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各地的景观在地理和文化上有极具意义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的划分一向受到关注。虽然牟复礼（Frederick Mote）在描述前现代中国时强调其共同特征，而不是区域差异，但他也有力地说明了从宋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在精英审美倾向、文人追求、礼仪、社会习俗方面的一些南北差异。就像牟复礼对区域差异性的感知一样，历史时期的大量文献也映现出了这种区域性刻板印象的流行，即通常将代表城市的南方与代表乡村的北方相对立。事实上，六朝以降，特别到了明清时期，许多北方人有意识地效仿南方，以此获得一些南方属性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声望。在这个模仿的过程中，通过大运河实现的物品、人员和思想的便利沟通，使一些北方城市在帝国晚期或多或少地“南方化”了。本研究案例的关注对象济宁在地理上位于北方，却在明清时期呈现出许多江南城市的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济宁的文化与教育也繁荣起来。从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制约着文化，当经济发生变化，文化也会因应地变化。但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对经济同样发挥重要制约作用。不管其出发点如何不同，经济类型与文化实践的内在联系不容置疑，当然，类型相同或近似的经济基础并非一定对应着同样的文化属性。在济宁，伴随着明代中期大运河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勃兴，极富特色的地方文化也繁荣起来，这包括士绅刻意营造的精英文化及其影响之下的大众文化。济宁城市的物质外观和文化认同，既与地方的历史传统相关，又依托于繁荣的商业活动和服务设施。特别是，济宁发展成了一个拥有雅致建筑和潇洒气质的具有全国影响的胜地，颇似江南城市。
在大运河运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济宁的声誉从明中期开始稳步提升。随着这种新的声誉而来的文化变革，既包括旧资源的革新，也包括新资源的创造。借助于当地的和外来的元素，以精英人士为代表的济宁人自觉地为自己的城市构建了一种新的实体形象。
（一）太白楼
济宁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所，其名声尤其依赖于它的那些著名景致。明清时期，济宁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形象莫过于南城门上的太白楼。很多游客来到济宁，就是由于太白楼“必看”的吸引力。明中期曾经担任按察司佥事的士大夫熊相说：“骚人墨客过是者，每以未获登临为恨。”方志等地方文献保留了游客们写下的大量诗文作品，可见款待他们的当地主人对太白楼及其传说情有独钟。
济宁市太白楼
太白楼以唐代大诗人、酒仙李白（701—762）而得名，李白字“太白”。今天坐落在大运河故道旁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太白楼上，一篇镶嵌在墙壁上的碑文讲到了李白、杜甫、贺知章与这个景点的关联。的确，地方历史文献里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述，而现存的关于太白楼起源的官方叙述最早出现在《（康熙）济宁州志》中：“太白酒楼在南城上，唐李白游任城，任城令贺知章置酒于此，咸通中建楼，往来名人题咏，石碣林立，如聚笏。”
与太白楼相毗邻，元代出现了纪念李白与贺知章的二贤祠。尽管不久以后它便塌毁了，但在明清两代不断得以重建和修缮，这似乎是在强化两位大诗人在此相会故事的真实性。
一些文献写到李白本人在济宁城里修筑或购置了一个酒馆。《太平广记》载：“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另一说法是，李白在任城旅居期间，经常光顾一个贺兰氏开办的酒馆。根据晚唐之后的各种历史记载，在861年，李白逝世百周年之后，才子诗人沈光访问了该地，并写下《李白酒楼记》。之后，贺兰氏酒楼更名为太白酒楼。
以上零散的、不确的记载并不能证实太白酒楼或太白楼的历史存在。直到明初，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于1370年在南城墙上建造了太白楼。《（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历数了自那时起太白楼的历史变迁。虽然这个亭阁历经毁坏、重建和复原，但作为济宁当地文化的中心隐喻，它从未变得默默无闻。
为何李白到任城来，厚爱此地？《旧唐书》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济宁作为唐代文豪交谊的重要场所，其形象似乎在明末得到了地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宣传。济宁籍的著名士大夫徐标（1592—1644）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文化场景，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唐代诗人：“尔时高适刺兖州，贺知章令任城，李父为任尉，兄宰中都，故李、杜尝往来吾鲁，于济有太白楼，下有南池。”徐标不是唯一赞美济宁过往文学胜景的明代高官，隆庆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曾为一座据称是贺知章在任城的故居题诗，名为《过贺知章故宅》。
然而，关于当地古代文学荣誉的这种夸张的主张似乎缺少根据，谨慎的《（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编纂者质疑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指出贺知章其实从未在任城为官。他们注意到，李白的确在大济宁地区度过一段时光：“李白客任城，……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楼当是其遗迹。知章亦无令任城。”不过，大多数当地文人并不直面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而是选择避开这个存疑的话题。
在历史上，李白与山东有密切关系是事实，当时有人称呼他为“山东李白”。根据一项现代研究，李白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一说开元二十四年）举家迁徙到山东，并居住了15年之久，尽管其间他本人游历四方。
包括《太平广记》在内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于李白在任城安家的故事，但都被新的研究所否定。近来研究证实了18世纪初提出的猜测，李白从未将他的家搬迁到任城。安旗考证李白写山东的70余篇诗文中只有3篇与任城有关，即《赠任城卢主簿潜》《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任城县厅壁记》，认为当时李白寓家之地是在与任城县同属兖州府的府治瑕丘城，距济宁30公里。至于李白著名的《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显然不是贺知章。李白在742年夏天来到都城长安之前，从未见过贺知章；这次见面时，这位年长李白四旬的显宦对他的诗文才华表示赞赏。另一研究揭示，贺县令名知止，是贺知章的族亲，大约在天宝年间任职任城，李白应该在这期间拜访了他，并写了颂扬县令的优异治理与任城辉煌文脉的美文。
（二）塑造城市形象的文化策略
纵然太白楼的逸闻飘渺，强烈的诗文情愫仍推动了当地人接受这个传说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18世纪初的一篇文章赞颂了太白楼，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争论则一笔带过：“则其主宾欢洽，觥咏酬唱，也固无不可，何必季真哉？”《（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编纂者建议：“姑存其说，以俟来哲。”显然，大多数当地文人都乐意将这个轶事视为“真相”，至少在努力增强城市声誉的背景下，将其当作事实。这个例子表明，明末的文人雅士运用济宁的文学遗产来创造想象，以建构地方景点的精神旨趣。此外，以李白在任城出现过的这个“事实”为基础，他们把太白楼作为推动本地文化优势的核心修辞。
游览济宁的外地人也一味地渲染这些未经证实的记载，他们中不少是明清时代写诗赋词的名士，甚至还有南巡经过的清代皇帝。康熙帝与乾隆帝曾数次驻跸济宁，每次都游览当地名胜，留下诗歌和墨宝，称颂李白、杜甫在济宁的旧事，表彰当地深厚的儒学传统。
除了太白楼，济宁的许多热门景点也都被赋予了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例如，南池（又称杜池、少陵池）昭示了杜甫与该地区的关系——无论杜甫来访的传说如何不真实。《（康熙）济宁州志》谈道：“南池在南城白楼下，洸、泗两水所经……蓄荷数亩。杜甫与许主簿泛舟南池，有诗。”
济宁市南池景区
通过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太白楼等地方名胜的价值被竭力推崇起来。显然，济宁人选择了有利于城市声誉的历史成分……为了与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建立关系，太白楼等纪念遗址被济宁当地文化的推动者所利用。这些景点之所以获得盛名，不是由于它们的物质构造或形象，而是由于它们所得以代表或传达的文学、艺术、文化联系。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强调济宁的文化色彩，当地居民也以其他方式强化过往的辉煌。济宁比邻孔孟故里，济宁居民认为其家乡在圣贤的光泽下，长期以来将所在之地称为“圣贤之乡”“礼仪之邦”。同样，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寺庙、墓葬、祠堂、宝塔、石碑和牌坊以往昔当地杰出人物和知名寄居者的名字命名，表达了济宁人对辉煌过去的怀念。特别是，每部方志都会用长长的列表，记述在该地区居住或长期寄居的著名人物，强调他们与该地的联系，使用诸如“圣迹”“古迹”“宦迹”等称谓，从而表现出济宁人对古代文化血脉的感知。
历史文献竭力渲染当地长期以来的美誉，包括文明发达的地位以及丰富的遗产，这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济宁处于古代中国领先的经济文化核心区之一，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不低于县治的地位。明清时期的济宁人声称，他们的家乡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尽管其早期历史是模糊的，但却被富有想象力的传说和夸张的故事丰富化了。《（民国）济宁县志》追溯济宁的变迁：“济宁于古，其地则鲁，去曲阜不百里，而先贤遗迹若任氏、高氏、樊氏、颛孙氏多出于其乡。沐浴圣泽久，故积厚而流光。”中国北方频仍、惨烈的战乱和人口流徙，不断地改变着地方上的人口密度和居民结构：“元季乱后，土著无多，人民率由山右迁徙来此者。”故此，明清时期，济宁居民在追述当地作为孔孟之乡的儒学传统的同时，也乐意纳入外来的文人骚客，如李白、杜甫，以此凸显济宁与众不同的城市认同。
这种带有“宣示性”的人造景致和文化遗迹可以勾起浪漫的联想，取得构建城市形象的某种“文化想象性”。因此，太白楼等名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体的存在，而且在于它所代表和赋予的当地文学与文化的结合。从这种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济宁精英如何兴致勃勃地构建和培育一个与绚丽的历史遗产相关联的地方文化形象，并利用这种形象来提升自己家乡的名望。
（三）公共空间里的太白楼及其他景致
太白楼、南池是公共集会的地点和文化及社会活动的舞台。例如，太白楼不仅是文人雅士举行聚会、吟诗作赋的场所，亦是当地居民驻足凭栏的最佳去处。特别是在例行的节日时，太白楼是最重要的公共聚集场所。九九重阳节时，当地的文人雅士聚饮，登太白楼远眺，怀古论今。尽管民国的建立带来移风易俗的新习尚，新文化运动又暴风骤雨般地摧毁了旧的传统，但是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近现代。1919年11月3日，即农历重阳节那天，当地士绅领袖潘守廉（1845—1939，北洋时期末代总理潘复的父亲）特意“集济上耆老侨寓名流”二十人，包括退休的山东省咨议局议长杨毓泗（1864—1921），“作登高之会，把酒赋诗，一时称盛”。
太白楼也是当地文人和官员招待宾客的理想场所。诗人们尤其喜欢在此聚会，常见的场景是诗会。他们站在太白楼的台榭上，鸟瞰运河与城郊的景象，饮酒赋诗，谈古论今。在他们大量诗赋的标题中，出现了“邀客”“聚饮”“饮别”“唱和”等词语，表明了这些访问者的身份特征。这些文化活动在风景如画的地点举行，不仅促进了社会交往，也培育了城市在区域之外的公共形象。
太白楼等景致见证了当地的文化历程。1600年，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到北京，大部分旅程都是在运河上行船。途经济宁时，利玛窦听说故旧李贽（1527—1602）正应邀做客于运河总督刘东星（1538—1601）府上，便去拜访他们，并居住了数日，游览了城内外名胜。利玛窦和李贽重续他们前一年在南京初识的情谊，刘东星与其夫人表达了对基督教的倾心。这次欢聚使利玛窦感到“愉快高兴，以致他完全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跟他的朋友在他教会的教堂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这沿着运河的传教事业的开端，极大地鼓舞了利玛窦日后在北京传教工作的雄心。
明清之际的战乱使济宁陷入了相当长的一段衰败期。但随着新王朝统治的稳固，漕运得以恢复，运河贸易开始复苏，济宁再次繁荣起来。明朝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生活还得继续。清初，结束南方流落生活回来的郑与侨接待了来访的岳麓书院山长李中素，两人感叹王朝更替的物是人非，李作了《郑确庵先生招饮太白楼》的五言长诗，有“况复时代遥，安肯更体贴。惟我与诸君，长吟振遗迹”的句子。
到了近代开埠后，太白楼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公共场所。康有为在1916年造访济宁，受到众多地方官员与士人的款待，其中有最后一任的清朝济宁直隶州知州、时任民国济宁道道尹邓际昌（1856—1930），隐退回乡的山东省咨议局首任议长杨毓泗和潘守廉等。康有为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太白楼，并留下题字。
太白楼与其他名胜虽然在明代之前已然出现，但其获得文化盛名却是在明清时期。可见，这些物质遗产在时代大变迁中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而在具备高文化素质的济宁士绅积极从事地方城市文化建设的同时，其活动的形式和风格也趋向于精致、卓越的江南类型。所以，基于勾连南北的特殊位置及地方精英的创造性努力，济宁这座古老的北方城市焕发出盎然的“南方化”生机。
（本文选摘自《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孙竞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