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为避日人追捕，于7月21日只身离北平，先应傅作义邀请去绥远布置通俗读物社的工作，继而南返家乡苏州。在动荡的抗战岁月中，顾颉刚与家人聚少离多，其间他致家人的书信绝大部分已无存，而殷履安致顾颉刚的信却得以幸存。
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一书中，收录了顾颉刚、殷履安夫妇1932年淞沪抗战以及1937—1943年全面抗战期间的往还家书。整理者顾潮在“前言”中说明：“在此期间父亲致殷氏母亲的信已收入《顾颉刚全集》，此次将母亲的复信编入《家书》，可以将当年的情况更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今日为顾颉刚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澎湃新闻特此刊发顾潮根据“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所撰写的文章。不幸的是，顾潮于2023年3月27日在北京不幸逝世，此文的首次刊发也是对顾潮女士的悼念。原文标题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读抗战期间的家信有感”，现标题和文中数字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因原文篇幅较长，编者按照书信日期分为三篇，此为上篇，涉及1937年顾颉刚、殷履安家书。
一
1930年代我的父亲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及北平研究院任职，又创办禹贡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由于通俗读物宣传抗日，久为日人所忌惮。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被日人列入欲捕者名单，只得告别家人，于7月21日离北平，先应傅作义邀请去绥远布置通俗读物社的工作，继而南返家乡苏州。依父亲当时安排，家属“暂留北平，如予必不能回平，再全家南迁”（日记是年7月21日）。此后父亲致家人的书信已无存，而殷氏母亲（殷履安）致父亲的书信却得以保存至今，给后人留下了抗战期间珍贵的史料，其中不仅涉及国难当头时母亲如何关心维护父亲、支撑全家生活，也涉及当时父亲和学界同人如何在战火中辗转奔波、艰难谋生。第一通信写于1937年7月23日，母亲托通俗读物社李一非带至绥远，那时她全未料到以后时局的恶化，嘱父亲回苏州后，“乾虾子本托九婶母焙了三元，如再有得买，拟再焙三元，届时时局平定，你可带来。”她或许以为形势会如五年前一二八事变那样，当时父亲阻滞在杭四个多月，待时局平定后返北平。
顾颉刚，1936年于北平
第二通信写于8月31日，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母亲不免焦急：“接到你在苏发来一电后，至今没有接到一封信，真使我们牵记。你在苏呢？在申呢？在宁呢？据我们推测，十二号是先姑三周年，十三号上海战事就发生了，你决不会离苏的，你信一定写的，就是走得慢，一封平信苏平要一月多，够人焦急呢！”8月12日是父亲的继母逝世三周年，苏州家中有祭祀之事。
此时北平气氛沉闷，母亲告：“此间一月来不好不坏，依旧如是，令人捉摸不出，不过人人觉得闷得很。北大等校都不开门”。
母亲谈到禹贡学会：“学会现将结束，把所有的钱除去开支，再剩一百多元，交李书春取去，只用一个佣人看门，余外给了一二个月薪水都辞了。这也是好的，否则既不能办下去，敷衍终是不可长久的，就是欠了李君一笔债，将来如何办法呢？校印所在此局面中恐也难维持下去的。”《禹贡半月刊》、边疆丛书等书刊在燕大校印所印刷，欠其一笔印刷费，该所负责人李书春常来索欠款，母亲为此发愁。
她又谈到“我们在此有了燕大薪水，生活可以无妨，据校务长说无论如何学一定要开的，至多再要维持一年再说。”“童先生不日将行，因有船可以通烟台，转济南回安徽。他现住学会，因我们新居住不下。”童书业（丕绳）先生是父亲私人聘请的研究助理，父亲离北平后他即失去经济来源，不得不回家乡。此时，家人为节省房租，刚从西皇城根五号迁往黄化门内簾子库甲十三号，该处房屋较小，童先生遂暂住小红罗厂禹贡学会院内。
二
9月7日母亲连写两信，因父亲到苏后母亲一直未接来信，她甚为着急，午间刚寄一信，晚间接父亲航空信，遂又复一信。母亲谈到童先生情况：“童先生以在此无法维持生活，已于二号离平，但到津后给我一信，说十天内恐怕也买不到船票，只得在津等候。好在临行前父亲写一封介绍信给周尊元，他已找得。他在津熟人多，终能替他买得一张。”周尊元是父亲的表弟，在天津任职，祖父托其帮童先生买船票。
母亲又谈到禹贡学会：“学会已结束，由冯先生搬家眷住在吴志顺屋子内，赵先生仍住在原处，外面就用一个听差看门，钱除了开销外，再余一百多元，由李书春取去。不过冯先生手头还存六百多，为李书春所不知的，一知他就要取去了。冯先生的意思，这一点儿钱要留在后来有用时用的。但是欠李书春三千多元，现在无法了结，将来怎么办呢？你究竟是一个穷人呢。”“一部汽车四百元，我还舍不得卖，如李先生要，我定要六百元作抵欠债，你以为如何？望来信告我，以便定夺卖否。”吴志顺为学会绘图员，是时因工作结束已离开。冯先生即冯世五，学会事务员；赵先生即赵贞信，学会会员，他们住在学会院内。一年前父亲因工作需要城内与城外两边奔波，遂买一辆旧汽车以便每日往来，是时母亲欲将此车抵债。
她还谈到：“陈槃的稿子，我于七月廿八号由双挂号寄宁，不知他已收到否？”此稿应为《左氏春秋义例辨》，陈先生请父亲为之作序，父亲终未能作成。
顾颉刚，1937年3月于禹贡学会办公室
三
9月10日信，母亲告：“今天下午又接到你廿八号信，欣悉一切。又十九号的航快信于前天亦收到，你以后写信就寄平信好了，因根本没有航空快信，亦不比平信快。现在的信来的日子很不一定，有的一月多，有的十天多，似乎这几天比从前快一点了。”当时航快信竟费时两旬多，比平信还慢。
“此间日来情形依旧沉闷，店铺虽照常开门，但生意寥寥，鱼肉比较略贵一些，蔬菜甚贱，米面亦不感缺乏。有几处城门仍紧闭，城外比城内秩序差一点。起潜叔有一个月没有进城了，我也未去过一次，燕京虽已天通车三次，但人人心里终觉得害怕。”起潜（廷龙）公是时在燕大图书馆任职，一家人仍住成府蒋家胡同三号父亲原来的寓所。
“徐先生已于上星期赴西安，到天津站皮箧不翼而飞，行李被人领去，钱也丢了。胡师母于上月十一日到津（胡家房已退租，书籍装了木箱各处寄存），遗失手提箱一只，内中均是重要的东西，还有现钞六百元，他现与江氏夫妇租屋在天津，听说至今尚未南下。在此乱离之时，真是使人走止两难。”徐先生即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徐炳昶，欲将该研究所迁往西安。胡师母即胡适夫人，江氏应为江泽涵。当时天津的乱象可见一斑。
父亲初抵苏时，拟在家读书，欲将北平若干藏书装箱寄回，母亲复道：“书箱现在决不付运，因火车拥挤，旅行社也不肯收的。就是个人到津，行李也不能多带，童先生仅带一衣包，铺盖也没有带，到今天未接到他信，不知已买着船票否？”童先生所携衣包内有其搜集的《古史辨》第七册稿件，“路上颇受惊慌”（见母亲10月14日信），正如父亲为该册所拟序稿言“丕绳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几以身殉”，何其艰难！
父母与钱穆（宾四）夫妇交往密切，钱先生是时在北大任教，父亲担心北大停课将影响他一家生活，欲请其代燕大课。母亲告：“北大薪八月份教授仅发一百元，讲师没有；九月份就不发了。钱先生该有些积蓄，可以无碍；至于代课事不必去接洽，因燕大离校的教员很多，不只是你一人，现在差不多均未回来。”
父亲亦担心自己家人的生活开销，欲寄钱给母亲（祖父不过问父亲的家用，因父亲自大学毕业后一直未用过祖父的钱，此时母亲自然也不会请求祖父津贴），母亲宽慰他道：“薪水系多数事，终有办法出来，或能取半薪以维在平家眷，也未可知。倘然不发，我还有一些钱可以维持，不必由苏寄来至要。现在房租减省一半，汽车夫又辞去，一个月有一百三四十元就够了，请你勿急。”
祖父上年来北平养老时，将多年积蓄之款带来存入银行定期，此时为应对日后局势，又不惜重利以定期单向银行抵借若干寄给父亲存苏州银行。母亲上通信谈到“父亲寄出的款，系以定期单向银行借的，月息一分，恐怕将来发生问题，所以不惜重利去抵借的。此款最好分存几处，则支取较易。”不料此通信又说：“汇于交行的钱已于前日退回，倒白化利息一月，大约系大数目之故。我汇的钱悉已收到，谅数小，可暂存活期，由你支用。请又曾兄至观前去问问，究竟寄到交行否？为什么退还？”张又曾是父亲表弟，一直居苏州顾宅，关照顾家事务。
关于通俗读物社，母亲告：“李仲九有电转平，嘱王之礼去绥，已于前日动身。此间事均已结束，房子也退了，事先有此机会真是幸事，否则也得关门了。”李仲九即李一非，王之礼应是王日蔚（守真），他们主持该社工作。在七七事变之前半年，该社已在绥远设立分社，此时遂迁移彼处。
四
9月17日信，母亲告七七事变后首次去成府与起潜公见面情形：“我自事变以后还没有到过成府，今天去，虽没有什么，但终觉得麻烦。”“龙叔以学校四周不靖，……不免胆小，想住在校内，……恐蒋家胡同要退租了，搬入小一些的院落。所有我们的家具和书籍，学校好放放学校，不好放另想法子。此次事幸有他，否则我真无法处置了。”多亏起潜公相助，他与父亲的燕大助理侯仁之商议，请燕大总务处蔡一谔设法，得以将父亲在成府寓所的书物妥善安置，该寓所9月底退租。
母亲又告：“燕校已于十五号开学，学生仅三百多人，所以我们的薪水要发生问题了，听说九月可取全月，十、十一、十二取一半，一月就没有了。但我意也满足，较北大好得多了。”
《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顾潮整理
五
9月25日信，母亲谈到起潜公对冯世五所存禹贡学会款的处置意见：“现小红罗厂……所有开销已结束，每月仅听差工十元。在冯处的钱你说要还李君吗？龙叔说现在只得等待一下再说，因你不在燕大，恐冯之位置不稳，那么他失了业，只得帮他一些忙；因我们一离平，有许多事要托他照料，所以他处钱尚未向他取出。”起潜公是学会的候补监事，对学会事多有关照。此通信并告汽车已开到燕大：“但是欠李君的钱如何处置呢？汽车卖去仅值四百元，我宁愿抵给李君，作价六百元，已开到燕京了，你说此法好吗？”
六
父亲在苏州时，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9月去南京与一同应聘的陶孟和、戴乐仁、王文俊等商洽西北之行，经汉口、郑州、西安，乘飞机抵兰州。当时父亲连信嘱家人离平，因他在南京听陶孟和言，“日人名捕之单，张申府列第一，予列第二”（日记9，8）；在赴汉口的江轮上又听毛以亨言，“由报上见日人欲捕张申府、顾颉刚教授语”（日记9，17），为此十分惦念北平家人的安危。他在日记中写道：“报载李达逃去，日人捕其妻以索其夫。不知余家要演此惨剧否。彼一日不出，予终不能释念也。”（10，4）“昨夜又梦乘车回北平，接眷属南旋。近日予之心境甚不安，盖虑日人捕予家属以招索予。……如日人以此手段对我，我唯有取‘绑票不赎’之一法耳。”（10，6）李达为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积极抗日。
对于父亲嘱家人赴汉口，母亲10月4日信说：“你嘱我们由港赴汉，我与父亲商量，颇以为难。因现在到津虽不甚挤，但颇费手续，且一家数口，行李必多，又苦不能多带，如放弃不带，则衣服被褥行后均须重做，也不是事。再经济方面，在此间比较活络，虽相持一二年还能过去；倘一到汉口，银钱就要发生问题，你既无薪水可领，而在苏、平的银行款项又以限制不能多汇，势必借贷支持日用。照现在而论，南方并不比北方强（汉口也有炸弹），所以我们拟过了冬再说。学校薪可以拿到十二月，一月份就没有了。九月份还全薪，但房钱不给了。一月份起离校教员一例没有。十月份起要减薪，照所得税十倍计算，我们十至十二月只能支半薪了。这是他们教务会议议决的，所以我们一月份是无法开口要的了。倘若届时时局平安最好，不好而你有一定的住址，再想法南行。总之父亲年老，经不起跋涉了，否则我与自珍在平早就结伴南归，不等到今时了。”并告家人在北平没有危险：“现在我们在平，与外界没有关系，是一个平民，很是平安，若无战事，决没有危险，请你放心。”
此通又告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对父亲的关照：“说起学校薪水，我们这月几乎没有，因他们听得了你赴西安，就要停止，后得司徒许可，方始于今天送来，司徒对于你真是十分好感！现在蒋家胡同房已退租，所有书籍又装十多箱存在他处，一共连大带小有五十多箱了。木器寄在宿舍楼顶，否则这些东西校向既不允寄存，搬进城又无放处，不胜为难极了，这要十分感谢司徒的！”当时父亲书籍等资料存入司徒先生在临湖轩住所之地下室，可谓十分保险，不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人接管燕大，司徒先生也被捕入狱，此批书籍资料均散失，令人扼腕叹息！
此通还谈到：“今天我至钱宅，钱先生说不定要到长沙，但家眷仍不走。容先生辅大有五小时，一星期一取薪，可得廿五元，走否尚未定。”当时北大南迁长沙，钱先生行止尚未定。容先生即容肇祖（元胎），是父亲好友，当时刚就北大教职即遭停课，幸有辅仁大学兼职，收入甚少。
母亲惦记寄苏的钱：“我寄苏的钱仍存在银行吗？写谁的名字？折子在又曾处吗？你走后一切钥匙带走吗？”
七
随即父亲又嘱家人赴西安，母亲10月14日信道：“我们离平事，我已于接到你汉口来信后，告知不能就行的理由，谅已接到。今信你要我们到西安，我再三思维，还是缓行为是。因为你要旅行三月方能回到西安，我们早去没有意思。再钱的方面颇成问题，租房买家具及一笔旅费可是不小，等你事毕回陕找得事务，虽汇兑阻碍也可放心。又学校薪金十、十一、十二三个月还可拿半薪，勉强可以支持，到一月份你已有事，我们再定行止，好吗？所怕者，天气寒冷，父大人恐怕不能出门，许多人均对我说，还是暂时勿走，过了冬到明春再说。所虑者，时局演变不知如何，届时铁路中断，则要走也不能了，我正是踌躇。但现在就走，路上也很危险，我们人多行李多，非常麻烦。童先生他仅带一衣包，已于上月廿四日抵安庆，他来信说路上颇受惊慌，叫我们不要就走。所以我想现在此间秩序渐好，虽无保障，只得等等再说。在此乱离之世，一家分散，也是无法，请你忍耐几个月，不要系念我们吧。至于危险时，我们当自策安全，请你放心。但是你也得自谋安全，倘旅行事毕，苏州仍很危险，千万勿去，仍以暂住西安，好在一人之生活总可想法。我处的钱，一月份没有薪水后，还可维持半年，你可勿急，到了暑假，事情总有眉目了。”
又告：“现在每月开支省得多，一月大约要一百六、七十元。所苦者，有人来借钱，郭敬辉要回去，借他十元；童先生去时又借他廿元；陶才百又来借十元，他的生活真苦，现在谋事何等难，要走也不能，家里人又多，恐怕他再要来借，如何是好？”郭先生是禹贡学会校对员，陶先生是父亲在北平研究院的助手。
关于欠燕大校印所的钱，父亲欲卖书偿还，母亲复道：“你来信叫龙叔卖了书，偿还校印所钱，但是现在的时局，谁有人要买书，书铺里人也不做买卖了。我意学会欠的钱，你可去信李书春，叫他一定要打一折扣，七扣或八扣，他已赚你们好多钱了（他说欠他三千五百），开一清单结算，究竟欠他多少，慢慢还他。燕大开门，校印所不怕不能维持了。再冯处的钱（你离平时叫冯君付李君之钱，他未付去，所以尚在他手），你也须去信，叫他付给李君。现冯君此笔钱不愿交出，他要想位置将来。但学会既已结束，将来也没有什么用了。照龙叔的意，仍旧每月付他十元，让他照顾些事，余外拿出来还欠。如此加上我们的车价，也可还去一千多元，……一切如何办，务请来信详示，并告冯君与赵君。你又须叫冯君结算账目及清理一切，现在的结束仅停职几个人而已。”
八
10月25日信，母亲谈到出行的困难：“我们并非不愿意走，在此也天天觉得闷得很，与你分别了三个多月，很想和你见面。但是我们一家六个人，在此离乱之时走，不是一件容易事。你叫我们不要多带行李，但一人一个箱，加上被头，至少有十件多，来回换几次车，很是麻烦。父亲年纪又大，走香港确是安稳，但听说大餐间一人要一百元，再转各路，差不多二百元，我们六人旅费先要一千元，在日下银行支款不易，带钱又危险。再走青岛则路上有飞机，非常危险，并且船上坐无隙地，房舱票不容易买到，进出站又要检查。因此种种困难，遂决定在此过冬了，现在此间秩序尚好，可以暂住。”
又告：“元胎已于十四号至津，前二天接到他信，要廿八号方可离津，至沪至杭再转赣也。钱先生尚未动身，亦因路上危险，踌躇未定。”九
11月1日信，母亲谈到“进退两难”：“这次分离真算不幸，倘然我一人，我早即结伴南下，无奈你有父亲与一家人，多累赘。虽说到西安也不远，但几段火车路常有飞机投弹的，客人常常要走下来避的，而且不到站就要下车的，所以父亲因此不愿就即离平，在此尚觉平安，我也不能十分勉强。不过等到明年春暖，战事能否结束不得而知，遥遥数月你将如何免此失眠症不发呢？此真使我进退两难了。”
母亲忧虑父亲的失眠症，“宁愿牺牲一己成全”父亲：“你要失眠症不发，只要有一个女人陪伴你，减少寂寞，心得安慰就可得眠。我想我宁愿牺牲一己成全你，如有凑巧的人，不妨娶一个妾。因为我家人口太少，我不能替你生一个儿子，这是终身之恨。……就是父亲方面，必很赞成，求之不得，他见了鲁弟生子，非常高兴。至于时代，没有关系，只要我可宽容就可无事了。如此你比较方便，我呢，合意则同居，不合意则分居，没有什么问题。请你随时选择一个，不要再自苦了，这是我的真话，并非是见你来信说起娶妾而生气写的。”母亲婚后一直未能生育，这成为她“终身之恨”。父亲的堂弟诚安（鲁）叔在上海银行任职，子嗣众多，一家寓沪，其子德辉出生后即过继与父亲。
殷履安与顾颉刚合影，1937年4月17日于北平中山公园
此通还谈到钱先生将南下：“刚才钱先生来，他要到长沙了，家眷不带，北大给路费二百元，走哪条路还未决定。听说在此间北大的教员都要去，限本月底报到，否则要到暑假后再说，薪水半成或七成不定。钱先生在此无薪，不如走了。”“马幼渔曾借你钞本书，他说已存交民巷，现在不能还，托钱先生来说的。”所言钞本书，即父亲1932年在杭州所钞姚际恒《仪礼通论》，此时被马先生存入交民巷某银行。后因马先生1945年去世，此书下落不明，父亲生前亦未能寻得，不料其逝后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藏书库中发现，终于重见天日！
关于父亲在成府和城内的藏书，母亲说：“成府书都装箱，存在校中。托起潜卖，一则翻取不易，二则书店人不到学校，三则此时卖去更不值钱，还是以后再说。在城中的，我们临走时租二、三间房存放，好吗？”
十
11月18日信，母亲谈到钱先生南下不敢走青岛而走香港：“虽则由津至青再转火车，并不难事，然而真要走，真是难了，买船票非要先到天津候几天，到了青岛换几次火车，听说非常危险。……这次钱先生同汤先生到长沙，他们不敢走青岛而走香港，到香港后再坐飞机去，这比较安稳，但一个人的旅费非要二百多元不可，所以家眷均留在此。况且日来情形更紧，太原陷落后西安也要吃紧了，也有飞机去轰炸了。我再三想想，还是暂住北平为妥，就是你一个人在外，比较寂寞，请你不要写作，得以减少失眠，暂时忍耐几个月罢。”与钱先生同行者是汤用彤（锡予）先生，北大哲学系主任，与钱先生为至交。
随着战事的恶化，母亲的担忧益甚：“上海失利，苏州危险异常，近日他们不知吓得怎样？以后局面更是难说，我们回苏谅不可能，不知过了冬能得一些眉目否？若长此相持，如何得了，老百姓均要苦死了。”
十一
苏州沦陷的消息传来，11月23日父亲日记记道：“今日报载十四、十五两日，日机在苏州城厢内外掷下炸弹千余枚，并掷烧夷弹多枚，致全城烧去三分之一，平民死伤无算。……敌人……闻至二十一日方进苏城。噫，我之老家又为虏陷矣。不知我家老屋尚存在否，家人尚活着否。……不知何日始得一确信也。书此悲甚。我父一生心血具在於斯，闻此讯又不知将如何悲愤也。”
此时母亲亦是心如刀割，11月24日信中说：“我们分别四个月，真想不到时局糟到这样，连我们的故乡也失掉了，真令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往后的日子将怎样过去呢？现在一步紧一步了，战事不知何日可以结束，我们哪能一时可以团聚呢？思之真是万分焦虑。”“这次苏州人不知吓得怎样，他们不知有没有迁移？已有十多天没有信来了。”
此通又提及两事，一是郭绍虞的稿件：“前天碰见郭太太，他说郭先生有一篇中国语言的稿子，你临走时交给修改的，不知你已带出否？因要登在《学报》上，倘然在家里，则多不容易找到了，因所有的稿子均由童先生经手，装入木箱内了。说起稿子，真是糟心，等待时局太平，一定有许多人要替你索回，但是当时匆促，童先生又未十分细看就把他放好了，至於研究的稿子遗失，是很可惜的。”郭先生是父亲的燕大同事、同乡好友，其稿欲登《燕京学报》，不知是否被童先生装箱保存。二是父亲城内寓所保存的来信等资料：“再有一件事，我写信时老想要告诉你，不过老没有勇气，但是一想终究不能老瞒着的，只得认罪写告了：明知你一张纸一束绳是不肯丢掉的，我竟把你放在东书房的几捆信及一些零碎纸张和童先生拣下来的一些纸完全被水浸湿了（因今年雨水太多），因当时谣言之多令人可怕，我们急不暇择就完全把它埋起来了，哪知过了二个多月拿出来看看，已完全坏了。你闻了一定要骂我何为如此胆小呢，使你失了心爱的宝物，我实大大的负罪，只得请求你譬如一弹炸了罢，你能不心痛吗？还求你宽恕我。”父亲离平后，家人迫于局势，将一些信札和有关抗日的文件均予埋藏或销毁。母亲深知父亲对资料的珍爱，故而“认罪”，请求其宽恕。
十二
母亲从赵贞信处得知《禹贡》要复刊，为此着急，12月4日信写道：
“昨天赵先生来，给我看你给他的信，得悉《禹贡》又要复刊，并且由白寿彝一班人主持。我听了真是要急死了，在这儿所欠的三千多元还无法偿还，哪儿来的闲钱再办呢？虽是你也许弄到一些钱，但是在现在所谓局势中，出版有什么销路呢？谁有心思再做文章呢？两样均不具备，哪能出得长久呢？出不长久，徒耗几期印费岂不可惜，何不等时局定后再行恢复呢？倘一复刊，则所定之人均要复发，印数必多，买卖没有，那么又要积欠了，这儿积欠那儿积欠，谁负此责任呢？势必到你身上。你要位置一班人，弄得走投无路，何自寻苦吃呢？他们在此没饭吃的时候，乐得包围你附和你，你何必如此傻呢？再在校印所方面，一听见你复刊，知道你有钱，一定要来追欠，你哪能再说不还一些呢？况年关将届，校印所确乎要钱，你将如何应付呢？倘复刊一出，你没有工夫去校勘，随他们去干，措辞未免失检，倒要弄出乱子来了，前车已鉴，不能再达覆辙了，所以此间同人听见，多很着急，虽说此刊物纯系研究性质，哪能会呢，但你能自己主持则可，别人是万万靠不住的。况此间会务虽已结束，但存案未销，在在感到牵制之苦，你也须顾及的。所以我又要劝你了，千万不要在现状下复刊了，明知销路不好，经费无着，徒为几个人的怂恿，弄得结果无所措手，何苦呢！”
“请你接到此信，速即去信白君停止复刊，将来终有太平日子，何必急于此时呢？再此刊系研究的，也要在太平时可以埋头。倘你不听我的话，则此间所有欠人之钱及会中之事，从速托人了结清理，免我为难，至要至要！”
白先生是父亲的燕大学生，禹贡学会专业研究员，编辑《禹贡半月刊》“回教专号”，父亲至兰州后与其相遇，遂有《禹贡》复刊之议，此事遭母亲反对。
1937年3月禹贡学会同人合影，前排左起：???、张子玉、吴志顺、张维华、冯家升、顾颉刚、陈增敏、史念海、赵贞信；后排左起：???、栾植新、冯世五、童书业、韩儒林、李秀洁、顾廷龙
十三
12月10日信母亲又言《禹贡》复刊事不妥：“上信我说起，复刊后李先生一定要来索欠了，果然今天来说已经给你去信了，现在校印所生意是不好，年关又快了，所以他听见你有钱，就要追欠了。你这个办法是不对，这方面无钱还欠，那方面又去复活，就是李君不说话，各股东哪能不说话呢？”这是指校印所的股东。
随着战事的变化，母亲忧虑与父亲信息不通：“这次战事变化得这样快，真令人意想不到。以后倘战线再延长，则长沙、汉口也要吃紧了，人民将何法躲避呢？你在甘肃，我们在北平，比较可以安全，就是信息不通，很是忧虑的。你说一周或一旬打一电报，互报平安，此法确乎是好，但是北平自事变以来，往外电报仅通天津，外来电报也仅到天津，如非我们托人到天津打，或你打到天津再转北平，这是很麻烦的。我想如果将来交通一旦不通，非有十分要事则打电报，至于彼此系念，这也没有法子的，只好请你保重身体，最要我们也大家谨慎，得以减少一层牵记。”
说到苏州的财产：“我的钱存折在松林哥处，号数你记得吗？如有遗失，可去挂失。父亲的均在北平，就是田契房契由松林哥保管。”“父亲自服药后气急依旧，惟痰吐较少。他说夜间有些睡不着，所以今天停药了。想他老人家也为苏州着急吧，万一有事，他一生的心血都丢了。……父亲面上身上常起小疮，此是糖尿病的缘故。”松林哥应为张又曾，祖父在苏州置下的房产田产由其代管。苏州沦陷对祖父的打击极大，他身体衰颓加剧。
还提到童先生情况：“童先生在安庆对江大渡口童庄，现在很危险，谅早到上海了。我去一信，至今未接到他覆信。”
十四
父亲11月下旬连续数日失眠，“失眠中屡思照履安之言，纳一妾，然一转念间又觉不妥”（日记11，26），他写信向母亲诉苦，母亲在12月19日复信中说：“读了这封信，真使我寝食不安，痛苦极了”，“思想了一夜，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策。我想到燕京去一趟，同别人去商量商量看，起潜叔就对我说，《燕京新闻》登载你回校的事情。我想学校既有意叫你回来，乃即同仁之去见司徒，他力言无问题，可以来，当日即发出一电，我也有一电同发。”母亲一听起潜公说学校望父亲归来，立即由侯先生陪同去见司徒先生，给父亲发电，可见她当时心情之急迫。
顾颉刚致殷履安书，1932年2月1日
父亲接到电报，12月19日日记写道：“得司徒先生来电及履安来电，嘱我回北平。此时何时，此事何事，乃可贸然耶？因与履安书曰，‘我自信小事甚随便，而大事不糊涂。我不幸为世知名，非受人拉即受人打，无闭门读书之可能。今兹若来平，受拉则见污，受打即见杀。见杀必非你们所愿，见污亦决非我所愿。近日有梦必家，可见思家之甚，然家虽可爱，而与己之人格较则犹在其次。甚望彼此珍重，使他日会面之际犹留得清白之身也！’”并写司徒先生信告不能回北平之意。
其实父亲这种态度母亲发电之后就已料到，19日信中说：“我当时很高兴，但后来想想，你不一定肯回来，既然出去了，何必再回来呢？不回来，我必定要走了，但如何走法呢？真使我踌躇。……许多人多劝我不能走，因南京一失，汉口广东都吃紧了，你也许不能来接，一个人到了香港怎样办呢？……我不去是可以，而你的失眠症怎样解决呢？我并非单顾北平的家而不顾你啊！我之爱你甚于爱己，你是我生命所依，哪能不顾你呢？这次分别真想不到这样的长久，当时就跟你一起去好了。及至你叫我们移西安，我何尝不愿意走，终因你的父亲年大，路上多险，还是北平安全，所以未走。我是常想到你的失眠的，我又不能舍了他们而一人独走，何况你来信并未叫过我一人先走，所以我也不敢启口。你来信常提起失眠，我顾念你的身体，所以叫你纳妾，夺我之爱岂我所愿，但时局如此，没有法子啊！”母亲顾念父亲身体而让其“纳妾”，宁愿自己忍受“夺我之爱”的痛苦，这种“我之爱你甚于爱己”的深情令人泪目！
然而母亲也十分矛盾，内心深处不愿纳妾成为事实，她始终表示只要交通不断“我一定来”，此通信说：“如你来电叫我走而路还能通，我一定来，也许带了艮男，因我耳朵不方便，二人比较有照应，请你放心。”艮男即自珍姐，母亲听力甚差，出远门时欲其陪伴。“此间消息不灵，外面究竟交通怎样，由天津到香港不成问题，由香港出走就难说了，因为时局变化得太快，发信时能走，信到时就路断了也说不定。你我多在安全地带，能不动最是好的，倘你失眠较好，你不来也好，我不走更好。请你不要怨恨我，这是战事的赐与，没有法子啊！终希望你多劳动，少用功。”母亲企盼父亲多运动、少伏案，以改善失眠。
十五
此时，父亲得知云南大学有意聘其任教，遂告母亲，母亲12月24日信中说道：“来信所述赴滇一事，据父亲的意，嫌路太远，他说如明春路好行一些，去沪住租界。我看也好，此处有鲁弟照应，而我呢，只身赴甘肃，等你放了暑假再定行止，你意如何？”
“去滇路远还不怕，就是钱的问题。父亲退回来的钱已仍存定期，余外均在苏州。而我呢，为数不多，而定期的多在明年三四月，现在银行限制提款，定期只许改活期，而每礼拜只许提二百元，所以不能有宽裕的钱在手头；又汇钱呢，也有限制，一次至多三四百元；而要带出真是危险，天津就是一难关，一不留神就要被人拿去的，拿去了连怨也无处可伸。”
十六
12月26日信谈到与钱穆夫人商议赴滇事：“今日我至钱太太处，与她谈起赴滇事，她也有此意，我们如得二家同行，则较为热闹。北平现在甚为平安，但将来如何，大家都不知道，倘能走出，还是离此为宜。上海不比以前，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况且老家或已无有，去也觉得可惨，还是走远一些吧。而你又谋事较易，团聚有望，只要香港能通，亦不很麻烦。……我想不走也是为难，因钱化完了，旅费也没有了，更不是办法；明春能走，决定想法走。伟长还在此，他有同学在滇，可去信打听一切旅行手续。”伟长即钱先生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