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笔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一则唐玄宗的轶事：一年夏天，玄宗临幸东都洛阳，当时正值酷暑，他热得受不了，忽然想起随行而来的姚崇甚有智计，于是命令高力士去找到姚崇，观察一下他是怎么避暑的。高力士很快就回来禀报，说姚崇正穿着葛衣，骑着小马，在树荫中漫步。玄宗皇帝听了以后，立刻如法炮制，自己也去树荫下骑马，果然“顿忘繁溽”。
在树荫下骑马兜风可以让人感觉凉爽，并不算是多伟大的发现，与玄宗同时代的诗人高适就曾经写过“炎炎伏热时，草木无晶光。匹马度睢水，清风何激扬”这样的诗句。以唐玄宗的雄才伟略，居然将这种避暑方法当作高明妙策，确实可发人一笑。不过想来也可理解，唐玄宗早年生活虽然坎坷，但毕竟是以皇子的身份，自幼生长深宫，自然对这些下士庶民的解暑小技巧知之甚少。
郊外行宫
的确，在封建社会，皇帝能够掌握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他们和百姓一样需要在夏天面对酷暑的侵袭，但在这些资源和权威的支持下，却拥有着比一般士民有效得多的避暑方式。比如夏日出门避暑，一般百姓和士人都要自行寻找植被繁茂的山林，如果路途遥远，还需要考虑借用寺院僧房解决住宿问题，并赶在假期结束之前回去工作。与之相比，皇帝则可以组织人力在海拔较高处建立避暑行宫，长时间留在凉快的地方办公。中国古代皇帝建立避暑行宫的传统源远流长，从秦汉时长安北面著名的“甘泉宫”，到清代皇帝的承德避暑山庄，皆是此类。
在初唐时期，民生还未恢复，皇帝们觉得大兴土木建立行宫太过劳民伤财，于是较多利用从隋朝继承下来的九成宫作为避暑行宫。九成宫位于长安西北的渭北高原上，海拔比长安高出近五百米，四周山林茂密，凉爽宜人，唐太宗在位前期，隔几年就要带领皇亲与高官临幸九成宫，并在宫中处理政务，常常一住就是半年之久。贞观六年，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之时发现了一处泉眼，随行的秘书监魏征以为祥瑞，写下一篇《九成宫醴泉铭并序》，又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亲自书丹，铭于碑上，保留到了今天，成为欧楷的经典作品。在序文中，魏征形容夏天的九成宫“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认为论到避暑的功效，连汉代的甘泉宫也无法与之比拟。
《九成宫醴泉铭并序》宋拓本（局部）
在贞观后期，唐朝国力逐渐强盛，唐太宗也有了大兴土木的想法，他派人在陕西南部的终南山麓建造了一所“翠微宫”，成为唐朝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避暑行宫。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唐太宗年年到此避暑，并最终在翠微宫上的含风殿中病逝。唐玄宗病逝后，翠微宫逐渐荒废，后来被改建成翠微寺，成为著名的密宗寺庙，中唐诗人刘禹锡经过翠微寺时，想象当年太宗在此避暑的情景，写下一首《翠微寺有感》，诗云：“吾王昔游幸，离宫云际开。朱旗迎夏早，凉轩避暑来。汤饼赐都尉，寒冰颁上才。龙髯不可望，玉座生尘埃。”在感叹翠微宫荒废寥落处境的同时，也站在中唐人的立场缅怀贞观时代，感叹盛世无法重来。
到了唐玄宗后期，皇帝又将目光转向了长安城东，将骊山上秦汉至唐初一直保存下来的温泉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筑造了著名的华清宫。华清宫虽然以冬日的温泉闻名，但是面朝渭河，“腊月近汤泉不冻，夏天临渭屋多凉”，既宜度夏又宜过冬，因此玄宗皇帝有时会一年两度临幸。如《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八载四月，唐玄宗赴华清宫避暑；同年十月，又赴华清宫避寒，这样的频繁往来中，皇帝对这座行宫的喜爱可见一斑。杜牧的名作《过华清宫》中有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语，结合荔枝结果的时节判断，这说的应该就是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避暑时品尝南方鲜果的场景。
（传）宋人郭忠恕所绘《明皇骊山避暑图》中的华清宫，现藏大阪市立美术馆
辟暑法宝
除了建立各种行宫之外，唐朝皇帝和皇室成员还可以不惜成本，制作各种奢侈的消暑用品。比如唐玄宗的异母兄申王李捴，体型肥胖，据说小腹能下垂到小腿，十分怕热，因此也很热衷于收集各种防暑装备。据《河东备录》记载，这位申王曾经发明了一种新型凉垫，先收集大量野猪毛，令工匠洗刷干净，再逐根编制而成，做成的垫子“滑而且凉”。申王特地将这种发明取名“壬癸席”，因为在天干中壬癸两干位处北方，有凉爽之意。
“壬癸席”虽然工序复杂，成本昂贵，特别有钱的权势人家也能置办得起，但是皇室的另一些避暑法宝，一般百姓和官员就无缘染指了。比如同样是申王，常常因为怕热而无法睡眠，一向友爱兄长的唐玄宗就赐给他两条“取冷蛇”，这种蛇不咬人，而且“执之冷如握冰”，申王将两条蛇分别放进自己肚子上肥肉的两条褶皱里，夏天就不再觉得烦热了。蛇是冷血动物，身上蛇皮隔热性能好，升温较慢，再加上某些品种的无毒蛇的确攻击性较低，利用蛇来降温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被强行塞在肥肉间的褶皱里吸热，恐怕在蛇眼中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生活方式。
宫廷里最典型、最有名的避暑法宝，还要属“辟暑犀”。在我国古代，犀牛主要产自云南、贵州一代的边陲地区，平时难以见到，但是犀角作为南方进献给中央王朝的主要贡品，却一直出现在各种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中。这种存在于世间却又难以见到的宝物，承载了古人的很多想象，他们认为佩戴犀角能够“辟寒、辟暑、辟尘”，有多方面的功效。唐玄宗就曾因害怕体胖的杨贵妃夏季受热，将珍藏宫廷中的“辟暑犀如意”赏赐给她使用。到了中唐，文宗于夏日邀请学士讲授《易经》时，特地将防暑的水玉腰带和辟暑犀如意赐给宠幸的侍讲学士李训，得到至宝的李训感激莫名，从此为文宗鞠躬尽瘁，最终因为替文宗策划诛杀宦官而在“甘露之变”中献出生命。
《西游记》中的犀牛精“辟暑大王”，出自李云中《西游记人物图谱》
还有一些民间传说中的皇室辟暑法宝更为神奇，比如据张读的《宣室志》记载，唐文宗的弟弟唐武宗拥有一块夏天能自动吹风的“风松石”，这种奇石是东北扶余国进献的贡品，体积有一丈见方，石头中间呈现一棵小树的形状，“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飚生于其间”，夏天放在大殿里，只需片刻，就能使殿中“秋气飕飕”。晚唐苏鹗的《杜阳杂编》记录了唐懿宗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家中的许多宝贝，其中在夏日最有用的是一条“澄水帛”，据记载，这件珍宝“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夏天只要拿它蘸上一点水，挂在屋子南边顺风的地方，经过布帛的暖风就会变成冷气，令“满座皆思挟纩”，据苏鹗推测，澄水帛中应该是加入了龙涎，所以才能过滤暑毒。
当然，以上这些宝物中夹杂了许多民间想象，未必真有其物，不过单从这些夸张的想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皇室和一般士民在避暑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上都有着天壤之别。
机械水幕
唐代的官员和民众虽然也有许多消暑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大多都只能做到放慢升温的脚步，本身并不能产生冷气，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降温方式还是等待天气的自然凉爽。相比之下，皇帝和皇室却已经有能力制造一些散发冷气的工具，降低一定小环境内的温度，达到类似今天空调的效果。
比如因为体胖而怕热的唐玄宗曾在宫中专门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含凉殿”，据唐末学者段成式的《庐陵官下记》记载，这座含凉殿的四周“积冰成山”，皇帝御座之后放着一架水力驱动的巨大扇车，左右摇摆扇风，另有一架水车不断从殿旁的水渠中将水运送到殿顶，再通过特殊的渠道从凉殿四周的房檐上飞洒下去，造成一片隔热的瀑流。这样一座建筑，虽然没有任何电力装置，但已经完全具备了冰箱、风扇和水幕机的一切功能，比起当代的空调房来，当也不遑多让。五代花蕊夫人的《宫词》曰：“水车踏水上宫城，寝殿檐头滴滴鸣。助得圣人高枕兴，夜凉长作远滩声”，写得就是夜晚含凉殿上水流倾洒，为玄宗皇帝消暑助眠的场景。据向达先生考证，这种通过水车送水至房顶，在房子四周形成水幕的建筑，是模仿当时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宫殿所造，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位叫做陈知节的左拾遗，认为皇帝建造含凉殿是劳民伤财，不断上奏进谏，玄宗就命令他来到含凉殿里奏事，还赐给他一碗“冰屑麻节饮”。陈知节在一片冷气中喝下冰饮，不久之后就“体生寒粟，腹中雷鸣”，赶忙请辞告退，没有离开殿门就已是腹泻不止，而这时的皇帝，却依然感觉到炎热，“犹拭汗不已”。不过这样的建筑，只允许摆在宫殿中，如果一般官员和百姓使用，则会被认为超越了人臣之道。据中唐笔记《封氏闻见记》所载，玄宗朝一位很有权势的御史中丞王鉷，就曾模仿含凉殿的原理，在自己家里造了一座“自雨亭”，造好以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后来王鉷获罪，朝廷追查其财产时，这座亭子又为他增加了一条“奢侈逾制”的罪状。
自雨亭示意图，出自《博物》2008年第07期，王鹏绘
住在堪比空调房的“含凉殿”中，坐拥众多驱热避暑的法宝，皇帝的夏天自然比平常百姓好过得多。据《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一年夏天，唐文宗与群学士在宫中赋诗，文宗先写了两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随后续道“薰風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两句续诗极得皇帝喜爱，被赞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但是北宋的苏轼却看出了这首诗的问题：皇帝养尊处优，宫中又多有辟暑之方，当然无法感受到常人在炎热中所受的煎熬，文宗身为皇帝，不知民间疾苦，反而为自己的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柳公权身为士大夫，不但没有当即规劝，反而作诗迎合——一君一臣都忘记了自己关怀天下百姓的本分。于是苏轼又为这首诗添了四句，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在末尾的两句诗中，苏轼表达了想让普天之下所有百姓都能在夏季享受清凉的愿望，也显示了中国士大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责任心。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空调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许多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原先皇帝独享的夏日清凉，苏轼“清阴分四方”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如果苏公泉下有知，看到了这一幕想必也会深感欣慰吧。（文/徐俪成）
参考资料
孟晖：《水车·自雨亭·芳尘台》，《紫禁城》，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