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回望过去百年，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经济结构、军队角色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澎湃新闻将陆续推出“从奥斯曼到土耳其”系列文章，从历史出发，回顾土耳其“形成”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土耳其是绵延6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是中东地区第一个经过革命与战争并走向完全独立和世俗化的国家，对现代中东格局乃至20世纪的世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一众知名学者为学界贡献了大量经典学术论著，对现代土耳其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土耳其史和中东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的著作《现代土耳其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出版于1993年，是其中成书相对较早的一部。
近年来，多部关于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研究的国外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为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既反映了国内知识界对相关议题的巨大兴趣，也显著地推动了国内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进展。《现代土耳其的形成》英文版是《中东的形成》系列丛书（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East Series）的一本，原本就是作为本科生的教科书，可供非专业读者阅读。该书中文版于202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由郑东超研究员翻译，为感兴趣的国内读者贡献了一部关于现代土耳其历史的中文参考书。
《现代土耳其的形成》一书以时间为序对现代土耳其的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演进历程进行了一次系统考察，全书条理清晰，史实清楚，翻译流畅，可读性很强，而且富有启发性。作者从总结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开始，将1908年土耳其革命作为现代土耳其形成的起点，论述了土耳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进程，包括192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一党制、1945-1960年的多党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后的军人政权与文官政权的交替运行。相对于其他的同类研究著作，如悉纳·阿克辛（Sina Aksin）的《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和弗罗兹·艾哈迈德的另一部著作《土耳其对身份的追求》（Turkey: The Quest for Identity），该书跨度并不算大，篇幅也较为适中，既全景展现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历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也没有过多纠缠于细节问题，而致力于以客观态度和宏阔视野探讨现代土耳其的形成过程、军人角色及其背后的发展规律等关键问题，由此表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
现代土耳其形成的独特叙事
学界对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道路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帝国遗产、革命道路、世俗化、凯末尔主义等成为核心关键词。弗罗兹·艾哈迈德对此有自己的叙事方式。他在本书简短的前言中特意解释了为何使用“形成”一词，而不是使用“崛起”、“发展”或“演变”等词汇。因为现代土耳其不是完全内生自发而来，不是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自然延续而来，而是在赢得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旧政权的民族斗争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手中“形成”的，而且这一形成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当然，现代土耳其是一个相对于保守落后的、半殖民地的“旧土耳其”的“新土耳其”。
首先，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后的改革及其带来的改变，奠定了后来成立新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在他1969年出版的著作《青年土耳其党人：土耳其政治中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1908-1914》（The Yo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中，弗罗兹·艾哈迈德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时期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改革、现代性和独立主权国家的追求成为土耳其社会的基本共识，创造出一种新的心态和自我认知，民众的忠诚指向国家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对后来凯末尔主义精英在土耳其独立战争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过程中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作者所说，“1908年之后是土耳其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
凯末尔
其次，凯末尔主义者经过长期努力塑造了一个世俗化、自由进步、独立自主的“新土耳其”。在创建新国家的过程中，土耳其突破了保守的、宗教的、民族的、帝国主义的多种不利思想束缚，通过改变帽子、历法、伊斯兰教法、文字书写方式等“打碎偶像”，摧毁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社会，战胜了各种各样、不同阵营的反对力量，以鲜明的目标和强有力的手段推进改革与社会革命。而凯末尔主义者的革命神话在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现代土耳其的形成并没有随着凯末尔和共和人民党一党制时代的结束而完成，这一过程在此之后仍在延续。土耳其希望成为真正主权独立的西方式先进国家，并重塑社会、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完成，社会经济的落后与政治秩序的反复动荡都说明“新土耳其”的设想还远未实现。在二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土耳其彻底改变了孤立和不结盟的政策，融入美国领导的战后体系，希望被西方接纳为平等的伙伴。然而一系列危机事件打破了土耳其的美好设想，更带来新的国内分裂，亲美与反美思潮的长期争议就是重要体现。
现代土耳其形成中的军人角色与军事政变
如果说现代土耳其的形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体现了作者所强调的历史连贯性，那么对军队角色的关注则更多反映了其对历史关键节点的重视。军政关系是观察和研究土耳其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而且土耳其的军人角色有着突出的多面性、复杂性。军队在现代土耳其建立后享有崇高地位，并长期在国家政治决策中拥有很大影响力。本书导言部分的标题即为“土耳其：一个军事化社会？”反映了土耳其多次军事政变带来的冲击与思考。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分析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军事政变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以军事政变及之后的宪法制定为参照观察战后土耳其的发展历史，透视现代土耳其的发展进程。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土耳其军事政变后的各方博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他1977年出版的《1950-1975年的土耳其民主实验》（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一书中，弗罗兹·艾哈迈德就对土耳其民主改革的曲折历程以及军事政变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此前研究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认为这种每十年一次军事政变的政治循环模式，其既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着与历史上相似的经济社会渊源，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成为完全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因素，而是与文官统治、政治选举等共同塑造了现代土耳其的面貌。军事干预不仅源于国内政治动荡，也往往受到经济混乱甚或崩溃的内在推动，多党制下各政党及派系纷争不断，冷战环境下土耳其的左右之争、教俗之争、劳资之争、亲美与反美之争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化，政治暴力一度盛行，国家无法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政策更缺乏连贯性，外部形势不利时经济混乱与崩溃随之而来。政变军人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并没有明确的治国方略，也根本没有长期掌控政权的打算，而是希望尽快恢复政治与经济秩序，将权力交还给文官组成的新政府。军事政变带来的更深远影响还是在于土耳其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重构，所谓民主与秩序的矛盾让土耳其反复陷入失序和政变的漩涡之中，很多改革计划特别是经济改革无法在当时的竞争性多党民主政治的环境下顺利实施。而军事政变可为国内改革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虽然并不总是有效），而对秩序的优先追求也影响到国内民主与改革进程，推动土耳其在时代变迁和各方博弈中缓慢探索适合的国家发展道路。由于看到依然未能解决的内在矛盾和并未实质性改变的军队角色，作者已预计到发生新军事政变的可能。如果作者的写作时限延伸至几年之后，他还将见证1997年2月28日的“软军事政变”，这将再次证明其在书中相关结论的适用性。作者基于20世纪后期的历史现实突出强调了军队角色及军事政变对政治经济重构的影响，同时也清醒地指出了军事政变对政治演变进程的扭曲等消极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军队。
虽然作者并没有预见到进入21世纪以后的土耳其军政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但对其持续演变的影响因素和前景做出了十分有见地的、前瞻性的判断。作者认为，虽然土耳其军队与政府经过多年演变形成了共生关系，这种军政关系还将会像过去一样持续演进，但冷战后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带来的政治影响难以评估，土耳其与世界的关系（土耳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将最终决定军队的作用。冷战后新的民主化浪潮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和进展，一度使欧盟成为土耳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规范力量，土耳其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重大调整阶段。借助入欧要求和欧盟的规范性角色，2002年之后执政的正发党政府逐步削弱了土耳其军方的权力地位，文官政府首次成功地驯服了军队，基本消除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土耳其的军政关系得到实质性重塑。
现代土耳其发展动力的新解释
作者致力于探索土耳其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认为推动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政治的延续，这是作者所强调的另一条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重要线索。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更大程度上与落伍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坦齐马特”之后的持续改革使人们认识到不断融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这背后涉及到对国家角色的认知。现代土耳其建立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依然充满反复波折，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与实践就是重要表现。虽然不能绝对地说二者孰优孰劣，而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和能力基础进行调整，国家干预也常常是必要的，但历史证明只有融入世界、保持开放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推动国家的发展转型。凯末尔主义者强调经济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将工业和文明看作同义词，工业化也是民主的有力体现。这既反映了土耳其急于摆脱欠发达的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经济结构的演变方向。二战之后，土耳其精英在认识到必须发展经济才能成为强大国家的同时，也看到从隔绝转向开放特别是向西方开放成为大势所趋，从共和人民党到民主党都有类似的施政目标，只不过推进方式不同而已。就像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总是造就出新的政治形势和矛盾，进而带来新一轮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探索。虽然土耳其发展进程多次被军事政变所打断，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一直在持续，组织化、开放性水平的提高使之难以走回头路。
始于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后来的总体成功与延续证明了实行开放、融入世界的重要性，土耳其逐步从混合型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放弃国内保护而向世界市场开放，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推动了土耳其在21世纪后新一轮的崛起与变革，这正反映了推动土耳其发展演变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当然，这一经济转型进程也让土耳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社会分配的失衡更为明显，通货膨胀与出口导向经济带来的外部依赖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也将反映到政治领域。与世界紧密互动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仅是推动现代土耳其发展演变的驱动因素，土耳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也是决定军队等政治力量角色的关键因素。
在本书结尾部分，基于对20世纪（具体说是从1908年到冷战结束之初）现代土耳其发展历史的深入考察，作者前瞻性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面临的形势与挑战。除了担忧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之外，作者强调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敏锐地观察到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此外，冷战后土耳其外交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作者对新形势下的外交选择及其前景进行了分析，并对土耳其创造性地应对世界秩序变化的能力充满信心。
在弗罗兹·艾哈迈德出版其著作三十年后的今天，土耳其已经发生了其当初难以预测的重大变化，但军政关系、教俗关系、经济模式、外交方向等基本议题依然是土耳其面临的重大挑战，正如埃尔多安提出的“新土耳其”设想及其遭遇，从建国以来持续至今的建设一个“新土耳其”的目标仍处于不断的实践与争议之中。2023年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回望过去百年，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经济结构、军队角色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百年背景下即将举行的土耳其大选具有突出的象征性与不确定性，2023年将成为现代土耳其“形成”进程中的又一个关键节点。当前激烈争夺的大选将更多呈现土耳其的历史延续性，还是新时代的转折点，有待时间检验。无论如何，现代土耳其的百年历史进程依然可以为观察今天的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