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只有官学。至于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私家著述因此肇兴，同时也成为先秦之文学的一大转变。战国以降，乃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于是“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由此更开出一个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其时也，诸子乃在不同的出发点上，从不同的角度自由思索，自由发表意见，激烈的互相攻讦，尤其显示了喷涌的活力，此际却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声音来宣判谁是谁非，因此只见争鸣的百家，而不见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一统之局。诸子文章的不朽魅力，其实不在于是非优劣，而正在于这样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容一切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也赐予了文学以真正的和难得的宽容。钱穆说:“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不过到了《战国策》，却又有不同。它是三代之蕴蓄的最后之暴发，而战国策士对“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蕴蓄它的母体，竟是有了颠覆与消解的一部分力量。从文学的一面来说，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它便特别显示了一种世俗的趣味。若作一个粗略的比较，那么大致可以说，《左传》是贵族的文学，《战国策》是平民的文学。前者多圣贤气，后者多游士气。
狩猎纹镜，战国，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镜制作极精，赤膊斗豹的情景，会令人想到《诗·郑风·大叔于田》中的“襢禓暴虎”，二者间的关系，亦仿佛《车攻》之于《石鼓文》，不过作为《战国策》的一个背景材料，它在这里引起的联想却是与以上两例相反的一面，即与铜镜同时之云梦竹简《游士律》，其中表现出来的对游士的严格控制，正是秦之走向统一而游士时代结束的一个信号。
活动在《左传》《国语》中的，多半是诸侯，卿士，士大夫；在《战国策》中最为活跃的，却是所谓的“穷士”。《东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其时之“穷士”，所以有了很多改变命运而不必终生为穷士的机会。他们仿佛个个是识时务的俊杰，其学不迂腐，其心无滞碍，而于人情事理、山川地势、大国小国间的矛盾和利害，无不揣摩了解得深透，怀抱了现世的利禄的目的游说人主，句句求得奏效自然是第一要义，正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揣摩中，实不能不多有文学之用心，策士的辞令，因此又特有其艳。艳者，便是丰也，色也。
有意思的是，《战国策》中，被游说的王侯公卿几乎很少例外普遍患着弱智，浑浑噩噩，懵懵懂懂，而真正能够左右大小政局的则是最有聪明才智的游侠策士。固然如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所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不过其中的许多情节其实经不起推敲，恐怕有不少是夸张渲染出来的效果。而《战国策》作为平民的文学，应该说，睥睨王侯公卿，正是它的一个格外鲜明的特色。
《魏策三》:
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鄙邑有宝璧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齐策四》: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
《秦策二》: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馀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
乃西说秦王曰:“甘茂，贤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险易尽知之。彼若以齐约韩、魏，反以谋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不如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彼来则置之槐谷，终身勿出，天下何从图秦。”秦王曰:“善。”与之上卿，以相迎之齐。
甘茂辞不往，苏秦伪谓齐王曰:“甘茂，贤人也。今秦与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赐，故不往，愿为王臣。今王何以礼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贤，得擅用强秦之众，则难图也!”齐王曰:“善。”赐之上卿，命而处之。
战国策士虽然喜欢弄出许多狡狯，但却很少虚伪，其文辞便特有一种赤裸裸的痛快淋漓，淳于髡对齐王，谭拾子说孟尝君，皆是也。甘茂乞苏代为援，而先以江上处女为喻，与其说意在委婉其声口，不如说是他的一点幽默。至于苏子所用的办法，在《战国策》中仿佛屡试不爽，《中山策》中的司马喜立阴后，轻轻巧巧玩中山王与赵王于股掌间，与此正是同样的意趣。
玉璧，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策》中援引《诗》《书》者已经很少，多的是世俗趣味的寓言和故事，有流传之作，大约也不少即兴的创造。甘茂引以为辞的江上处女的故事，或即此类。又《宋卫策》: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
作者本意在为游说者说法，道理其实平常，却是描写新妇之笔颇有生香真色，“乡曲小事”，而令人读之可喜。
表现战国策士的剑气和侠气，《战国策》中也多有好文字，如《魏策四》唐且为安陵君使于秦，如《齐策四》颜斶屈齐宣王，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士贵也，而王侯公卿不足道，特别由此中表现出来。鲁仲连解邯郸之围，辞令的佳好历来尤其为人称道，结末的一节，高情胜气，最见侠士本色:“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战国策》并不全是策士的言行，其中也收录不少有助于游说的漂亮文字。如《楚策四》: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糜，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祅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辈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此篇的出色在于挥洒铺陈。发敛抑扬，夭矫其辞，可以说开启了汉大赋的先声。当然它是立即奏效了，却恐怕并不是文字的效用，而是先有了亡地于秦的惨痛——庄辛的讽谏之意，开篇即已向楚王指明，彼时却并不见用，则襄王的振作岂是有待于庄辛的激扬文字。
《战国纵横家书》，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
《战国策》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信史，而战国风气它却表现得最为真切。章学诚说:“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文史通义·诗教上》)作为纵横家说，《战国策》也自有其源，即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诗教上》)不过就文学而论，另外一点似乎更为重要，即《战国策》以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趣味，部分消解掉了作为纵横家之本源的“道体”，所谓“变其本而加恢奇焉”，官学色彩于是大部被洗去，它因此以独特的风貌而成为先秦时期开一代风气的平民的文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而《战国策》作为书名，乃定于西汉的刘向。其校定《战国策》之后，在所作的叙录中，把成书的经过讲得很明白:“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所谓“中”，即宫廷所藏之本。刘向所校定者，便是《战国策》的祖本。不过东汉末高诱作注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不少脱略。至于北宋，不仅高注残脱已甚，即《战国策》本文也残阙很多。曾巩于是勉力为之作校补，仍分作三十三篇，只是已非刘向辑本之旧。此即今本之祖。以后，有南宋姚宏的续注本和鲍彪重新编定次序的新注本。至元，又有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的补正。清人所作，多是校刊整理的工作，而未成更为精详的笺疏。1973年，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了类似《战国策》的帛书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此外的十六章为传世之书所无。整理者把它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不过它的价值，似乎更多在于对史料的补充和纠正。
本文节选自《先秦诗文史》（扬之水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