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即出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百年来许多人为它树碑立传，它的形象已更清晰，却也依然如雾中之月，微茫而朦胧。这样说可能让有些专门研究五四的学人不快，但在很多人以为主要历史问题已被研究得差不多的时候，得知像五四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还大有可为，不也是快事一桩么？
依然朦胧的五四
五四运动向有广狭两义：从字面义言，五四特指1919年那次以学生为主的运动；然而通常说到“五四”（以下非特指不加引号），大约都会往前后各推移几年，是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近于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两种五四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各异。一般视为五四基本理念的“民主”与“科学”，更多适用于广义的五四；而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一类口号；两者间实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大家都以1919年的学生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每逢“周年”就发表纪念的言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其实是广义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从2015年开始，学界便开始出现一些以“百年”为题的“回望”“反思”文字，甚至有一些冠以“百年”的相关研讨会召开。真正到五四学生运动百周年时，各类纪念活动所涉及的内容，也远超过狭义的学生运动。
随着时间的积累，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从研究者到媒体，大家都共同使用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而不觉其间的冲突。这反衬出一个我们可能注意不多却实际存在的事实，即“五四”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它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甚或是否应当跳出“五四的光环”，其实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甚至一些基本史事都还没搞清楚，仍处于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
仅举一例，梁启超曾说，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即以狭义的五四运动论，也不仅发生在一地。当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多少有些偶然，尽管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究竟是哪些人实际领导了学生的运动，以及当天路途上发生了什么事，迄今尚存争议。连北京市区的运动过程都不够清楚，遑论各地的运动了。蒋梦麟在五四当年就反复说及“从北京到广东，从上海到四川”，但广东和四川的五四，我们现在知道多少？
有些历史上的事件和运动是因为材料不足征而不容易弄清楚，五四则不然，相关史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确有一些面相是因为史料不足征，不得不借助想象和推论，因此而多有争议。然而也有一些材料颇充足的面相，长期被研究者视而不见，处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同以各地的五四为例，尽管已有一些记述大地方的资料集，然使用者不算多（例如与五四学生运动关联最密切的山东，虽有胡汶本、田克深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书出版，但研究论著的数量和品质，尚不够令人满意）。已有的相关研究增进了我们的认识，而各省的五四情形基本仍不清楚。若所谓县乡镇层级，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运动的影响，受到关注就更少了（这方面一些新探索，参见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瞿骏《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区域因素以外的其他方面，五四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五四，没弄清楚的具体内容也还不少，仍需继续探索（以下说五四，凡不特别注明，皆广义的。惟用以断时的“五四后”和“后五四”，则多为狭义的）。
另一方面，经过了长时期各种取向的解读，在一些面相愈来愈清晰的同时，也不排除被诠释者增添了一些熊十力所谓“作雾自迷”的成分。五四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对它的诠释和解读几乎和学生运动同时，起步相当早。随着对五四的研究日益加增，后人对所谓“五四研究”本身，也已歧见日多。
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如果“履之所出”乃履迹而非履，而昔人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西方文论所谓文本一经产生，即具有了脱离母体（即作者）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章学诚就曾说，文本一经写定，解读就变化多端；所谓“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就像一个涵义丰富的文本，早已被历来的众多解读者“千百其意”了。熟读老庄的鲁迅曾主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
依鲁迅的意思，不顾文本作者及其产生的语境而就文本论文本的“说梦”取向，是可以存在的；但听者（即文本诠释的接受者）应当区分并明了“说梦”与“说事”两种取向的不同。若取上述文学批评理论解读五四，最好能指明其所解读出的，乃是作为“独立文本”的五四之意涵，而非与“作者”及其时空关联的那个五四；或将两者进行区分，让“听者心里明白”他们所听的是“说梦”还是“说事”。
如果选择了“说梦”取向，在解读时当就已“独立”的文本进行诠释，而不宜将其解读还赠文本的作者，指出某某主张如何、某某赞同和反对什么，等等。不幸的是，一些持“说梦”取向的五四研究者，却未能遵循其所借鉴的理论，常将其想象力丰富的解读，还赠五四的当事人，使我们认知中的五四形象更加扑朔迷离。
重要的是，文本不论有多独立，仍有其产生的母体。从时间视角看，其实也可以说，文本一产生，就已经是过去式，也就成为历史了。与其相关的语境，自然同样是历史的。不论是就文本解读文本，还是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中解读，恐怕都不能不考虑历时性的因素；却也不妨以观时而观空，并以观空而观时。
过去受梁启超影响，都爱说中国对外国的认识有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三阶段进展，而讨论史事也多沿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系列事件的时序模式。其实五四学生运动本因外来刺激而起，那时的欧战，特别是新俄的出现，使五四人的思想受到强有力的外来冲击，他们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反省和对未来的憧憬，包括时人挂在口上的觉醒、解放和再造，基本都在一个时空纵横的框架之中，已经超越了线性的时间进程。是无数重时空因缘的叠加，使五四呈现出如许面貌。我们观察五四，最好因循时人的思绪，注意观空与观时的互动（前引杜亚泉提出以特定时段的“时势”来划分新旧的主张，而这个时段又以标志性事件来确定，大体即据事件以分新旧，便多少带有以观时而观空的意味）。
五四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复调的时空，需要复调的研究。这也应当落实在历史的表述之上。在技术层面，史学的处理需要尽可能平静。但顾颉刚也曾主张，为了让读者了解“各时代的特殊色彩”，作者就是遇到“抽象的史料，也必得有生动的叙述”，才能使读者“可以眉飞色舞，不受强迫而欢喜自己去看”。如果认为这样太强调主观的努力，我们至少可以遵循文如其事的取向，当史事本身富有激情时，表述或也不妨适当动情。对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研究者自己不妨冷静处之，但展现出的五四却不必显得太“镇静”。
戴维斯（Natalie Z. Davis）论新旧史学的差别说，旧史家希望得到“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辞”建立起来的绝对真相，而新史家“处处看见复杂和多歧的现象”，在努力寻求“确切的真相”时，也愿意先接受某种“可能的真相”。五四本是“一个多层多面的运动，有其复杂性”。既然史事本身是丰富的，所谓历史书写表现出的五四就不必显得太“整洁”和“凝练”。如史景迁所说：“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这一睿智的提醒，特别适合于对五四的认知和表现，我们确实需要看到一个复调的五四。
本书的内容
本书就是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激变的时代。我其实一直准备写一本关于五四的专书，也曾拟出了大致的章节，很多都已有半稿或资料长编。惟因随顺世缘，不少内容不得不写成论文刊发（五四永远是热点，每逢周年，总有约稿。而有些约稿，特别是长辈的命题作文，是无法拒绝的），那书稿只能搁下了。由于已刊发的文字收入不同的文集中，不易形成聚合的认识。这次把版权已到期的论集中与五四相关的拆出来，新写了通论性的前三章，希望能有稍集中的呈现。
这些年在研究生招生口试中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历史素养相当守恒，几乎二十年如一日。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意味着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研究，不仅未曾影响到教科书，甚至一些专业史学从业者也视而不见，遑论非专业的读者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对于五四，仍然需要重新认识，此本书所以斗胆名为“再认识”也。
开篇是引论，提出把“天下”的视角带回历史叙述。近代一大变局就是天下的崩散，向外转化出了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出了“国家”与“社会”。五四运动发生时，身在中国现场的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而当事人傅斯年则看见“社会”的出现。这样不同的即时认知充分表现出五四蕴涵的丰富，也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这两大外来名相尚在形成中。这些五四重要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概念，又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表现出“早熟”的意味，也忽视了五四前后出现的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因为其诠释力有限，故有必要把“天下”的视角带回历史叙述，以增进我们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章相对宏观地检视五四的体相和个性，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有其中心主旨和统整的体相。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本章具体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五四的关联，以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第二章从五四的认知历程赓续探讨五四的体相和个性，侧重其时代特性。从五四的下限北伐开始，“五四”认知渐趋定型。然而关于五四形象的历史协商，仍在进行之中。自成一体、自具其相的五四，可以说是自足的。而在整体的五四之中，又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个体。把五四放在历史脉络中，更容易看到其时代性，了解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表现的更多是延续还是突破。同时，自具体相的五四，又显出与整个近代大趋势不同的特异性。这种双重的时代特性增强了认识五四的难度，却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们需要正视五四那多元复杂而感情洋溢的时代特色，充分认识五四外在的整体个性和内在的多歧个性，注意观空与观时的互动，以复调的取向来研究五四的人和事。
上面三章差可算作通论，以下是各论，大体以时间为序。首先从社会视角看文学革命。当年影响甚广的文学革命，是广义五四的开端。而据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他所说的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却又不怎么言及其真正划时代的长远结果——全民改用白话文。文学革命的先驱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可以说那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正在知识精英和想上升到精英的边缘知识人中间。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
过去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体现其抗议和反抗的一面。其实没有什么重大政治变革的五四前一年，对许多时人来说却曾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受到鼓励，大型欢庆活动至少在方式上为学生运动进行了预备。当时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特点，不少人以为人类新纪元从此开始，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进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代表着以会谈方式解决困局的尝试，两者的失败预示着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和缓取向的艰难。正因希望和失望都来得有些意外，举国的失落感强化了士人心态的激进。
从学生运动前夕读书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可以看到从文学革命到后来的思想论争以及政治走向的脉络，而“问题与主义”之争恰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那次争论为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时期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当年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简言之，那时的中国思想界远比我们过去认知的更为丰富而活跃。
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例如，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它所涉及的面向远比既存研究所论述的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么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另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则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基本上，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在后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其直接的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陈独秀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所认知的要更多姿多彩。
从学生运动当时及之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和事后反思看，“学生”这一近代新教育的社会成果日渐脱颖而出，体现出群体的自觉，并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却也越来越疏离于教育和学术本身。救国和读书怎样两全，成为摆在师生两辈人之间的重要问题，而两代人的认知却不尽相同。渐被视为社会模范的学生却缺乏自制能力，这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现象，始为老师辈所提醒，继而长期困扰着踌躇满志的学生群体本身，挥之亦难去。
五四人的特点是放眼世界，而文化的区域性和世界性是后五四时代一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所见人各不一。时人明知东方和西方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却惯以它们来表述世界，提示出特定的时代关怀；而对此提出反对的质疑者，其实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针对性。尽管如此，时人却可以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分享的探讨。后人不宜忽视当年那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异认知，或当从仿佛可以不计的“小异”中，探索其间的“大不同”。
对于五四的基本理念，如德先生和赛先生，后人其实有过认真的反思。北伐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是对德先生的反省，而此前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则是对赛先生的反思。张君劢在1923年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新文化人关于“科学”的基本观念，从而使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通过考察分析“科学”观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演变，可以反观五四人心目中的“赛先生”究竟何义。过去有些研究者对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水平感到失望，其实论战当事人之所欲言，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未必一致。时人对于“科学”及“科学方法”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许多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科学主义”这样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对发生在中国五四后期的一次具体争论，可能没有多大的诠释能力。
本书始于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的主张，而当年的中国读书人的确尝试过把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1922年胡适曾提出“好政府主义”，不久更出现了一个为时短暂的“好人政府”。这个看似历史插曲的努力，就是这样的尝试。好人政府背后的“贤人政治”，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时代的传统理念；好政府主义强调政府应积极作为，又更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而时人面对的北京政府，恰是一个具有现代形式却又延续传统小政府理念的政权。那是一个政治伦理转换的时代，新旧政治伦理的纠结容易使人感觉无所适从，却也留下更宽的尝试空间。各种充满张力的取向如何关联互动，是一个需要重新讲述的故事，也表明“天下”并未离开历史现场。
与我很多专题论文稍不同，本书更偏重于叙事，虽然仍是一种分析的叙述，近于压缩的“通论”。各章在写作时，于开头结尾处或多或少都曾言及五四的总义。这次重组为一个整体（尽管仍然松散），此类说法基本都已删略，适当整合入相关的章节。个别章节有所扩充，一些章节的文字有所修订，包括整段整节的文字移易，期能稍更连贯。
各章写作的时间相差十多年（1996-2019），写作机缘不一，也并不系统，甚至不妨说是零散的碎片；然而碎片正是个性的体现，也是体相的构筑者。这些碎片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也少见明显的断裂，反呈现出相当密切的关联，即都在探讨读书人为寻求中国出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上下求索，彰显五四这一时段的丰富和多样化，希望能表现出一个复调的五四。
五四活在我们血脉中
历史现象本就繁杂丰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当年的社会与今天一样，应该也是一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图景。五四涉及面甚广，而其前后发生的大事要事也不少，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对五四的认知仍是一个朦胧的大体。然而历史是要见之于行事的，具体的所思所言所行，永远是重要的。就像余英时师所说，对不同的人，五四就像“月映万川”那样因人而异，“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若要对五四“求得更深的理解”，也需要见之于人人。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在区分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时提出，自然过程中的“过去”一旦被“现在”所替代，就可以说消逝了；而历史过程中的“过去”则不同，“只要它在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现在之中”。正是历史思维使“历史的过去”成为“一种活着的过去”。因此，不能被后人认知和重新思考的，便等于尚未进入历史过程（这是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学理基础，但他并非“以不知为不有”（傅斯年语），而是主张努力去认知那些尚未被认知的部分）。那些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或是否跳出“五四光环”的人，或许有些类似柯林武德之所言，侧重的是在我们心中能够重新思考的那个五四。
而蒙思明看法稍不同，他以为，“历史本身的演变，一气相承，川流不息”。一件事有无史料保存，只影响我们的历史知识，却无关于历史本身。一件事的史料消亡，或不被记忆、认知，既不意味着史无其事，也不能说该事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睿见，从这个视角看，我们的生命中其实融汇了无数过去的生命，而历史也就意味着过去的生命融入了我们的生命。即使在历史言说中“不知”（或在历史记忆中一度隐去）的“过去”，也依然影响着“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
五四应当就是这样的“过去”。已是历史的五四，不论我们对其已知多少，也像一切历史那样，早已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从这个角度言，五四给我们的影响，恐怕是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作为历史的五四，仍有很多基本史事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更深入的认识。而了解五四，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在那些历史记忆中曾经隐去或为人所“不知”的五四面相进入我们的历史言说，成为我们心中可以重新思考的“历史事实”之后，不仅我们认知中的五四与过去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也可能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