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朋克音乐浪潮是如何掀起的

1976年夏天,英国出奇地炎热干燥,这样的天气史无前例。5月到8月,明媚的晴空下,躲不开的废气烟雾里, 伦敦土地焦干,人们酷热难耐。一开始,报纸和电视大唱赞歌,说阳光是上天的恩惠,是滋补国家的“奎宁水”。

(英国的“诅咒”是否终于被打破?)一整个冬天,小报头版上一度全是预言不幸将至的新闻报题,令人沮丧,而太阳终于带来了季节性的慰藉。大自然发挥了它法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盖过其他一切坏消息,人们找到了依据认为情况有所改善,把罢工和纷争推到一旁不予理会。不出所料,电视节目《十点新闻》的最后一则令人振奋的信息里,“妖艳的青少年”(bright young things,又作 bright young people,最初指 20 世纪 20 年代伦敦上层社会中出现的一群社会名流。他们欣赏艺术,穿着华丽奇异,频频出入舞会派对,但  内心充满忧郁与绝望。当时的报纸将其生活称为高级波希米亚风。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曾以他们为原型创作小说《邪恶的肉身》,后被改编为电影《光彩年华》)们频频现身,他们套着哈伦裤与沙滩裤,穿着比基尼上衣,戴着太阳镜,在牛津街轻快疾走。他们沐浴在阳光里,如今只剩下阳光还能鼓舞人心。太阳如同危机之后“恬不知耻”的后记:一篇充满热带风情的轻快附录,像在说危机也可以放假。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热浪还在持续,先前那套有关厄运与灾难的神话再度占了上风,而且势头更加猛烈。很快,“奇迹”变为平常,融入日常生活。7 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人们突然改口说这不是“奇迹”,而是一种“诡异的失调”:是大英帝国衰落的最后一个可怕而未曾意料的因素。

8 月,政府宣布这波热浪是场旱灾。供水限量,庄稼歉收,海德公园的草地在灼晒下显出淡淡的黄赭色。末日将至,媒体上开始反复出现审判日的意象。人们无所顾忌地把经济、文化和自然现象混在一起讨论,程度甚于往日,到最后旱灾几乎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政府任命了一位专职部长负责抗旱,自然现象正式成为“反常现象”,于是所有古老的推断必须带点讽刺意味,以免不合常识。8 月底,最坏的预感成真了,两桩神话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起发生:过高的气温威胁着本国房屋的结构(地基正在开裂),传统上堪称种族和谐典范的诺丁山狂欢节(伦敦著名的大型嘉年华,每年8月底进行,最初是为了抗议诺丁山地区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诺丁山狂欢节以加勒比地区与非洲地区文化为主题,呼吁种族平等与世界和平)发生了暴动。

这场加勒比庆典,本应荡漾着欢快明丽的卡利普索(一种非洲—加勒比音乐风格,发源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节奏感强,采用和声唱法,在政治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音乐,人们一身异域装扮,有色人种愉快地跳舞;然而一眨眼,欢庆莫名成了一场危险集会,愤怒的黑人青年惹来警察严阵以待。英国年轻黑人们成群结队,像索韦托的黑人们(指 1976年6月16日的南非索韦托事件。当时南非种族隔离愈演愈烈,索韦托强制推行荷兰语教育,当地学生游行反对这一政策,警察开枪射击,年仅13岁的黑人孩子皮特森遭到枪击身亡)那样锐气逼人,全国电视节目都在转播他们,观众由此联想到另一幅惊悚画面:另一个大陆上也是这样“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别的国家也爆发了这样的冲突;其他地方的黑人也像这样群情激愤。简陋的垃圾桶盖本是钢鼓乐队的主要乐器(由钢鼓和钢盘组成的乐队称“钢鼓乐队”,其中钢鼓由55加仑汽油桶制作而成),象征着“狂欢节精神”、黑人的聪明才智与贫民区文化的韧性,可一旦白人警察拿它们当作救命盾牌,抵御愤怒的砖林砾雨,垃圾桶盖的意义就彻底转变,带上了更加不祥的意味。

正是在这个奇异的末日之夏,朋克摇滚轰轰烈烈地亮相音乐媒体。在伦敦,特别是西南部国王大道附近,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日渐成形,它从所有异质的青年文化中提取元素,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事实上,朋克没有确切的起源。大卫·鲍伊与华丽摇滚,美国的前朋克(雷蒙斯乐队、心碎者乐团、伊基·波普、理查德·赫尔 [Richard Hell]),20 世纪 60 年代摩登族亚文化影响下的伦敦酒吧摇滚一派(101人乐队 [the 101’ers],大猩猩乐队 [the Gorillas] 等),肯维岛20世纪40年代的复兴以及绍森德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兴奋剂乐队 [Dr Feelgood],卢· 刘易斯等),北方灵魂乐,以及雷鬼乐相交织,共同滋养了朋克。

自然,最后的混合体难免有些不稳定,这些元素始终都有可能脱离出去重归源头:华丽摇滚给朋克增添了自恋、虚无主义与性别混乱色彩;美国朋克提供了极简主义美学——例如雷蒙斯乐队的《笨蛋》(“Pinhead”) 或罪恶乐队的《我好蠢》(“I Stupid”),街头狂热和自残嗜好;北方灵魂乐(一种年轻工人阶级间名副其实的秘密亚文化,致力于杂技舞蹈与20世纪60年代的快节奏美国灵魂乐,以维根赌场等俱乐部为中心)把地下音乐的传统带入朋克,包括快速急促的节奏、独舞风格与安非他命;而雷鬼乐则给朋克摇滚笼罩上一层散发异域情调、彰显禁忌身份的危险光晕,它的良知、惊惧与酷劲也注入朋克;本土的节奏布鲁斯使北方灵魂乐的节奏更快,更显粗犷,极具选择性地挪用了早期摇滚乐遗产,摇滚得以回归本色,发展出高度成熟的偶像破坏主义和英国特色。

这多种音乐传统表面互不相容,却在地下朋克中神奇地联手,乐手们都打扮得不拘一格,在视觉上也成功再现了某种杂音效果。一整套行头的各件单品被安全别针“安全地别在一起”,造就了盛名在外且相当上镜的朋克现象。不出所料,1977 年,朋克现象为各路小报提供了轰动一时的素材,同时,也因精心破坏了社会符码,登上严肃大报和高级期刊。朋克用“切割重组”(cut up)的形式回顾了战后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整体服装史,把年代完全不同的服装元素组合在一起。飞机头与皮夹克,麂皮厚底鞋(brothel creepers,原文直译为“妓院爬行者”,指“二战”时期的麂皮靴,厚底,在北非沙漠战场中比较耐磨。战后有军人穿着厚底麂皮靴出入伦敦的声色场所,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妓院爬行者”)与尖头鞋,橡胶底帆布鞋(plimsoll,最初是航海术语,即“吃水线”。水一旦没过橡胶底,帆布鞋就会湿,所以“plimsoll”后来代指橡胶底帆布鞋的鞋底高度)与轻型雨衣(paka macs,摩登族的短发与光头党的背带裤,紧身裤与亮色袜子,伊顿公学服(bum freezers,英国俚语。最早指伊顿公学的着装,即及腰、V 领、开襟。后泛指短夹克)与重型钢靴(bovver boots,一种重型长筒靴,材质坚硬。“bovver”是俚语,指“麻烦”,后来60年代光头党和流氓穿这种靴子斗殴,“bovver”也有了“街头打群架”的含义),这些乱糟糟的物件之所以能“各得其所”而又“不合时宜”,全靠夸张的黏合剂——安全别针与塑料衣钉,以及可怕且迷人的缚带与绳索。朋克风格是战后所有主要亚文化的扭曲映射,因而尤其适合作为研究战后亚文化的起点。不过,我们必须先理出这些亚文化的先后顺序,才能阐释它们的意义。

朋克这个“反常”的融合体似乎就该赶上这诡谲的夏天,在伦敦街头一炮而红。当时正值天启说流行,朋克的修辞也全是天启论调,老一套危机与突变的意象。事实上,就连朋克的神显也糅杂着不同传统,雷鬼与摇滚两种迥异的语言别扭而不安分地交汇了。顶着鸡窝头的朋克青年渐渐聚在国王路的一角,混迹在那家名为“性”的时装店(“西太后”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与后来性手枪乐队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合开的时装店,位于国王路430号),这个街区有个十分贴切的名字——“世界尽头”;大卫·鲍伊的《钻石狗》(“Diamond Dog”)风靡一时;“究极变异形态的类人”(super-alienated humanoid)大受欢迎,并不知怎的撞上了雷鬼的“审判日”,与雷鬼乐推翻 “巴比伦”和终结异化的理想不谋而合。

这便是朋克独有的第一个矛盾性:虽然它表面上融合了各种末日启示,但这些启示在源头上却是相互对立的。大卫·鲍伊和纽约的朋克乐队从诸多公认的“艺术”流派(例如先锋文学派和地下电影)中汲取资源,发展出一种自觉亵神的终极美学。美国朋克、前艺术系学生帕蒂·史密斯声称自己开创了一种新型诗歌流派——“摇滚诗歌”,她在表演中朗诵兰波与威廉·巴勒斯的诗歌。鲍伊也受巴勒斯影响,借鉴他著名的将随机并置的片段切割重组的写作技巧,来“创作”歌词。理查德·赫尔借鉴了洛特雷阿蒙和于斯曼的著作。至于英国朋克乐队,成员则一般是更年轻、更具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很多人对文学一无所知,但不管怎样,文学传统也牢牢嵌入了英国的朋克美学之中,尽管不太明显。受美国的安迪·沃霍尔和韦恩·康提,以及英国艺术学校的校园乐队(例如谁人乐队和冲撞乐队)的影响,英国朋克音乐也与地下电影和前卫艺术建立了联系。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趋势逐渐发展成熟,汇成一股虚无主义美学。在对摇滚文化感兴趣的人群中,这种美学连同其特有的关注焦点(多样且故意反传统的性行为、极端个人主义、破碎的自我意识,等等)引发了诸多争议。从电影《迷幻演出》中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英国摇滚乐手,滚石乐团创始成员之一,1962 年开始担任乐团主唱至今,也曾作为演员、制片人和作曲人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到“瘦白公爵”鲍伊, “沉醉在自己的歌剧中的”花花公子的幽灵在摇滚乐中挥之不去,用伊恩·泰勒和戴夫·沃尔的话来说,(摇滚乐)是青年异化的反噬过程,朋克乐则是这种反噬的最新阶段。异化几乎成为朋克肉眼可见的特性,仿佛可以被握在手中。在相机面前,朋克是“空无”,他们面无表情(任何朋克团体的照片都是如此),一言不发,也拒绝摆造型。朋克的唯我论、神经官能症和扮装癖都源于摇滚乐。但几乎在摇滚乐的每次转向中,亵神美学都会遭到另一种音乐形式的义愤抵制,这种音乐形式便是雷鬼乐。雷鬼乐是朋克多样影响来源的另一极。早在 1977 年,“性与反叛者”时装店的知名朋克店员乔丹就在当年5月7日的《新音乐快递》上明确表态:比起“新浪潮”,自己更爱雷鬼乐,“只有这一种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即乔丹与约翰尼·罗滕)会跟着跳舞”。虽然罗滕一直说朋克和雷鬼是两种相对独立的音乐类型,但在1977年的一系列采访中他却对艰涩的雷鬼乐如数家珍。在朋克团体中,冲撞乐队最明显受到雷鬼的影响,他们不仅汲取了雷鬼音乐资源,还借鉴了牙买加黑人街头风格的视觉符号。很多团员在不同时期会穿上印着加勒比传奇的“DUB”和“HEAVY MANNERS”(牙买加雷鬼音乐制作人 Prince Far I 的一首歌)字样的卡其色战斗服、修身“工装”长裤、黑色粗皮鞋和“一脚蹬”,甚至戴上猪肉馅饼帽(因帽冠跟馅饼形似而得名的绅士帽)。在丝网印刷的诺丁山骚乱舞台背景下,冲撞乐队演奏了《白色暴乱》(“White Riot”),这首歌的灵感便是 1976 年诺丁山狂欢节。后来他们与一支雷鬼迪斯科乐队一起巡演,这支乐队的管理人唐·莱茨是一位黑人拉斯塔法里DJ,他在位于科芬园(Covent Garden)的罗克西夜店

(Roxy Club)工作时,拍摄了纪录片《朋克》。

本文节选自《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英]迪克·赫伯迪格著,修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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