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太平洋——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瓜岛战役亲历记》作者：(美) 斯朗, 麦克埃内里，译者: 季我努 ，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
《浴血太平洋——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瓜岛战役亲历记》（作者：斯朗?麦克埃内里，译者: 季我努 ），一部由最后的战争亲历者、海军陆战队老队员、九十多岁美国陆战队老兵吉姆?麦克埃内里口述，由曾获普利策新闻提名奖的军事历史学家比尔?斯朗执笔的珍贵回忆录。瓜达卡纳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被军史专家们称为“太平洋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其在二战中的重要程度及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作者根据战争亲历者——海军陆战队员吉姆的口述实录，把我们带回了当时的瓜岛战役的现场，用生动的叙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令人难忘的战争历史画面。本文接上一篇《转折意义的混战：美军陆战队无一伤亡，多数日本兵被刺刀干掉！》。
1月10日凌晨1点半后，沃特刚刚带人把37毫米口径野战炮布置好，日军就向陆战队第5团3营K连发动了第一次冲锋。
按照沃特的命令，陆战队员们等日军几乎冲到面前时才开火。阵地上所有的武器——步枪、手榴弹、机枪、卡宾枪和那门不可缺少的37毫米口径野战炮一起发威，日军的冲锋被打散，留下一堆尸体退了回去。
黎明到来前，日军总共发动了四次冲锋，每次都损失惨重。天亮后，海军陆战队在阵地下的斜坡上发现了超过200具日军尸体。
几个小时之后，刚刚上任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副师长莱缪尔·谢泼德将军来到3营坚守的山丘阵地，决定给这座山取一个新名字。
“我们将把它称为沃特山。”他说。
1月10日晚应该是第5团3营K连连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所在的3排和连里其他排直接面对了日军的五次冲锋，我们的连长霍尔丹上尉成了士兵们口中的传奇。
“每一次日军向我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K连的一个士兵后来对我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刀。当我们子弹都打光的时候，我看到他用刀向一个日本兵猛砍，接着把那混蛋举起来，像扔一个足球一样扔下山去。他把我们召集起来，激励我们要做好更艰巨的战斗准备。”
被摧毁之日军指挥部。1944年2月
霍尔丹身上集中了一些优秀的品质，胆色过人、军事技术出色而且天生聪慧，连队所有人都尊敬他，而且以他为连长而自豪。他绝对配得上在沃特山的激烈战斗中获得“英勇善战”银星勋章。
在医务连的时候，来自新泽西州的老朋友汤姆·奥尼尔中尉来看了我。在瓜岛时他和我一起在K连，后来调到L连。他带来的消息像一堆砖头狠狠地砸在我身上，给我内心带来的痛苦比腿带来的更厉害。
汤姆的绰号是“野马”，意思是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优秀军官的。我确信他到医院来不是浪费时间的。他沮丧地对我说：
“几天前我们失去了3位非常优秀的士兵。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的一门105毫米口径火炮打出的一发炮弹被弹回来，结果落在自己人头上，他们三个就这样死了。我想你肯定想知道他们是谁。”
汤姆说话的语气使我内心感到很不舒服。“对，我确实很想知道，”我说，“他们是谁？”
“道奇和诺姆·汤普森返回到3营指挥所拿手榴弹时被炮弹击中，”汤姆说，“他俩当场就被炸死了，其他一些家伙也受伤了，但是——”
“你说有三个人死了，”我打断了他说话，“第三个人是谁？”
汤姆不再看我。“罗·加格诺离其他人几步远，但是他被许多碎片击中，是的，他没有躲得开，麦克。”
“哦，该死的！”我说。这句话我记得已经说过许多次了。
盟军军医救护受伤的盟军士兵
我加入连队之前，道奇和诺姆就已经在K连了，他们是部队的精英。我还记得道奇驾驶一艘“希金斯”登陆艇向瓜岛冲去时的身影。艇上满载着年轻而惊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而道奇却满不在乎地高唱着歌曲。我知道，在所有班长中，汤姆是最受士兵尊敬的。
不过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罗·加格诺的死。我想朝汤姆·奥尼尔大叫，告诉他不要再开玩笑了。
罗不可能死的，我告诉自己。经历过自杀溪的残酷战斗后，怎么会被自己人的炮弹炸死？汤姆肯定是弄错了！
可惜他没有。罗死了，现实又一次令我深深地心痛。我不敢想象他的妻子和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是怎么在家里等他回来。我想如果换成我的话肯定会疯的。
1944年1月12日，我从医务连回到第5团3营K连。医生们为我的残腿创造了奇迹。当他们把绷带拿掉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和肿胀了。
我感觉此时的身体条件比当初离开墨尔本的时候好多了——疟疾至少暂时得到了控制，皮肤病得到了根治。圣灵群岛上的一切也似乎都比当初更美好了。沃特山很安全，伯根湾周边只剩下一个被命名为660高地的日军据点。到1月16日，日军的最后一次反攻被击溃，660高地也被我们占领。
美军第93步兵师之士兵在布干维尔岛追踪日军
但是我们没有欢庆。在我内心深处只有一片空虚，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排解。
返回K连后，我被临时安排顶替罗做排长。换作以前这样的升迁肯定会使我很高兴，但是那时我没有太多感觉。
这段时间陆战队里当排长的就像脖子上绑了一颗定时炸弹，通常都活不了太长时间。
连里的许多好朋友都死了，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送命。但我尽量不浪费时间和能量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脑子会被弄乱的。
我不能确定是否还会结交罗·加格诺和雷米·包尔达克那样的好朋友，我不想再体会失去他们的痛苦。我也很害怕想起童年时的布鲁克林好友查理·斯密斯。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过这也不错，至少没人告诉我他死了。
现在，我所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圣灵群岛做好分内的事情，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一切，然后平安离开。但我们那时谁也没想到，在这座号称“绿色地狱”的小岛上，我们居然要待上3个半月时间。
日军正在整体撤退，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并尽可能把他们都干掉。
我想，如果我们把他们扔在那里不管，恐怕其中大多数得自己死去。日本人的情况很糟糕。他们中有很多人患上了热带疾病，还有很多人受了伤。他们缺衣少粮，连走路都没有力气，更别提打仗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日本人的悲惨境况得到了一次又一次验证。不幸的是，卢珀图斯将军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陆战第5团三个营超过5000人接到的命令是跟着他们走，在他们将死未死时“尽可能地帮一把”。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指挥官居然不能确定该怎样走。大家先是被告知可以乘坐“希金斯”登陆艇沿岸边行进到伯根湾东边某地，上岸后尽量找到日军。但是在实施之前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定了。
取而代之的路线是沿着新不列颠北海岸的大路走。为了尽快追上撤退的日本人，K连轻装前进，没有携带机枪和迫击炮，当然更不可能有炮兵随行支援。火箭筒、M-1步枪和手榴弹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最厉害的武器了。
M1式加兰德步枪，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制式步枪
我们还得到一群当地人的帮助。他们给我们带路，还送给我们几条猎犬。不得不说，这群当地人确实有两下子，他们的猎犬也很厉害，尤其是其中一条叫多伯曼的短尾狗，我很奇怪它是怎么找到躲藏得很隐蔽的日军的。那家伙就像追一群鹌鹑，狂吠着把一群群日本人从树丛里轰出来。
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日本人想不起来向我们开枪，他们脑子里只想着逃跑。我们轻松追上去把他们干掉，多数时候只用刺刀就行了。
日本人通常都躲在路的转弯处，他们没精打采和疲惫不堪的样子常常会让我们丧失警惕，认为他们无力反击。但我们错了，我们的新排长姆斯·林克中尉为这个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尉没有经历过多少战斗，他径直走向一排弹坑，以为里面没有人。结果其中一个坑里有日军，林克就这样被他们打死了。
比尔·鲍尔施密德中尉接替林克成了我们的排长。这又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军官。在排长位置上，他们是最容易被杀掉的军官。
鲍尔施密德是一战老兵的儿子，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支“猪腿”左轮手枪，是他父亲在法国时用过的。他后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但刚接任我们排时却显得很青涩，有一次派我去执行任务差点要了我的命。
当时我们进入一个村庄，路上有不少弹坑。村民们说那些弹坑是空的，但是鲍尔施密德不太相信，我也不相信。
“嘿，麦克，”他告诉我，“去那看看，检查一下那些坑，我会掩护你的。”
我不想一个人去，但鲍尔施密德的命令必须照做。幸运的是，那些坑确实是空的，日军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过后不久，他把我叫到一边向我道歉。“对我来讲这是个很糟糕的行动，麦克，”他说，“我感到很抱歉。我使你处于险境，我不应该那样做的。我们应该只是往坑里扔一些手榴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