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入华史研究：1919-1941年技术与通信的国际遭遇》，[美]迈克尔·A.克雷斯科著，高国庆等译，九州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108.00元
美国传播与技术史学者迈克尔·克雷斯科（Michael A. Krysko）的《广播入华史研究》（原书名American Radio in China:International Encounters with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1919-1941，2011；高国庆等译，九州出版社，2022年11月）原书名是“美国广播在中国：1919-1941年技术与通信的国际遭遇”，现在被用作中译本封面上的副标题，在版权页上则没有出现。据书前介绍，该书是帕尔格雷夫媒介史研究中心（Palgrav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edia）的成果之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呈现当前对各种媒体的解读，而且有助于呈现媒体与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强大关系的解读”。在所列举的著作成果中，像《西德对抗西方：1949-196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媒体和舆论中的反美主义》、《1830-1914年英国报刊的美国化》和《帝国、女性和媒体：1863-1947年新闻和广播中的公民身份和消费》等看起来都很有意思，令人期待阅读。
迈克尔·A.克雷斯科的研究和教学方向是媒介技术史、大众传媒以及美国外交关系，他的这本著作起源于大约十五年前他在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研究方向和比较独特的研究视角，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既具有鲜明的技术与媒体传播研究的学科特点，同时也有国际政治、跨国经济和战争时期外交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作者收集和运用了相当丰富的报刊文献资料、档案记录、机构与私人信函、个人回忆录和最新研究文献，书后的“引文注释”本身就是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这份“引文注释”除了给出文献资料的详细出处之外，还进一步介绍了相关的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甚至还经常对该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延伸论述。例如在第三章谈到中国的广播听众规模的时候，作者在正文指出：“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个人拥有收音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国民政府还利用短波收音机和扩音喇叭培养听众群。广播事业的发展使得电台受众远远超出了美国领事馆报告中设想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听众群。”（68页）在这里的注释41是：“美国驻上海助理贸易专员埃德加·奥哈罗（Edgar W. O'Harow），‘上海无线电接收机、部件和设备市场’，1933 年1 月4 日，10- 11 ，档案‘Shanghai-Special Reports-January 1933’， 信箱117 , BFDC 专员的报告’；A.V．史密斯（A.y.Smith），《中国广播市场》（Radio Markets-China），1937年3 月11日，73-5。1949年共产党将国民党赶下台后，广播业继续扩张。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中国农村广播的关键组成部分变成了基于当地和政府控制的有线网络，公共广播减少了对个人接收器和电气化家庭的需求，短波传输克服了山区等地理障碍。参见……”（209页）从正文到注释，既有文献出处，同时更有历史叙事的延续，把“红色电波传喜讯”的前世与今生连结起来。认真看完这份“引文注释”，我认为可以说它就是一份从无线电广播的视角切入的中国现代史文献导读。实际上，该书所涉及的议题和研究视野远超出美国广播电台的输出与进入中国这样一个专题，而应该说这是一部以广播史视角切入、以技术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关键词的另类中国现代史。这令我想起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tter）的以“开放”“世界主义”为主题词的《简明中国现代史》（陈瑶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这部视角独特、对传统的中国现代史叙事多有敏锐反思的著述却忽略了广播入华这一重要议题，而且在其关于“开放”的治理、疆界、思想、市场等五个方面的论述中，基本上没有涉及来自“开放”与“世界主义”的对立面的种种复杂语境及开放进程中的无数挫折与失败。相比之下，克雷斯科对于中国现代史中的技术主义与社会环境、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语境的思考和论述则是颇为细致和有深度的。令人不无担心是，该书由于其广播史研究的专业视角而容易被不是从事广播史研究的读者所忽视。
克雷斯科在“导言”中自述：“本研究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对广播变革力量的信念是如何影响美国广播在中国和整个东亚的扩张的。这篇文章中探讨的各种无线电报和广播计划暴露了美国广播计划所谓进步、文明和友谊的预言与阻碍其实施的无知、误解和对抗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利用无线电扩大美国经济和文化实力的野心让中国成为该地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的受害者。内战、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试图收回失去的国家建设主权，加上整个时代加速的日本扩张和帝国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无线电计划造成了严重破坏。从事广播工作的美国人努力适应他们在中国时刻面临的不稳定因素的挑战。”（第3页）这里所讲的“对广播变革力量的信念”指的是前面所讲的1923年1月23日上海的一家美国电台开播所产生和蔓延的那种乐观主义信念和情绪，认为“广播将为这片古老而人口众多的土地带来巨大的变化”；认为“广播可以帮助向中国人民传播美国价值观，并通过传播有益的美国发展模式促进中国的西化。在此视角下，中国人民往往缺乏引导自身社会转型的积极作用。相反，影响变革的力量通常取决于技术和使用技术的美国人”（第2页）。今天只要稍为了解中国现代史的读者或许都会对持有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信念感到惊讶，但在当时这却是美国广播界和很多在华美籍人士的真实想法。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回顾过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扩张的相互冲突，在没有和平与合作的情况下，赋予广播近乎乌托邦式的期望，这似乎天真得无可救药。最终，美国的无线电计划助长了而非消除了这个时代深刻的国际分歧”（第4页）。“赋予广播近乎乌托邦式的期望”，这是技术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的产物，当然是“天真得无可救药”。但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广播入华”的愿景和实践仍然尤其不可忽视的研究意义。因为美国广播事业进入中国不仅仅是技术传播、资本投入的进程，同时更是涉及新闻观念传播、国际政治宣传博弈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一系列变化，计划的失败与愿景的落空也不会消除或改变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复杂的和微观的历史作用。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合众电信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和日本三井物产会社（Japan's Mitsui Bussan Kaisha）在中国就无线电转播权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以合众电信在中国的失败告终。这说明美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不稳定、民族主义强硬情绪的发展和日本的扩张野心完全缺乏认知和准备，无论是美中关系还是美日关系都在这场关于无线电广播的竞争中受到极大的损害，预示着作为一战后东亚国际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的崩溃。接下来的第二章考察了1928年至1937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与中国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发生的冲突。由于1932年RCA决定在日本占领的满洲重新启动无线电报业务，这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通过向RCA的竞争对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示好，试图将RCA从上海的无线电报市场中驱逐出去。这场争端及其在海牙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最终帮助强化了中国国家的权力。克雷斯科敏锐地指出：“无线电报建设在国民党国家建设战略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国内无线电报是促进这个分裂国家统一的潜在工具，这种吸引力增强了它的重要性。与国际无线电报网络互连的国家无线电通信网络也可以作为促进贫困中国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样重要的是，新政权决定不允许像前几年一样，让无线电电报进一步为外国帝国主义提供掩护。朱家骅，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官员，在1933年成为交通部部长，他回忆说，国民政府在1927年掌权不久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国际无线电通信系统以维护被外国人侵犯的主权’。”（39页）这段历史表明，技术主义并非势必要与世界主义结合，与民族主义和国民党的党国建设的结合可以获得更强大的自主推动力。这是技术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必定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从第三章开始，论述的重点转向广播入华的进程与遭遇的问题。第三章的阐述重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华广播与中美关系的交集，通过探讨美国对市场准入问题的回应、美国领事关于中国广播前景的预测以及美国驻华官员对中美广播争议问题的处理，“本章展示了美国的文化偏见如何通过低估和误读国民党政府打击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决心，破坏了美国的倡议”（12页）。此期的关键问题一方面仍然是美国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漠视和文化误解，另一方面也仍然事关掌握全国政权后的国民党对待广播事业的态度：“广播——就像无线电报一样——在新政权的政策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国民党在制定他们的广播政策时，着眼于遏制帝国主义，同时建立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充满活力的中国政权。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这些政策的漠视不出所料地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感，并引发了对美资广播电台的深入思考和有效回应。”（60页）看起来，此期美国广播入华的遭遇就是前述无线电通信入华遭遇的翻版，虽然布景、道具换了，但是剧情如一。在这一章的“小结”中，作者联系到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主义外交成就的背景——“成功地夺回了对海关、邮政通信、关税、盐业垄断和大部分外国租界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长期象征”，进而论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跨文化研究议题：“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领事对中国广播的评价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技术将沿着美国的路线发展。在跨文化背景下，基于文化的假设阻碍了对技术和社会互动方式的具有见识性和思考性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美国广播的有力打击就是这种无视的后果，也使得广播成为中美关系里代表冲突而非合作的另一个例子。事实证明，美国误读了广播技术在更广泛的中国背景之下的地位，导致美国企图在中国新兴的广播市场树立强大影响力的愿望落空了。”（76页）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应该说美国人在跨国技术交往中政治目光的短浅、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理想愿景和不切实际的利益诉求等毛病一直没有治愈，似乎一直要走到某个历史的“终结”之处才能醒悟过来。
第四章论述的是美国短波电台W6XBE（1940年更名为KGEI）自1939年起2月起向在华美国侨民播放广播节目，是第一个直接向东亚传输的美国短波电台，听众是生活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美国人。很显然，W6XBE-KGEI不是为了促进跨文化交流，而是致力于在海外的美国听众加强个人的美国身份感，就如早在1931年《经济学刊》上一篇文章所吹嘘的，“广播是祖国的延伸”。由此当然可以引伸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理论，广播史学家苏珊·道格拉斯从专业角度阐释了无线电广播为何特别适合培养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意识，说明广播的整体作用“超过了报纸在精神想象力层面为国家建设方面所能做的一切”（78页）。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W6XBE-KGEI明显的美国风格，的确有破坏国际关系的风险。……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下，像W6XBE-KGEI 这样的电台作为一个独特的美国电台运行，实际上可能会通过激发对它本身的反对而产生更分裂的效果”（105页）。事实说明，在侨民对母国的文化依恋如果走向极端化的话，对于跨国文化交流并非好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显然听众没有意识到，一个更‘美国化’的W6XBE只会让他们进一步困在美国媒体营造的信息茧房”（89-90页）。当然，更严重的情况在此时还没有出现，那就是拥有强大生产力的母国媒体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而在异国极力打造针对本国侨民的信息茧房，甚至还可以“出口转内销”。
第五章关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传教士的广播活动的论述突显的是广播事业中的政治与宗教的交集关系，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值得重视。此期传教士广播的反日基调无疑突显了传教士的基督教身份和美国身份的融合，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政治与宗教价值结合的倾向。因此，到1941年美国传教士广播节目必定成为日本干扰行为的目标与受害者。但是作者也指出，一方面基督教电台从不关心政治的宗教信使向反抗日本的政治性转变的意义不容忽视，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传教运动从一开始与美国利益以及中国政府有着各种联系，后来越来越明显的政治选择只是在战争形势下的必然发展结果。
最后一章关注的是抗战期间在中国的美国广播新闻以及在日美之间发生的新闻广播冲突。在这场新闻冲突中，美国和日本都对国际新闻广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都倾向于通过各自的民族情感来解读新闻，导致广播新闻在其节目、人物和政策中都表现出美日两国在政府和个人层面上的日益增长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声称国际广播可以克服仇恨、推动国际团结显然是胡扯，然而这种论调仍然有市场。
在这一章中特别有意思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美商华美广播电台（XMHA）的新闻播音员卡罗尔·杜阿尔德·奥尔科特（Carroll Duard Alcott）的故事，他在自己的热门新闻节目中无情地严厉谴责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他因此而经历了一系列来自各种复杂背景的针对他的绑架、抢劫和暗杀，但是他绝不屈服、绝不让步，并为自己强硬的立场感到自豪。他仅仅在中国的听众就多达五十万，《密勒氏评论报》认为“他是上海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回到美国，直到1965年去世也没有回过中国。我想到的是，这位曾经穿着防弹背心、携带枪支并驾驶装甲车的美国战时播音员的经历足可以拍出一部充满好莱坞桥段的惊险剧集。
在全书最后的“总结”中，作者归纳出三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以解释美国广播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首先是“有关技术和通信的文化假设持续影响着美国在华的广播计划。这些假设包含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技术和通信的力量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暴露出一种将有关技术和技术发展的美国理念与普遍真理混为一谈的倾向”（159页）。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化假设和把技术与价值理念混在一起的信念既推动又破坏了美国在华的广播事业。其次是关于广播具有积极影响力的误导性信念阻碍了对美国广播所处环境的深入思考，因此导致不符合当时形势的美式决定和行动，最终受到同时来自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对。最后，美国人总是低估了美国广播电台的中、日竞争者，历史的事实是在1919年至1941年间发起的美国广播项目中，没有一项达到了当初预期的崇高目标（159-160页）。其实这三种“模式”归结起来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在幼稚的和脱离现实的技术主义和世界主义幻想中营造出来的跨国技术乌托邦。这里技术主义的基本涵义是指孤立地把技术视作足以促进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力量，即技术决定论（也可以称作技术乐观主义），而忽视了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制度、权力角逐、文化心理等非技术因素所具有的复杂的决定性力量。而世界主义的概念中既有美国主义的底色，同时也的确具有理想的国际主义成分，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良好意图”。但是技术跨国发展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技术主义加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在民族主义高涨与军国主义野心膨胀的复杂形势中必然要受到挫败。
克雷斯科在“导言”中也预先了强调了一个问题：“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一个相关且普遍存在的主题：美国力量和技术的应用在影响变革和实现美国海外目标的能力方面是有限的。”（13页）这是从外交史与技术研究出发的美国视角所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外交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指出，问题在于“拥有独特历史经验和观点的美国人可能会忽视世界的多样性，并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简化为熟悉的易于管理的术语”（第7页）。 因此他强调“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一个警示性的故事，讲述了人们对最新和最时尚技术的力量过于相信——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无线电一样——以至于无法克服它可能遇到的所有障碍”（11页）。在此之前克雷斯科对于受到挫败的美国模式的对立面有过很简洁的概括：“种族中心主义与自主技术决定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拥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同上）这个议题虽然没有在书中得以充分展开，但是其警示意义已经表达出来。在最后的“结语”中，克雷斯科把目光投向互联网时代，指出“对新通信和媒介技术不切实际的期望仍然充斥在美国话语中”（167页）。因此，写在最后的这段话既是对全书内容的概括，同时也是最后的警示：“美国广播电台在中国遇到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其多个主导者将通信技术误解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做出的决定忽视了现状的复杂性，并且将他们对国际通信和全球媒体的观念建构在存在问题的未来愿景之上。就这样，美国每一个起初很有前景的在华无线电项目，最终都沦为因目光短浅和由此产生误判而导致的牺牲品。”（168页）究竟什么是美国的“存在问题的未来愿景”，则只能由另一部讲述IT时代的技术主义乌托邦的警示性故事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