区纷纷使用限制契约来阻挠黑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类规定已经广泛扩散到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与郊区中，结果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琼斯-科雷亚（Michael Jones-Correa）所言，“从理论上讲，北方城市的黑人继续有自由进入住房的权利，但在实践中，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福格尔森告诉我们，许多郊区明确规定只得向“高加索人种”出售或者出租房产，更有甚者还将匈牙利人、希腊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等排除在外（119页）。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如果说在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美国，白人因为担心房产价格下跌而害怕黑人搬进来毕竟容易理解，但要说本书仅此而已恐怕还不足以体现福格尔森用来命名的“噩梦”，因为除了种族，本书还讨论了其他类型的限制。实际上，福格尔森的“噩梦”似乎意有所指。1989年也就是本书出版近二十年前，美国城市史学家罗伯特·菲什曼出版了《布尔乔亚的乌托邦：郊区生活的兴衰》（Robert Fishman,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作者将郊区视作“中产阶级的发明物”，追溯了从十九世纪伦敦的郊区到二十世纪末美国大都市区边缘城市的变化。菲什曼认为，“无论郊区住房的形制如何，郊区生活都是一种对于特定阶级所享有的财富和特权的集体认可，如同中世纪的城堡一般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正寻找一座关于布尔乔亚的纪念碑，到郊区看一看吧”（《布尔乔亚的乌托邦》，第3页）。菲什曼笔下的郊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白人在那里享受着和谐宁静的生活，这样的观点也是美国郊区史研究者的主流看法。可福格尔森并不认可菲什曼将郊区视作乌托邦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在郊区看到的却近乎是一种反乌托邦。当帕洛斯福德开放日的焰火落寂、当庆祝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判决支持种族限制的人群散去，回到家中的郊区白人充满了“对他人的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和对市场的恐惧”（141页）。这种恐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们甚至害怕自己，或者说是害怕跟自己差不多阶级、族裔和文化背景的人（29页）。限制性契约并非只涉及种族和族裔，同样可以规定土地用途、建筑形制和自然环境。与恐惧相伴而来的是限制的不断升级和五花八门——不但限制肤色比自己深、财富比自己少的人，也禁止把房子建在靠近街道的地方，甚至还限制养猫养狗尤其是饲养家禽的人。福格尔森写道，“他们担心大多数人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位置，也可能会这样做”（164页）。所以真正的“噩梦”不是黑人终将搬进来，而是白人所要求的同质性永远不可能实现。作者在本书最后写道，即便那些只有最高素质人群居住的郊区，仍然免不了少数令人反感的行为——有的居民把马路变成垃圾场，有的居民制造大量噪音，还有孩子们骑车从街上飞驰而过。更不用说在当代美国城市里，绅士化的孤岛靠着闭路监控和门禁围墙才把富人和穷人隔绝开来，从豪华公寓的顶层向外望去，贫民窟就在不远的地方。本书再一次说明，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本书再一次说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一道看不见的墙，没有谁可以自由穿越。
限制性契约的背后是财产权，准确地说是一柄关乎财产权的双刃剑，因为只要有限制，就会波及财产权，公众和法庭最初都将其视作对财产自由的破坏。福格尔森发现，限制性契约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美，但美国社会的接受其实是一个不短的过程。将限制性契约作为一种观念和现象并探讨其被接受的历史，是本书的又一个亮点。福格尔森梳理了社会科学家如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以及规划界人士如奥姆斯特德兄弟如何接受限制某些不受欢迎的活动和人的理念，他们推动了开发商和白人居民观念的转变，即限制性契约非但不会约束自己的财产权，反而能够保护自己在房产上的投资。作者再一次展示了讲故事的技巧，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巴尔的摩罗兰帕克（Roland Park）这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中上阶层所建的郊区，如何通过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和要求一个地块只能建造一栋住房，在二十世纪初赢得了全国声望。当1911年罗兰帕克公司开发新的郊区时，列出的限制性规定长达二十三页（75页）。在堪萨斯城，开发商尼克尔斯（J. C. Nichols）的乡村俱乐部项目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郊区开发项目之一，而成功的关键就是尼克尔斯意识到某些限制可以促进销售。
但作者没有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普遍的恐惧是如何深深地抓住了郊区白人的心，或者说在一个崇尚自我决断的民主社会里，他们为何如此强烈地追求同质性。种族、族裔、阶级、审美和生活方式，他们希望自己的邻居在方方面面都与自己相仿。福格尔森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限制性契约是如何演变的，却忘记了分析限制性契约为何会被白人社会热切地采纳，全书没有就此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更没有凝练出一个可供人们从整体上理解白人恐惧和限制性契约的新路径。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比在研究大约相同时段的美国时提出了“岛屿社区”（Island Community）的概念，用于描述和解释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各地方社区自我治理和往来稀疏的状态。“岛屿社区”与福格尔森笔下的白人郊区有些许相似之处，不过与《布尔乔亚的噩梦》相比，威比分析的是这些孤岛如何打破疆界，共同构成一个现代美国。尽管威比这本《寻求秩序》（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6）如今读起来有浓重的现代化范式的古早味道，尽管很多学者不同意威比以“寻求秩序”来概括进步主义动议的纷繁杂乱和世纪之交美国城市的意乱情迷，但不得不承认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进步时代美国的整体性解释，你可以反驳他的观点，但你很难忘掉他的观点。实际上，限制性契约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在这个追求改变、强调个人自由的国家里，限制性契约的目标却是避免改变，是自己放弃、也让别人放弃一部分自由处置财产的权利，其背后的原因尤其值得深思。作者也忽略了分析恐惧的差别，郊区开发商和白人居民的恐惧显然不同，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在制造和使用“恐惧”上又发生了哪些烛影斧声般的故事。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也许福格尔森的长处不在于创造一个解释性的框架来为后续研究者的探讨提供基本思路，而更在于对城市历史上那些不太引人注意或者美国人日用而不知的现象做出分析，更在于以叙事的情趣开展细致入微的研究，在不疑处设疑。他也善于并且喜欢用一些细节丰富或者妙趣横生的故事，引领读者进入他的历史画卷，本书如此，他的其他作品同样如此。福格尔森更著名的著作《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Robert M. Fogelson, Downtown: Its Rise and Fall, 188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文版由周尚意、志丞、吴莉萍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讲述了近百年间美国城市核心地段从普通商业区到中央商务区再到大都市区商务区之一的地位的变化，全书虽然超过四百页但充满耐人寻味的细节，读来丝毫不觉枯燥。
《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
福格尔森讲述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限制性契约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过滤器。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在1948年的谢莉诉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判决州政府支持种族限制性契约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但同时承认作为私人协议的限制性契约本身并不违宪，可以继续用于以种族、族裔或宗教为基础来排斥人们使用或购买房产。而社区也找到了多种方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让黑人感觉到威胁，包括破坏黑人家庭的供水和排污，乃至划破他们的车胎和打破窗户。尽管今天的美国人已经拒绝了早期郊区居民那种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但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目标和行动并没有改变。住房的“排他性”在今天和在当时一样流行。正如福格尔森所暗示的那样，表面上人畜无害的契约可以有效地实现某些居民的理想，但破坏的是其他人的机会。帕洛斯福德开放整整一百年后，芝加哥市政府在2023年2月发布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规划编制团队梳理了那些让社区和族裔不平等持续下去的因素，其中就包括限制性契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调查团队发现，种族主义的住房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不在一起居住，不了解彼此，也不同对方说话。布鲁金斯学会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住房领域种族隔离带来的结果是系统性的不平等。恩格斯对十九世纪英国城市的讽刺现在仍未过时，“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这是他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深刻的洞见，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实际上，不平等没有消除白人恐惧的来源，限制性契约也没有帮助白人居民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许多郊区，曾经优雅的房子衰败了，商业用途逐渐侵入，种种限制一再被打破，新的限制又一再被写进契约。美国白人仍在担心外部的异质性因素会破坏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生活，尽管证据早已表明保护财产的渴望只是实现不了的海市蜃楼，但他们依然选择拒绝。
从1870年到今天，美国郊区从来不是一代代白人布尔乔亚的诗和远方，他们仍然被镶嵌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网络里，仍然被束缚在自己的恐惧里，逃无可逃。当四十年代黑人中产拼尽全力也无法在白人郊区立足时，当六十年代少数族裔走上街头也难以争取到真正的民权时，当八十年代边缘人群无家可归也不能熔化二元城市（Dual City）的壁垒时，美国社会平等的些许进步很快就被极化趋势撕得粉碎。也许在对现实的愤怒和绝望中，被排斥的人们只能向历史和过去讨要说法。我猜，在帕洛斯福德有许多伤心人，在万千美国城市和郊区里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