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零工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范围出现。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常年研究“朝不保夕的人”（precariat，也译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岌岌可危阶级”、“危难工人”、“危产阶级”、“流众”等，是劳工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于2011年首次出版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著作《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该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学界对“precariat”概念的争论，但斯坦丁在2011年就概述的现象和趋势，至今仍能带来启示。在西方世界，当劳动力弹性机制被极大地鼓励和引导，政府和企业为创造就业岗位、释放经济潜能而兴奋的同时，却选择性无视了劳动者社会收入下降、社会福利缺失的现实。这一趋势如不加以干预，会让这一庞大的群体滑向民粹主义的深渊，并助推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斯坦丁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他认为“社会和我们所有人的韧性，将始终取决于社会中最弱势和最缺乏安全感的群体。”2017年他出版了《基本收入》（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一书，专门阐述“无条件基本收入”如何可行。
本文摘自该书2021年中文版《朝不保夕的人》，斯坦丁撰写了长达上万字的新版序言。
《朝不保夕的人》，【英】盖伊·斯坦丁 著，徐偲骕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3年4月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数百万人在不稳定、不安全的（有偿）劳动和（无偿）工作中挣扎，他们缺乏职业认同，丧失公民权利，靠着微薄且忽多忽少的货币工资过活。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无论上班与否，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剥削。
朝不保夕群体在全球各个角落壮大。据粗略估计，2011年，在很多国家，大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别集中在年轻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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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间接劳动激增，这反映在几个相关趋势中。“礼宾经济”（concierge economy）异军突起，和这个镀金时代很是相称。在线个人服务应用程序就是自动化的劳务中介，从人们的收入中抽取相当数额的佣金。“任务处理”的另一种形式“云劳动”（cloud labour）也在大幅增加，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率先推出这项服务，起先是发包一些微任务，比如为视频做标注，现已扩展到项目制的远程工作了。另外，“随时待命”的用工方式也多了起来，比如，很多劳动者和雇主签订的是“随叫随到”（on-call）或“零工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就耗尽了那些等待就业者的时间和希望。
在线劳动力的增长和全球化以及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的另一独特特征相伴而生，这个特征就是不需要跨境流动的劳动力输出。这一趋势将在疫情大萧条时期加速发展。毕竟，如果人们的劳动力需求可以得到“远程满足”，那么“劳动者”或“任务执行者”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几乎不重要了，只要他们能够高效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必然和发达国家构成竞争，给发达国家国内“在线”朝不保夕者的工资水平带来下行压力。实际上，一个发达国家真实的国内劳动力供给，往往要比统计出来的规模大得多。
不过，相比劳动身份更能辨识朝不保夕者的恰恰是他们缺乏一套职业认同或关于自身的叙事。对很多朝不保夕者来讲，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
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定期在150个国家进行“全球职场状况”调查。2019年，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15%的在职员工感到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40%。英国的另一项调查发现，37%有固定工作的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大多数朝不保夕者都缺乏职业安全。评论家们很少讨论雇佣安全和岗位安全的区别，经常将它们当成同义词混用。岗位安全其实是从一种信念中而来，即某人能够通过工作来发展自己。也许你拥有雇佣安全，但若手头的工作让你感到前路迷茫，那么这种雇佣安全也于事无补。
朝不保夕者的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规教育，但要从事的工作却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经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它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异化感。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那些需要中高学历的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将来要被迫接受比较低阶的工作，任凭自己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而，大量必须要做的工作都是无偿的。比如为了找工作，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四处寻觅、撰写简历、通勤奔波、拓展人脉），还要为国家工作（填写表格、排长队），从事“为社会再生产而做的工作”（比如照料工作），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在统计数据和政治辞令中都被忽视。以前的无产阶级通过在工作场所劳动获得报酬，而如今的朝不保夕者必须在工作场所和有偿劳动时间之外做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朝不保夕者的分配关系，或者说收入来源，高度依赖于货币工资。从19世纪初开始，无产阶级获得的报酬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是非工资福利。起初，雇主和国家设计了这些福利制度，目的是实现雇佣关系的稳定，消解工人的反抗——他们一直在抵抗自身的“无产阶级化”，希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后来，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会的介入将福利制度变成了一个“雇佣安全”议题。不过，本书认为，试图让劳动力“去商品化”，这意味着薪酬体系中工人的货币工资缩水了，更多收入来自非工资形式。
朝不保夕者几乎没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比如带薪假期，带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缴纳的、可以在将来领取的养老金。这个群体必须依赖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社会要求他们做的无偿工作比有偿劳动多得多，这就是在“剥削”他们。这个词是精确的。至少在工业时代，工厂应该根据劳动时间支付工资，这是规矩，工人打卡上下班，一旦离开工作场所，就不存在无偿劳动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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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性”（precarity）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通过祈祷获得”。这就揭示了朝不保夕者第三个维度的本质：与国家的关系。朝不保夕者都是乞求者，他们大概也有这种感觉。由于缺乏基本权利，他们只能依靠亲戚、朋友、官僚、房东、雇主和其他人随意施舍一点小恩小惠来维持生计。
疫情大萧条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这导致朝不保夕群体的生活水平呈螺旋式下降，尤其在大部分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这一群体的比例高得惊人。面对日益严重的封锁，包括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推出了代价高昂的工资补贴方案，为白领领薪阶级“保留工作机会”，对朝不保夕群体几乎不闻不问，让富豪阶级继续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的“强制休假”或是“保留工作机会”这类补贴方案，就是试图防止因封锁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方案是明显的倒退，陷朝不保夕群体于不利，并在诸多方面加剧了不平等。这就是赢家通吃、输者湮灭的游戏。
与其补贴高收入群体，还不如向低收入群体投入更多资金，后者会给经济复苏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
英国的方案尤其有悖常理。政府每月向中高收入群体发放最高可达2500英镑的补贴，但有一个条件：从事有偿工作的人不能领取。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只向低收入群体（疫情之前月收入为800英镑的人）发放640英镑。很明显，假如你现在债台高筑，再损失20%的收入，可比损失20%用来存款的钱要更加危急。就像预测的那样，在这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欺诈率很高，近2/3的受益人继续从事着有偿劳动，只不过是以居家办公的形式。
而那些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往往收入更高。“保留工作机会”或“强制休假”的方案其实基于一种假设，即人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回归到疫情之前的样子。但我们有理由确信，很多工作不会再有了。很多低收入岗位将被自动化、外包或直接砍掉。而且，就算在正常的年份里，企业的人员流动率也很高。因此，支持所有企业就等同于支持“僵尸企业”中的许多“僵尸岗位”，这些岗位虽然早就岌岌可危，但却能靠补贴维持下去。据估计，在欧洲，参加就业保障计划的员工里，有1/5的人来自酒店服务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在疫情过后将继续苟延残喘。在英国，还有250万个这样的工作岗位。
当地时间2023年5月1日，英国民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疫情大萧条本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除非对朝不保夕者的需求和愿望给予更多重视，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未来的危机。但是，各国政府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愤怒（anger）正在潜滋暗长。朝不保夕者所经历的愤怒、焦虑 （anxiety）、异化（alienation）和失范（anomie），与另外两项运动也有联系：一项是反对阶级种族主义的正当抗议，口号是著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项是“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领导的预防生态衰退的行动。可见，“食利者资本主义”造成的极端结构性不平等制造了多重裂痕。
新冠疫情是21世纪的第六次病毒大流行。在全球化时代，还发生了大约500次金融危机。这些系统性冲击凸显了21世纪不安全感的特征——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
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在他关于福利问题的划时代报告中写道：“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就在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说服政策制定者，在工业经济中，政府可以动用经济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那时候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意料之外的风险，比如生病、失业、遇到事故或是怀孕，这些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针对以上风险，政府可以根据缴费率和给付率，设计出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但在全球“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安全感的主要形式变成了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未知的未知”，即某人无法计算出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更谈不上应对和从中恢复过来了。人们都不知道何时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也无法为未知的事情做好准备。
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感到焦虑和弱势，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特别是对朝不保夕者而言，这些情绪更为强烈。因此，问题就变成了：面对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增强韧性？答案在于提供事前社会保障，而不是贝弗里奇蓝图中的事后方案。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全职的、在固定工作场所上班的工业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类工作岗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将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贡献挂钩的做法是武断的。现在的情形表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本收入制度。
将劳动力完全商品化
劳工主义者宣称“劳动力不是商品”，我反倒认为，应该将劳动力完全商品化，保证适当的激励措施吸引人们劳动，而不是在强迫人们就业的同时降低他们的工资，并让他们拉低其他工人的工资。如果真有工作职缺，但又没人来填补，就应该让工资自然上涨，直到雇主觉得这些岗位不值这么高的价钱，或者能够支付足额的工资吸引人来报名入职。
政府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一视同仁，用同一套干预规则来处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要完全商品化，价格就必须透明，并完全被货币化。这就意味着要逐步淘汰那些华而不实的企业福利，将它们转化为可以通过市场选择决定购买的福利。至于组织内的社会团结原则则可以单独处理。
非货币福利是造成不平等现状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会拖累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这些福利都流向了高阶白领领薪阶级和少数特权核心员工，朝不保夕者就不要指望能分到了。为了促进市场化，这部分福利应以高于货币收入的税率征税；但目前这部分福利往往成了企业的避税手段。
薪资体系和劳动者的技能投入、勤奋程度以及时间分配之间的关系应该透明化。相关研究表明，劳动者更喜欢雇主按时薪计价结算工资，因为这种方式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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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诉求：就业应当被当成一种用商业交易获取收入的工具。有些人说就业是“快乐的源泉”，为了自己的长远幸福，那些不愿参与这种乐趣的人应该被强迫享受工作的乐趣。在我看来，这些人应该少管闲事。对大多数朝不保夕者而言，就业并非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告诉他们就业会带来快乐，基本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所有工作都是“因事设岗”，肯定有人想要请人帮忙做某些事（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就让它彻底商品化吧！如果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定律，它就应该适用于所有商品。
职业自由
朝不保夕者希望发展出一种职业意识，将各种形式的工作和劳动融合起来，以促进个人发展，提高生活满足感。如今，社会对劳动和就业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迫使我们只能在千头万绪的处境中挤出时间从事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无暇休闲，只剩玩乐。第三产业社会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时间。
社会告诉我们，不要仅把就业当成获取收入的工具，它还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但是除了就业，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工作更让人满足，也更具有社会价值。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每个人都要有份职业，并且让职业定义我们的身份，那么在职员工就会倍感压力，一旦失业，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切身可感的社会价值、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
我们甚至都吃不太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依靠增加工作机会。已有证据显示，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靠就业，甚至有些国家的就业正在萎缩，经济却还在增长。人为创造就业机会，以此拉动经济上行，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毕竟，就业和劳动往往伴随着资源的使用和消耗，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反而往往能够再生产并保有资源。
要让陷入就业魔咒的社会转型，我们必须加强人们的工作权，其方法就是为人们从事不属于劳动的工作创造便利，确保机会均等。虽然如今人们对这类工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有钱有闲的富人还是最有能力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这是一种隐蔽的不平等，那些具有优势的人最容易积累额外的优势。
在美国，2008年后的经济衰退促进了不属于劳动的工作的发展。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讽刺之处。比如，在美国，上万人每天登录清洁义工组织Volunteernyc.org，某种程度上，这回应了前总统奥巴马呼吁更多人参与公共服务，让美国的社区精神重新复苏的召唤。对此我们也喜闻乐见。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党派提出方案来为这种工作提供诱因或机会。
人们跃跃欲试，说明大家其实都希望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有时候，失业反而让人重获自由。在此，成为朝不保夕者也是一件令人喜忧参半的事情。正如阿伦特（1958）所担心的那样，被一份工作捆住手脚，为就业而就业的社会是地狱。人和工作应该是有机的归属关系，如今却变得僵死、了无生气。
但丧失经济安全也不是一件好事，朝不保夕者并非不愿做志愿者或其他社会工作，他们的债务和不稳定境况阻止了他们。
人们踊跃参加志愿服务的现象证明，几十年来，如果不是社会一直教导我们“工作等于就业”，我们本来就很渴望做一些自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波兰尼（[1944]2001）和阿伦特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都无法影响政策制定。商品化让波兰尼感到失望，为就业而就业的上班主义（jobholderism）让阿伦特感到失望，但两人都没有想出办法来建设一个工作与休闲并存的社会。随着全球化日益陷入危机，我们有机会向前推进了。
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兴起，有些机构的名字就很让人振奋，比如，“关怀纽约”（New York Cares）、“大哥哥，大姐姐”（Big Brothers, Big Sisters）、“主力基金会”（Taproot Foundation），等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在自己的工作上无法发挥才能和抱负，却在这些领域为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找到了用武之地。纽约还有一家叫作“财务诊所”（Financial Clinic）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安排专家帮助低收入劳动者理财。这些机构里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本来也有可能沦为朝不保夕者。
政府也开始有所作为。很多组织蓬勃成长，比如，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志愿者要在这里服务一年；“授业美国”（Teach for America），他们把大学毕业生派往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支教；还有Volunteernyc.org，纽约市的公共服务网站。截至2009年中，美国非营利组织已有940万名员工和470万名全职志愿者。企业也批准参加志愿服务的员工请假。这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但肯定也会产生替代效应。比如，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就有1万名律师被解雇，很多人都被引导去公共利益团体为公共利益服务，但是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
200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德华·肯尼迪为美国服务法案》（Edward Kennedy Service America Act），大幅修正1993年就出台的全国公共服务计划。美国志愿者规模因而翻了三番，次年有700万人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这个法案设立了“安可计划”（encore fellowships），让美国老年人迎来“事业第二春”，鼓励他们在教育、卫生保健和非营利组织管理领域发挥余热。代表50岁以上美国人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于2009年1月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近3/4的老年人希望将时间投入社会工作，而不是拿来赚钱。
除了志愿服务，还有很多形式的邻里互助和照料工作的计划。现代社会，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们花在关心亲人、朋友和社区上的时间太少，在需要帮助时也得不到足够帮助。我们应该把这些照料活动都叫“工作”，将它们刻到我们的职业意识里。
总而言之，要达成职业自由，朝不保夕者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机会承担更多元的工作和劳动，建立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认同。政府应该明确，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在道德或经济上比其他劳动更优越。
基本收入
很多朝不保夕者的示威游行，如今都会打着以下这个旗号，而且它历史悠久，得到不少著名人士的拥护。它还有很多名称，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是“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其他名称还包括：“公民津贴”（citizen's grant）、“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社会团结津贴”（solidarity grant）和“全民津贴”（demogrant）。我们还是用它最知名的名称来称呼它，但考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讨论的两个理想目标，也会提出另一种变体。
《基本收入》书封
基本收入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或社区内的每位合法居民，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每月都应该获得一笔适当数额的收入。每个人都有一张银行取款卡，可以按月支取基本生活所需的金钱并根据自己需要随意花销，像残障人士这类有特殊需求的人还可以申请更多的钱。在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个想法看起来没有那么激进，整合许多既有的转移支付方案，取代那些复杂难懂、随意制定且武断的附带条件的福利方案即可。
这种基本收入将会支付给每一个人，而不是给“家族”或“家庭”，后者的组成人数较多，容易引起各种争议。从实际操作上来讲，这部分钱是普惠所有合法居民的，移民会经历一个等待期。收入以现金形式发放，允许领到的人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而不是以家长主义的方式那样，只发放食品券或其他预先购买好的物品。基本收入必须促进人们的“自由选择”，而不能变成某种“助推”。它必须是不受侵犯的权利，除非某人不再是合法居民或因犯罪而被法律明文剥夺这项权利，否则基本收入不能被国家夺走。
此外，基本收入也应该是定期支付的一笔小额现金，而不是像英国儿童信托基金推行的“小面额债券”（baby bond）或“利害关系人津贴”（stakeholder grant）一样一次性支付大量现金，否则可能引发“意志力薄弱”（weakness-of-will）等问题（Wright, 2006）。
这笔收入不会以人们的行为作为领取门槛。应由法律、法院和正当的程序来处理人们的不当行为，而这不该和政府提供基本安全的政策混为一谈。一旦混为一谈，政策就无法提供安全和正义。理论上，现金支付可以解放人们，它提供了经济安全，使人们可以选择如何生活和如何发展自己的能力。贫困让人无法吃饱穿暖，无处安居，意味着失去自由。发放补贴时限定一些条件，无论是要求领取者满足某些行为，还是指定他们只能购买某些物品，都是在限制自由行动。一旦接受这种做法，我们还有什么办法阻止政策制定者的得寸进尺？政策制定者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对低收入、低学历者是最好的。那些支持在补贴中增加附带条件的人则会提出更多条件，严格管控补贴的实施方式，直到这些条件变得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基本收入不该朝这个方向发展。
基本收入和人们总是拿来与之比较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不太一样，基本收入不会制造“贫困陷阱”。领取负所得税的人一旦收入增加就会丧失补贴，这样反而抑制了人们参加劳动的热情。无论某人从劳动中获得多少收入，他都可以继续领取基本收入，婚姻和家庭状况也不会影响到这笔钱的支付。全部所得收入都要按标准税率征税。如果国家想要限制富人获得的基本收入金额，可以提高所得税税率将这部分钱收回来。
针对基本收入的反对意见当然很多，并已得到广泛的讨论，1986年国际社会还成立了一个跨国协同机制，专门促进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该组织起初被称为“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 BIEN），后来，在 2004年的巴塞罗那大会上更名为“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来更好地适应越来越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欧洲以外其他国家成员加入的情况。到2010年，它已经在巴西、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和美国以及欧洲等许多地方建立了蓬勃发展的全国性网络。
反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主要论据是，这项方案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导致通货膨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会被民粹政客利用，变成一种对劳动者征税、反过来鼓励懒惰的“施舍”。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的文献和其他学术著作中得到了回答。不过，考虑到基本收入能够助力朝不保夕者掌握关键资产，而且支付方式也对朝不保夕者有利，本书也将回应其中的某些批评。
哲学上，基本收入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红利”，也就是某种对过去投资的回报。那些批评基本收入是无偿支出的人，往往自己就坐拥了无须代价的资源，继承了或多或少的遗产。这让我想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2005）在他 1795年写的《土地正义》（Agrarian Justice）中提出的观点。任何社会中，富人的好运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前辈以及其他不太富裕的前辈们的努力。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收入，用来发展自己的才能，那就相当于享受了前人努力和好运的红利。朝不保夕者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都有权获得这种红利。
要建设基本收入制度，理想的做法是把现有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整合起来。2010年，英国开始朝着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基本收入发展。联合政府想要彻底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它们发现上届政府创建的多达51项福利系统各自具有不同的申领标准，让人头晕目眩，且充斥着与贫困和“失业陷阱”相关的道德风险。
本来，把国家福利整合为通用工作福利和通用生活福利，就可以推动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整合，随着劳动收入的增加，这也能促进国民有序减少对福利的依赖。这种整合可以为基本收入的出现奠定基础。遗憾的是，英国信奉天主教的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被成功说服补贴申请人必须劳动，让基本收入变成了工作福利制度，并将这类工作交给商业机构来代理。不过，这种整合让我们朝着重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迈出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