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口味甘美，可鲜食可酿酒，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现代植物学的分类体系中，葡萄属植物可分为欧亚种、东亚种与美洲种三大种群。今天我们所栽培与食用的葡萄大都是从欧亚种葡萄（Vtis Vinifera）的野生亚种（ssp.sylvestris）驯化而来，称之为欧亚种栽培葡萄（ssp.sativa），即葡萄。早期希腊语中，葡萄作“βóτρν?”，伊朗语中作“buδawa”。葡萄在我国汉唐时期的文献中多写作“蒲桃”“蒲萄”“葡萄”。这些写法是对上述希腊或伊朗发音的汉语译写，也就是说葡萄并非我国原产。那么，葡萄最早是何时经由何地传入我国？
一、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不足为信
关于葡萄传入我国的时间，学界与公众多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葡萄是否由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由于《大宛列传》主要记述张骞西行见闻，这为张骞带回葡萄的观点提供了文本依据。最早明确提出张骞带回葡萄的是东汉文学家王逸。王逸所著《正部》中言：“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后世《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农政全书》等文献俱沿袭此记载，使该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典范认识。无论是品茗闲聊，或是行文著章，只要提起葡萄，人们就自然就将其与张骞联系起来。
但遍览《史记》，其中并没有张骞带回葡萄的史实记录。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汉时（前126年），被匈奴所羁押，后乘匈奴内乱逃脱，从他处境险恶而仓促出逃的情形来看，不可能携回许多物种。张骞第二次西行（前119-前115年），本人只到了乌孙，分遣各地的副使也并没有携回任何物种的记载。
那么，后世为何将张骞与葡萄等植物联系在了一起呢？这样的知识建设，实际上是一种“附会”行为。我国历史记述中，有将无法考证的重大贡献归于圣人的传统，后人也多口耳相传。由于张骞开通西域，因而其逐渐被塑造成神话式人物。魏晋文人多好清谈，言物必及掌故与神怪，为一时风尚。因此，王逸于其著作中添入张骞引进葡萄的推测不足为奇。在日后的历史变迁中，张骞带回葡萄等一众西域植物的认知逐渐形成并深入人心，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例如苜蓿、大蒜等）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将他塑造成伟大的植物输入者。后世史家也有对此说法表示怀疑，如任昉在《述异记》中说“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
实际上，根据文献与考古发现，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葡萄已传入我国。西汉高祖时期，我国内地已出现蒲桃纹锦，显示葡萄进入我国内地当在汉代之前。上世纪秦咸阳宫三号宫殿曾发现一组彩绘壁画，上面绘制有葡萄图案。据此可知，至晚在秦代，葡萄已传入我国内地。再由此前溯，则葡萄极有可能于先秦时期已传入我国新疆地区。
得益于雪山融水，先秦时期的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楼兰、尼雅等从事绿洲农业生产的城邦之国。因此，找寻葡萄传入我国的历史，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农业遗迹是关键所在。1987年新疆察吾呼沟口的四号墓地出土了一件“田园葡萄纹彩陶罐”（编号：M43:1）。由于四号墓地的成熟年代约为春秋时期（公元前8-前5世纪），因而该罐似可为葡萄于西周时期传入我国提供切实证据。但细观罐体，其上葡萄纹过于简略，唯一的一颗果实在发掘报告中被描述为“毛球形带刺果实”，则这颗果实应该不会是葡萄。另外，整个察吾呼沟口地域中并未发现与葡萄相关的植物遗存来佐证葡萄纹主题图案的现实来源。除去察吾呼沟口所在的天山南麓，目前，塔里木盆地出现葡萄植物遗存的尼雅、山普拉遗址年代最早仅可上溯至西汉时期。因此，先秦时期葡萄首先传入塔里木盆地的推测尚未有确实证据。
田园葡萄纹彩陶罐， 1987年察吾呼沟口4号墓地43号墓出土
众所周知，吐鲁番盆地是我国葡萄历史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因此，该地域先秦时期的考古发掘对于葡萄传入我国的探讨具备极高的参考价值。1991年，考古工作者于苏贝希三号墓地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葡萄种籽。更为重要的是，2003年洋海墓地二号墓室（M2069）出土了一段战国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的葡萄藤（M2069:5），长度116 厘米，宽度2.3厘米-2.7 厘米。从样本的生物解剖数据来看，该葡萄藤属于欧亚种葡萄。另外，该葡萄藤的生长轮显示已有6年树龄，考虑是人工栽培的葡萄。因而，可以认为吐鲁番出土的葡萄植物遗存为探讨葡萄传入我国的时间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年代依据。
洋海墓地出土的战国时期葡萄藤
二、青铜时代早期：葡萄在中亚地区的传播
先秦时期葡萄出现在吐鲁番盆地，则说明在此之前，葡萄必然经历了从中亚地区逐步传播至我国新疆地区的运动过程。
史前时期，葡萄的野生亚种广泛分布于地中海东岸以及西亚地区。而关于其初始驯化与栽培地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单一起源论”与“多地起源论”两种观点。“单一起源论”依靠考古与文献分析认为，外高加索地区、近东、中东、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中亚等地区均有可能是葡萄的初始驯化中心；“多地起源论”则依靠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认为，葡萄的驯化拥有多个不同时的独立起源中心，除去以上地区外，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等地均具备独立驯化栽培葡萄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单一起源论”或“多地起源论”均未排除中亚地区是葡萄独立驯化与栽培的中心之一。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认为中亚地区是葡萄的自然分布地域之一。在内格罗尔（Негруль）的葡萄分类系统中，中亚地区的葡萄驯化中心在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Kopet-Dag）以北区域。
科佩特山脉以北地域是中亚地区出现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域。新石器时代末，本地是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绿洲农业文化的代表—纳玛兹加（Namazga）文化分布区域。该文化共分Ⅰ-Ⅵ期，年代范围约4800 B.C-1500 B.C，主体属于青铜时代。纳玛兹加Ⅳ期（约2500 B.C）时，当地居民开始栽培葡萄。乌鲁格德佩（Ulug-Depe）遗址即发现了此一时期的葡萄籽实。
葡萄植物遗存出土地点简图（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
1.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遗址（Namazga） 2.巴基斯坦梅赫尔格尔遗址（Mehrgarh）
3.伊朗沙赫尔索科塔遗址（Shahr- e Sukhteh） 4.乌兹别克斯坦萨帕利遗址（Sapalli）
5. 土库曼斯坦哥诺尔德佩遗址（Gonur Tepe） 6.中国吐鲁番盆地洋海墓地
纳玛兹加所出葡萄似是从外地引入。在特罗辛（L.P.Troshin）的分类系统中，纳玛兹加所发现的葡萄被纳入“东方品种群-南亚品种亚群-中亚品种组”序列。之所以被归类为南亚品种亚群，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葡萄似乎已在南亚地区开始驯化栽培并具有传播至纳玛兹加的可能性。
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Mehrgarh）遗址是南亚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在该遗址Ⅰ期的MR3台地中发现了大麦、小麦、枣核与葡萄核。至于Ⅰ期的时代，C-14 数据显示大致在7000 B.C-5000 B.C。康斯坦丁尼（L.Costantini）通过分析遗址的植物孢粉沉积，证实该时期遗址周围有葡萄生长。这为南亚地区是葡萄的驯化中心之一提供了证据。
梅赫尔格尔遗址的早期发掘者贾里奇（J.F.Jarrige）表示梅赫尔格尔拥有自身独立的文化发展背景。甚至有意见认为，梅赫尔格尔遗址是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农业文化中心。而自新石器时代初期直至青铜时代，梅赫尔格尔与阿富汗南部、伊朗东部地区以及纳玛兹加所在的南土库曼斯坦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因而不排除纳玛兹加所出葡萄源自梅赫尔格尔的可能性。
另外，纳玛兹加所出葡萄也有从伊朗东部传入的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较梅赫尔格尔的可能性更高。青铜时代早期，伊朗东部的沙赫尔索科塔（Shahr- e Sukhteh）遗址中出现了葡萄实物。当时人们对于葡萄的利用已经十分充分：“（沙赫尔索科塔）植物性食品主要由野生的和栽培的植物构成。栽培植物显然包括小麦与大麦，诸如葡萄和甜瓜之类的水果也被食用……所发现的大量葡萄种子表明葡萄是城市中的普通消费物。虽然并无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那里曾有兴盛的葡萄酒和大麦啤酒酿造业……在本地，植物油当是从亚麻籽、乃至葡萄籽中提取”（《中亚文明史》第1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
铜石并用时代，伊朗高原上的早期农业部落即已开始向东扩散。伊朗东部的沙赫尔索科塔，东北部戈尔甘平原上的希萨尔（Hissar）遗址的即是农业部落扩张的文化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期后，沙赫尔索科塔所在的伊朗东部与南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地的联系开始不断加强。经济生产方面，这些地区不仅因小麦、大麦最初栽培选择成功而更加巩固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物质基础，并且其经济模式也属于同一种定居类型。沙赫尔索科塔就是当时重要的商贸枢纽，阿富汗的青金石正是通过此地远销西亚。因而，在青铜时代早中期，沙赫尔索科塔具备一定的可能将葡萄等物种传向纳马兹加。
三、青铜时代晚期：印欧人群东进与葡萄传入我国
进入青铜时代中期后，由于人地压力增加，科佩特山脉以北的人群开始沿山脉向东方的穆尔加布河（Murghab）迁徙以寻求适宜生活的绿洲，这直接开启了中亚阿姆河文明的勃兴。此一时期，在河流与山麓间大量出现了大量的绿洲农业区。穆尔加布河流域的哥诺尔德佩（Gonur Tepe）可以作为此一时期中亚地区绿洲农业文明的代表遗址。该遗址控制了丰富的灌溉水源，所出农作物样本有大、小麦、豆类、苹果、李子与葡萄。其中，葡萄的果皮和茎都在样本中有所发现。同时，遗址出土物显示戈诺尔与南亚的梅赫尔格尔仍保持密切联系。
哥诺尔古城复原模型
青铜时代晚期，绿洲农业聚落也出现在戈诺尔以东的库吉唐套山（Kujtang Moutain）与贝松套山（Besson Mountain）间地带，这或许是农业人群东进所致。他们的居址分布在河流沿岸，种植大麦、小麦、小米与葡萄。越过库吉唐套与贝松套山，农业人群似乎沿着阿姆河向东运动。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帕利（Sapalli）文化便是此一时期绿洲农业的典型区域。该文化的Ⅱ期德贾库坦（Djarkutan）时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小麦以及葡萄的籽实与花梗，这里出土的葡萄籽实已表现出明确的人工栽培历史。此后，农业人群的影响力沿苏尔汗河（Surxondaryo）流域缓慢向北扩张至塔吉克斯坦的瓦克什（Wakeshen）河谷，部分农业人群甚至前至泽拉夫善（Zeravshan）河流域以及更北的费尔干纳（Fergana）盆地。
青铜时代中晚期，葡萄等农作物经中亚绿洲文明的发展过渡，在东北方已逐渐传入天山西部的费尔干纳盆地。但此后至战国时期，由费尔干纳盆地至吐鲁番的广大地域内，有关葡萄的考古资料却产生了“缺环”。这为探讨葡萄传入我国的时间以及路线都带来了一定困难。目前关于葡萄入传我国新疆的路线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通过塔里木盆地传播的路线可称为“绿洲道”，通过天山以北传播的路线可称为“欧亚草原道”。
主张“欧亚草原道”的意见认为，青铜时代中晚期以后，中亚地区就有早期人群携带农作物与牲畜沿天山向东运动至今乌鲁木齐等地。关于这些人群的来源，一般认为是早期印欧人群，他们于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地区的活动已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所证实。从考古学研究来看，此一时期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以及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而从经济生业来看，这些人群都从事一定程度的定居农业。这些文化联系密切且从事农业的印欧人群迁徙进入我国，从而为葡萄等作物传入我国奠定了重要的文化与历史背景。那么为何至今在天山以北没有寻获先秦时期葡萄的相关遗存？这或许与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气候较为湿润，因而不利于早期作物的保存有关。至于传入时间，基于印欧人群东进以及小麦等作物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虑，大致在公元前2千纪末左右。
主张“绿洲道”的学者认为，塔里木盆地与中亚绿洲在气候与水土条件方面较为接近，因而当是葡萄传入我国的首站。印欧人群东进时，其主体部分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中的察吾呼沟口、楼兰古墓沟等墓地的印欧人种成分即是这部分印欧人群的活动遗存。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群主要活动于龟兹、焉耆、鄯善等绿洲从事着灌溉农业。目前，虽然塔里木盆地尚未出现早于西汉的葡萄植物遗存，但古墓沟与小河墓地出土的六倍体小麦，仍说明东进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群带来葡萄等农作物具有较大可能性。
综合以上，葡萄传入我国的路线很有可能是与小麦一样，即同时存在天山以北的“欧亚草原道”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道”两条路线。至于传入时间，基于印欧人群东进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取公元前2千纪末较为合宜。那么，既然张骞出使之前，葡萄已传入中原，汉使为何还要从大宛再次引种呢？我们认为，葡萄引种并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通过几种途径，数次传入我国。张骞在《大宛列传》中提及当地的葡萄酒，“久者数十岁不败”，显示出与中原内地完全不同的酿酒方法、品质与习俗。有可能基于此，汉使特意从大宛带回当地的葡萄品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外来植物本土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编号：22CMZ03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