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矣。一千多年来，他是如何产生、发展、演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个厂先生通过十多年的寻找，将不同典籍里与祝英台有关的蛛丝马迹的记载，串联起来，拟拨开传说之迷雾，一探历史的究竟。
年少时伏处乡野，对村子以外之事，所知甚少。在村子里第一台电视机进入之前，村民最大的娱乐可能就是越剧班子下乡演出了。很多戏文，是女人们作为茶馀饭后的谈资的，比如宝玉黛玉、五女拜寿、孟丽君、何文秀、王老虎抢亲等等，当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
后来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民间文学概论”列入基础课程，所谓四大民间传说，即《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也。可惜当时只是学了些表象，也没作任何思考。直到中华书局工作，负责顾颉刚先生著作的编辑出版，读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及关于孟姜女故事演变的考证，感觉有非常的趣味。自那时候起，逐渐关注起“梁祝”来，因了这个故事有着浙江的因素，以及残存的年少时的模糊记忆。
然据《梁祝戏剧辑存》、《梁祝故事说唱集》、《梁祝文化大观》、《“梁祝”的起源和流变》、《历代梁祝史料辑存》等相关图书，可以了解，除地志记载与文人题咏外，就剩传奇戏曲为要了。地志或有脱讹与附会，文人或多增饰与凑句，传奇戏曲则是民众喜闻乐见之需求尔。
经过千馀年的口耳相传与文本演绎，复经戏曲、影视、音乐的广为传播，今日之中国，民间似已无有不知有梁祝者。梁山伯，或曰会稽人，官鄞县令；祝英台，或曰上虞人，或曰宜兴人，两地各说各理。予长而好游，也曾过甬上，访阳羡，凭吊遗迹，感怀故事。博稽史料记载，探索遗迹风貌，徵问老者印象，拟通过文献著录与实地考察之比勘，寻找祝英台之本来与本事，以及梁祝故事在历史叙述与民间传说之间的细节交织，一探究竟。
一、地志的层累与南北之重叠
百年前，顾颉刚、钱南扬、钟敬文、冯沅君诸先生始着手祝英台资料（包括传奇、戏曲）的搜集，进而探讨梁祝故事之源起、增饰、附会与流传。早期的典籍资料其实非常有限。无论是《搜神记》的“化蝶”，还是《华山畿》的“合葬”，都只为这个故事增添一种古老（东晋时期）的可能尔。然梁祝之起源地，或曰四明（宁波鄞县），或曰毗陵（常州宜兴），百年来聚讼不已。兹就地志之载记，梳理两者之关系。
宁波梁圣君山伯之墓
1．四明系
直到今天，我们发现将“祝英台”作（传）为一女子出现的，是宋代知明州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二及其所转引唐代的文献：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十道四蕃志》又称《十道志》，唐代武周（684—705）前后梁载言撰，惜已散佚。清代王谟、王仁俊有辑本，未见此条。朝鲜半岛高丽时代《十钞诗》（据考成书在1300年前后），释子山注唐罗邺《蛱蝶》诗，引《梁山伯祝英台传》长诗故事后，复曰：“《十道志》：明州有梁山泊冢。注：义妇竺英台同冢。”南宋金华人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卷十一“古迹”：“义妇冢：在鄞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即梁山伯、祝英台之冢也。”
据此可知：①义妇冢在宁波鄞县西十里；②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墓；③祝英台是“义妇”；④《十道四蕃志》只著录同冢一事；⑤梁祝“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之说，出自“旧记”。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
乾道（1165—1173）是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的年号，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完成于乾道五年（1169）。其所谓的“旧记”，是否为北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知明州事李茂诚所撰写的《义忠王庙记》，不得确定，虽《义忠王庙记》谓梁祝同学三年，梁不知祝为女子云，然此《庙记》似多小说文笔，且乾道、宝庆、延祐、开庆四志俱不载。按，明杨寔（1414—1479）《成化宁波郡志》卷六“梁山伯庙”条：“今有司立庙，宋大观中知明州事李茂诚撰《记》。”然成化志未录《庙记》，嘉靖、康熙二志亦失载。清鄞县人闻道性《康熙鄞县志》卷八“职官”：“梁处仁，字山伯。……李茂诚撰《义忠王庙记》，历志俱缺。”文载卷九“义忠王庙”条下。从《成化宁波郡志》“今有司立庙”五字，再导入“李茂诚撰《记》”之意，疑《庙记》出当时伪托。
换言之，如果说高丽时代释子山注罗邺《蛱蝶》诗所引《十道四蕃志》来源是可靠的，则祝英台在唐朝初年，是作为“义妇”的形象被著录于地志的；以后出之梁祝化蝶故事注罗邺《蛱蝶》诗内容，显为附会之甚者也。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引“旧记”，谓是“朴质如此”；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罗濬《宝庆四明志》，依循乾道志，谓“旧志称曰义妇冢，然祝英台女而非妇也”。自唐初至此，五百年间，义妇祝英台隶属鄞县；罗濬仅是辨“妇”与“女”之别耳。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袁桷《延祐四明志》所记梁祝故事，也只是依乾道、宝庆二志，然谓“旧志曰义妇冢，然此事恍忽，以旧志有，姑存”，则事属恍惚，姑存而已。《寰宇通志》（明景泰七年〔1456〕刻本）、《大明一统志》（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所述基本一致。张时彻（1500—1577）《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七“冢墓”：“梁山伯祝英台墓：……旧志称‘义妇冢’，然英台尚未成妇，故改今名。”可知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前，一直称“义妇冢”，然因祝英台是在出嫁途中殉情，时“尚未成妇”，故将“义妇冢”改作了“梁山伯祝英台墓”。
《成化宁波郡志》
杨寔《成化宁波郡志》卷六“祀典考”：
山伯，东晋时人，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二年，山伯方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乃女子，名英台也。山伯怅然归，告父母求姻，时祝已许马氏，弗遂。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鄮城西清道原。又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弗能前。英台临冢哀恸，地裂而埋璧焉。马氏言之官，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奏封“义妇冢”。
至此时，梁祝故事基本成型。同时及其后黄润玉（1389—1477）《宁波府简要志》、张时彻《嘉靖宁波府志》、马明瑞《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因袭之。他若陆容（1436—1497）《菽园杂记》、田艺衡（1524—1574后）《留青日札》、陈耀文（1524—1605）《天中记》、朱孟震（隆庆二年〔1568〕进士）《浣水续谈》等皆有梁祝记载。至若明末清初徐树丕（1596—1683）《识小录》与清中期翟灏（1712—1788）《通俗编》记梁祝事，内容基本一致。徐氏谓事载梁元帝《金楼子》，翟氏谓事具唐张读《宣室志》，今二书内实未见梁祝文字，其一时误记欤？抑乱人耳目欤？
善权山英台阁
2．毗陵系
就在《乾道四明图经》后一百年、《宝庆四明志》后四十年，鄞县人史能之于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升为知常州事，四年（1268）续成前任宋慈未竟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著录曰（标点据通行者）：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按，因是“俗传”，故“其说类诞”。然此时梁祝除了同学之外，另有化蝶故事矣，盖从昔人诗“胡蝶满园”而生。然则史氏以《寺记》有“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且唐咸通八年（867）李蠙《题善权寺石壁》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周必大（1126—1204）于乾道三年（1167）游善权寺：“敕额曰广教。……按，旧碑：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推测此地“必有人”，只是恐怕祝英台并非女子之名耳。臆史氏当知故乡有“义妇”名祝英台者，或作此推测欤？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
明谢应芳《洪武常州府志》、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陈沂《嘉靖南畿志》、唐鹤徵《万历重修常州府志》、王升《万历重修宜兴县志》等，文字皆无出《咸淳毗陵志》之右者。他若沈敕（嘉靖十五年〔1536〕选贡）《荆溪外纪》、王圻（1530—1615）《三才图会》、曹学佺（1574—1646）《大明一统名胜志》、陈仁锡（1581—1636）《潜确居类书》诸书，亦基本相同。
嘉靖间（1522—1566）宜兴县令谷兰宗有《祝英台近》词并序，序曰：“阳羡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予省郊两舍于此，见其岩势巍耸，壁立数丈，真是文娥仙境。但竹石陆离，花芝凄冷，有可伤耳。”一曰“祝英台宅基”，一曰“与梁山伯读书之处”，是两相混言也。
综上四明、毗陵两处方志而言，鄞县系为今所见文献最早之记载，其自“义妇冢”发端，经同学、访友、求婚、梁卒、祝嫁、临冢、地裂、投坟等，逐渐丰富；宜兴系因“读书处”而有“女子”祝英台，遂引入鄞县梁山伯，并以化蝶终场。复经元以后戏曲之播演传唱，梁祝自同学以致化蝶，演绎一场千古悲剧。
宋释北山绍隆（1078—1136）作《梁山伯墓》、元释明极楚俊（1262—1336）作《祝英台墓》诗，明极诗有“罗裙劈碎成飞蝶，依旧男儿不丈夫”句；明末清初鄞县人陆宝（1581—1661）《英台墓》有“分明石隙留裙片，化作双飞蝶绕枝”句，则复将化蝶故事，移入鄞县矣，实现了两地传说的汇融。殆至清中后期宜兴人邵金彪（道光三十年〔1850〕岁贡）作《祝英台小传》，引入鄞县系故事，铺演梁祝传说，收入吴景墙《光绪荆溪县新志》，作为宜兴系的宣言书，昭告天下，后被广为引述，影响甚巨。
二、句读的错断与诗文之助澜
当史能之修《毗陵志》时，四明已有两志。史能之本鄞县人，且史氏为四明望族。乾道、宝庆两志，或有流传至毗陵者，因“祝英台”三字，遂附会出梁祝故事，亦未可知也。
然就文本言，《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四十一字之句读，实为枢纽，古人今人大皆断作：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
据此，则：①祝陵在善权山，②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③巨石上所刻文字为“祝英台读书处”，④祝英台读书处又号碧藓庵，⑤昔人诗句云云。盖若不作此读，则后文“俗传英台本女子”便无着落。北宋僧仲殊《云霁游善权寺》：“相国亲题离墨石，女郎谁筑读书台。”永嘉人薛季宣（1134—1173）《游竹陵善权洞》有“万古英台面”句，自注曰：“寺，故祝英台宅。”是皆以“英台”作女郎矣。故谓此句读自宋人始，即将“祝英台读书处”等同于“碧藓庵”。
杨守觐《碧藓坛》（沈敕《荆溪外纪》）
明代如鄞县人杨守阯（1436—1512）有《碧鲜坛》诗，自注：“即碧鲜庵，相传祝英台读书处。”且于“苟焉殉同学”句自注：“旧传英台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王世贞（1526—1590）《游善权洞记》曰：“至三生堂，观祝英台读书处。”王稺登（1535—1612）《祝陵逢史户部俄而别去》有“临歧一吊祝英台”句。邹迪光（1550—1626）《入善卷寺》第二首自注曰：“寺是祝英台读书处。”李流芳（1575—1629）《潘克家蒋韶宾邀游善卷寺酒后偶成》：“君不见祝娘遗迹今荒台，当年读书安在哉。”自注：“寺相传为祝英台读书处，今有台尚存。”清代如宜兴人陈维崧（1625—1682）《碧藓庵》诗序，曰：“碧藓庵，相传为祝英台读书处。”洪亮吉（1746—1809）有“善权寺访祝英台读书处及三生堂故址”诗题。或谓善权寺是祝英台读书处，或谓碧藓庵是祝英台读书处。此种认识，皆因梁祝传说而反向作用于对文本之解读与再次之书写者也。
然则岩前巨石上所刻者，为“祝英台读书处”六字欤？抑“碧藓庵”三字欤？
释方策辑《善权寺古今文录》
宋末元初苏州人顾逢有《题善权寺》，有的版本于“旧刻字犹存”句末注“即碧鲜庵”，则所刻者为“碧鲜庵”三字。明代苏州人都穆（1458—1525）于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作《善权记》，有“右偏石壁，刻‘碧鲜庵’三大字，即祝英台读书处”。慎蒙（1510—1581）于隆庆六年（1572）十月游善权洞，记曰：“堂右偏石室，刻‘碧鲜庵’三大字，李曾伯所书，乃祝英台读书处，与梁山伯同事笔砚者。”曹学佺（1573—1646）、陈仁锡（1581—1636）等钞掇史料，所著书内具谓“南齐建元二年，建碧藓庵于其故宅，刻‘祝英台读书处’六大字”云。清代海宁人吴骞（1733—1813）于嘉庆元年（1796）四月与胥绳武、陈经游善权洞，观摩崖石刻，曰：“碧藓庵：右三字在小水洞东。正书，大径三尺。”并将三字捶拓，寄与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此与《咸淳毗陵志》著录者同。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曰：“史《志》云：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今石刻六字已亡，惟‘碧鲜庵’长碑三大字，字形瑰玮。”所谓“石刻六字”即“祝英台读书处”，今者“已亡”矣，惟“碧鲜庵”三字石刻犹在。如是则有两石刻矣，此盖调和之论也。
于此可知，《咸淳毗陵志》四十一字之句读，或可断作：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
如此，则：①祝陵在善权山，②善权山岩前有巨石，③巨石上刻有“祝英台”三字，④读书处号碧藓庵，⑤昔人诗句为咏碧藓庵暨读书处者也。然此与巨石上所刻“大径三尺”之“碧鲜庵”三字又相违矣，复当作何解释耶？
三、重要的人事与文本之脱讹
噫！人们心里，都因坐了“祝英台”这一女子，故与“读书处”三字连读为“祝英台读书处”，遂致“号碧藓庵”四字孤独地游离在句读之外。然巨石上所刻之字，自《咸淳毗陵志》有著录以来，实可断定为“碧藓庵”三字；则所谓之四十一字，疑有脱漏或讹误。
《咸淳毗陵志》所载涉祝英台、祝陵者，录如下：
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业，后第进士；咸通间赎以私财重建，刻奏疏于石。崇宁中，傅待制楫家以恩请为坟刹。宣和改为崇道观，建炎元年诏复为院。（卷二十五“寺院”）
傅待制楫墓：在祝陵。（卷二十六“陵墓”）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卷二十七“古迹”）
李司空山房：详见寺院。（卷二十七“古迹”）
碧藓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卷二十九“碑碣”）
此五条文字，除“傅待制楫墓”、“李司空山房”、“碧藓庵”三条较为简短外，“广教禅院”、“祝陵”二条，文字虽也不多，然所叙时间，前后似有矛盾，著录文字，上下或有错乱，其背后实关乎唐代重要之人物与文化之运动。
1．时间与事件
广教禅院原名善卷寺，齐高帝或齐武帝时建造，避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讳，“善卷”改“善权”。经过三百五六十年发展，渐至繁庶，且成东南一方名刹。唐会昌二年（842）下敕限制僧众，续而在全国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史称“会昌法难”。志言善权寺“会昌中废”，即指此事。随后，寺产为海陵（今泰州市下辖）钟离简之买得，成为个人私有。
会昌（841—846）是唐武宗年号，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五月即下敕恢复佛寺，各地被废弃的寺院，纷纷得到复建。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五月，昭义军节度使、中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蠙上奏朝廷，请求收赎善权寺，六月五日得敕同意。李蠙复于六月十五日，再次上奏，详列收赎理由，愿“自出俸钱，依元买价收赎，访名僧住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权寺。其连寺田产，收赎之后，并却舍入寺家，永充供养”，以及寺院重建之具体措施。六月三十日，中书门下将敕牒发与浙西观察使，“宜依所奏”，由地方政府准此操办。
李蠙《请赎废善权寺重建奏状》
那么，远在昭义节度使任上的李蠙，为什么对于恢复善权寺如此积极？且收赎的费用，又全部由个人的私俸承担呢？李蠙在第二次的奏疏里写到：
臣大和中，在此习业。……今以古迹灵境，恐游玩喧哗，居人亵渎，肸蠁无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赎，复置寺宇。岂有此灵异古迹，兼是名山大川之数，今为墓田，理必不可。
臣怀此冤愤仅三十年，傥不遇陛下睿思通幽，圣虑彻古，特降敕命，尽许却收，即难特有论请。
李蠙于会昌元年（841）中进士。前此的大和（827—835）年间，曾在善权寺“习业”。自会昌二年后寺毁，迄今二十五年左右，所谓“怀此冤愤仅三十年”，可知重建善权寺是李蠙心中的理想。足见少年时所处环境对于个人的成长，在其心中之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善权寺的收赎与复建，使用的是李蠙的私俸，所以他对重建工程以及后期的管理，都颇为重视，且亲自发布了《榜善权寺》、《再榜善权寺》两篇规制，包括寺院组织规程、僧人检选、寺产经营、戒律严守。刻字上石，榜示僧众。而收赎善权寺的第二封奏状和中书门下的敕牒，亦镌刻入石，俗称“赎寺碑”。参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三十九“碑碣”：“善权寺奏状，唐司空李蠙撰。在本寺。”
李蠙《题善权寺石壁》
李蠙于咸通十年（869）调兵部侍郎判度支，次年任凤翔节度使。僖宗乾符三年（876）分司洛阳，时为司空。晚年曾有《题善权寺石壁》诗：
四周寒暑镇湖关，三卧漳滨带病颜。
报国虽当存死节，解龟终得遂生还。
容华渐改心徒壮，志气无成鬓早斑。
从此便归林薮去，更将馀俸买南山。
今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九年（1804）《善权寺古今文录》钞本（明善权山住持释方策辑，弘治十七年〔1504〕书成），该诗题后小字曰：
李相公留题并序：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奉敕作十方禅刹，住持乃令门僧玄觉主焉。因作诗一首，示诸亲友，而题于石壁云。
按，该诗另著录于沈敕《荆溪外纪》（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无题后小序。观序中“唐咸通”、“李蠙闻奏天廷”诸语，似非李序原文，殆综述李序文字而成者欤？该诗诗意较为显豁，前俸已赎建善权寺，故以“馀俸买南山”，作归隐之计矣。
李蠙最终是否退居宜兴，是否卒葬善权山，文献无稽，不得确定。明沈周（1427—1509）于弘治十六年（1503）游宜兴善权寺，有《唐李丞相墓》诗，此与《咸淳毗陵志》之“李司空山房”，盖皆如后世之衣冠冢、纪念馆云尔。
2．书写与因循
毗陵修志，始于北宋淳熙、绍熙间邹补之。邹氏，浙江三山（今开化）人，受业朱熹、吕祖谦之门。淳熙二年（1175）进士，十二年（1185）为常州教授；绍熙四年（1193）知休宁县。其任州学教授期间，纂修《毗陵志》十二卷。未刊。
淳祐元年（1241），宋慈（1186—1249）调任知常州事。史能之亦于同时任常州武进县尉。宋慈曾与史能之说起，谓邹氏本《毗陵志》不无简略之憾，准备召集一班人马，“增益之”。谁曾想人事播迁，宦海沉浮，兜兜转转，二十五年后的咸淳二年（1266），史能之升迁为知常州事。“取而阅之，则犹故也”，于是发了一通感慨，曰：
嘻！岂职守之遵绌不常，而郡事之轇轕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续耶？抑有待而然耶？
史氏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沛然而至，“乃命同僚之材识与郡士之博习者，网罗见闻，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书于常簿季公之家，讹者正，略者备，觖者补”。经过十个月的订补，终于纂修完成了《毗陵志》，共三十卷，史氏于咸淳四年（1268）序而付刻。
梁任公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方志编纂之体，昉于《华阳国志》；隋唐之际，稍具规模；两宋之间，基本定型。后此者，大皆承续前志，累代增益而已。故曰：《咸淳志》（三十卷）基于“宋公未竟之书”，而“宋公未竟之书”实又本乎邹氏草创之稿（十二卷）。今者邹氏稿、宋公书已不可复睹，可见者惟史氏之《志》，其增删改易、钞辍誊录间，或音形相近而成笔误，或前后同文以致脱漏，其于祝陵与碧鲜庵者，也许有之矣。
祝陵之“陵”，陵墓欤？若是，必当载诸《咸淳毗陵志》。今检志书卷二十六“陵墓”，仅列武进“泰安陵”（曰：“南齐高帝所葬。……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馀者皆墓也。又，卷三十“傅待制楫墓”，曰：“在祝陵。”若祝陵是陵墓，则不宜在陵上再葬墓。且祝陵著录于卷二十七“古迹”，则非陵墓也必矣。既非陵墓之名，且全书仅此两处出现，并据“在善权山……今此地善酿”可知：祝陵者，原为一古迹之名，即当时一小小之地名耳。按，江南地名冠以“陵”者多矣，如金陵、延陵、海陵、晋陵、毗陵等，《尔雅·释地》：“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疏引李廵注曰：“土地高大名曰阜，最大名为陵。”
卷二十五“广教禅院：在善卷山”，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然卷十五“山水”里居然没有“善权山”之条目。不过，广教禅院与祝陵都涉及善卷寺。而善卷寺建造时间，一则曰“齐建元二年”，二则周必大引旧碑与《毗陵志》引《善卷寺记》俱谓是“齐武帝”。按，建元是齐高帝年号，然就史料来源议，宜从旧碑与《善卷寺记》，当在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至于建造的地方，一则曰“以祝英台故宅建”，二则周必大引旧碑谓“赎祝英台庄所置”，三则《善卷寺记》谓“赎英台旧产建”。按，“故宅”者，旧居也；而“庄”为田地，与“旧产”意近，同理，宜从旧碑与《善卷寺记》。
前曾论及，唐懿宗时李蠙上奏朝廷，愿“自出俸钱，依元买价收赎”善权寺，其原因是“臣大和中，在此习业”。以此反观广教禅院条“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借榻肄业”，就会发现“至大和中”之“至”字，实为钞录李蠙奏疏内“臣”字而致错改，盖大和在会昌之前。
薛季宣《浪语集》
祝陵之“祝”，姓氏欤？今检《咸淳毗陵志》，无一祝姓之人。前引永嘉人薛季宣有《游竹陵善权洞》诗，作“竹陵”。其后淳熙四年（1177）四月，杨万里出任知常州事。六年春，杨氏自常州归里，过长洲，夜宿浒墅，作《舟中晩酌》，有“竹陵春酒绝清严，解割诗肠快似镰”句；过杭州，作《晩憩富阳》诗，有“急唤清空竹陵酒，旋尝梅子与樱桃”。杨氏归里，应该是满载了酿于治下宜兴县如清若空之“竹陵酒”，羁旅劳顿，可随时酌饮遣兴。此与志书所谓的“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若合符契。按，陈克（1081—1137）字子高，浙江临海人。此为其《阳羡春歌》诗中句。故曰：祝陵者，当为竹陵之讹也。按，《广韵》：祝，之六切。竹，张六切。之属章母，张属知母，是知“祝”、“竹”二字声近韵同。今观善权之山，有竹海之谓，其千百年前已如此风景也哉！
杨万里《诚斋集》
碧鲜庵，卷二十九“碑碣”作“碧藓庵”。“鲜”欤？“藓”欤？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遗址”于“碧鲜庵”条后按曰：
碧鲜庵，一名碧鲜岩。……“碧鲜”本竹名，碑刻现在，无作“藓”者。王《志》误作“藓”，诗句平仄失粘，不可读矣。华诗作“碧仙”，亦属传闻之误。
“王《志》”即王升《万历重修宜兴县志》，“华诗”指华察《游善卷碧仙岩》诗。所谓“诗句平仄失粘”，即所引“胡蝶”二句，或为绝句之第三、四句，或为律诗之尾联，依律作“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若是“藓”字，则仄声矣，不合平仄，故曰“失粘”。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
按，“‘碧鲜’本竹名”，语见西汉枚乘《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水碧鲜。”吕向注曰：“玉润碧鲜，言竹色如玉碧之鲜润。碧，亦玉也。”西晋左思《吴都赋》：“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也是直接化用矣。
又按，《广韵》：庵，乌含切；岩，五咸切。可知两宋时期，二字读音相似；今之环太湖地区，亦几无别。故作“碧鲜岩”者，盖同音而致讹者也。
吴骞《阳羡摩崖纪略》
“碧鲜庵”碑刻于史能之重修《毗陵志》时，即已矗立在善权寺。如明代都穆、沈周与清代陈经、吴骞游览时，皆曾得见，并著录于书；据吴景墙《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善权寺“兵毁，同治六年寺僧复建房屋三楹”，所谓“兵毁”，指清军与太平军之战；战后即无该碑之记载。直到1921年，宜兴人储南强（1876—1959）开发善卷洞，“始出碧鲜庵碑于寺后土中”，为“建碑亭”，以迄于今。
碧鲜庵碑
经前所述，对《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条之文字，作如下推测：
竹陵：在善权山。山有广教禅寺，旧名善卷，齐时以祝英台旧产建。前有巨石，刻云“碧鲜庵”，为唐李司空蠙读书处，昔有诗云：“胡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竹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竹陵”为一小地名，单言“在善权山”，稍觉宽泛，宜交代大体方位。点广教禅寺旧名，引入“齐时以祝英台旧产建”，——可知“以祝英台旧产”句内“祝英台”三字，诚非女子之名，实为台名也，如黄金台、柏梁台、铜雀台、超然台之台耳。“巨石”者，方丈石也。刻“碧鲜庵”三字，四围多竹，“碧鲜”之谓“竹”也。此地原为唐李蠙大和年间读书之处，后人作诗咏之，“碧鲜空有读书坛”云者，意谓碧鲜庵里只剩有读书之坛，慨物是而人非。今此地善酿好酒，酒以“竹陵”名，品质一如清若空者。其时或已有梁祝幼曾同学、死而化蝶传说，史能之因感于故乡有义妇祝英台，遂于“胡蝶满园”二句后，补入数语，且改“竹”为“祝”，以牵率祝陵、祝英台之关联也。
故曰：梁祝之始也，盖因文本之脱讹，以至于地志之附会，《延祐四明志》谓“此事恍忽”，《咸淳毗陵志》亦谓“其说类诞”。及经文人之改编，作小说以传观；曲家之铺演，登戏台而传唱。方志游记，云集景从，层累相生，积非成是，致以今日，妇孺皆知。民间文学，其类大皆如此；而地志之载记，“类诞”者又何其之夥焉，祝英台特其尤甚者欤？四明毗陵，彼时同属两浙，相距仅六百里耳，人物往还，商旅频仍，致本无相干之“冢墓”与“旧产”，经千馀年添枝加叶之演变，南北重叠，竟成合流。今天的寻找，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文本被层累的错读的可能；此与“夔，一足”、“夔一，足”意实相似，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既有以上二事之相类，遂有并为一种之传说。”而文本的脱讹与句读之错断，或许恰是梁祝故事流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附论一：碧鲜庵碑书者考（略）
附论二：祝英台近词调考（略）
附论三：南戏杂剧创作考（略）
附论四：别地流传载记考（略）
附记：《寻找》一文，思之逾十载，迄不敢落笔，盖传说固非真有其事，然民间亦自有其功用处。剥茧抽丝，唯恐丝断，且不得丝，即茧亦不存矣。犹忆数年前，曾与俞为民先生请益，得怂恿鼓励，爰取钱南扬、路晓农、王宁邦诸先生之著述文章，以及历代史籍之著录，反复推衍。后因疫情，逡巡三年，其间或趋俗务，或生旁骛，拖之又拖，不能再拖。幸藉学习之隙，稍作梳理，徵据多相似，按断或不同，盖亦铺叙一己偶然之思，以就正于博雅君子云尔。癸卯正月十八，个厂识于昌平十三陵水库南侧。
又，文章构篇于正月初九，越九日而成第一、二节，至二月初九始有第三节之豁然悟。附论四则，稍记所见所虑，盖与梁祝事亦相涉者也。半月以来，运思俱在登榻之后，常致抖擞而不能入梦焉。二月廿四，个厂于仰顾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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