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开始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标识，就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来的，经过民国初年和五四时期的发展，到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最终形成，其标志便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因种种原故，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这一问题。本人不揣冒昧，拟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九一八事变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救亡歌曲也伴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九一八事变后的第5天，即9月23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抗日救国会。该校作曲家黄自作词创作出四声部合唱《抗日歌》，后因当局不准言抗日，改名为《抗敌歌》，并被迫将第一段歌词中的“倭虏”改成“强虏”。《抗敌歌》起初只有一段，后来韦瀚章续写了第二段。音乐界一般认为，《抗敌歌》是我国第一首以抗日为题材的合唱曲。同时，该校校长、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创作了《义勇军》和《从军歌》，该校作曲家劳景贤创作了《九一八战歌》。10月24日，该校声乐家周淑安指挥校合唱队首次演唱了黄自的《抗敌歌》，周淑安本人还创作了《同胞们》《不买日货》《鸣、鸣、鸣》等救亡歌曲。在此前后，该校的陈洪也有《冲锋号》等抗战歌曲问世。10-12月，《申报》发表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著名音乐家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与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同名）、《追悼被难同胞》和《向前进攻》，萧友梅为义勇军作的《军歌》，觉剑的《抗日救国歌》，易君左的《铁血歌》，张亦庵的《请你听》和《报国仇》，以及宋寿昌的《为四万万同胞争生存》等。这年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还编印了《抗日救国歌曲集》。
1932年初，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遭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史称“淞沪抗战”。虽然十九路军的抵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极大地激发了音乐界创作抗日救亡歌曲、抒发爱国情怀的热情。黄自继《抗敌歌》后，又创作了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作词）及《九一八》《睡狮》等抗日救亡歌曲。他还借鉴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创作了大型清唱剧《长恨歌》，感时伤事，借古喻今，并将其中一个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公开发表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五周年纪念刊》上，引起极大反响。与此同时，陈洪创作了《上前线》《把敌人赶出领土》《怒吼》《战歌》，任光创作了《十九路军》，何安东继《奋起救国》后又创作了《民族精神》。据著名歌唱家、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读书的喻宜萱后来回忆：“我们唱着黄自先生新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合唱歌曲，不禁心情激荡、热血沸腾。铿锵、豪迈的音调，高亢、激昂的旋律，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激起我们所有演唱者与听众的极大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心潮澎湃，感奋不已。”4月，刘雪庵辑成《前线去·爱国歌曲集》，共收录萧友梅、黄自、朱英、廖辅叔、胡然等作词，江定仙、刘雪庵、周淑安、丁善德、劳景贤等作曲的歌曲14首，“这些歌曲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音专师生在萧友梅、黄自的带领下所做的爱国歌曲”。同年出版的抗日救国歌曲集还有上海音乐救国社编的《抗日救国名歌集》、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爱国歌曲》（第1集）、儿童书局出版的《救国豪歌四十曲》等。
淞沪抗战失败后到1934年底，由于国民党当局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并想方设法打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在此背景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受到极大影响，转入低潮。这一时期，以聂耳、任光、吕骥、张曙为代表的一批左冀青年音乐家开始成长起来，成为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主力军，其中代表作有任光的《抗敌行进曲》《渔光曲》和聂耳的《开路先锋》《毕业歌》等。这一时期出版的抗日救国歌曲集不多，1934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自《爱国合唱歌曲集》是其中代表，收录了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军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国庆歌》五首合唱歌曲。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其妄图侵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和野心暴露无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迅速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并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公开发表。不久，国共开始接触，就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与这一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抗日救亡歌曲也再次大量涌现，其代表作有聂耳的《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词）、《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任光的《王老五》（安娥词），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钢鸣词），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等。1936年，经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洗礼，更多的抗日救亡歌曲被创作出来，主要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黄河之恋》《热血》《莫提起》《青年进行曲》，吕骥的《一二八纪念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刘雪庵的《长城谣》，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努力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抗战歌曲。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的两年多时间里，抗战歌曲的代表作有冼星海的《保卫卢沟桥》《只怕不抵抗》《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保家乡》《垦春泥》《嘉陵江上》《新中国的青年》，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大合唱》，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长城谣》，江定仙的《为了祖国的缘故》，陈田鹤的《巷战歌》，沙梅的《打回东北去》，章枚的《枪口对外歌》，舒模的《军民合作》，陆华柏的《故乡》，夏之秋的《思乡曲》，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忘不了》，刘炽的《胜利鼓舞》，陈志昂的《解放区的天》，张曙的《日落西山》《洪波曲》《丈夫去当兵》，梁寒光的《胜利舞歌》，吕骥的《铁路工人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等。这一时期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有《抗日救亡歌曲集》等上百种之多。
1938年春，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原稿的影像
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14年期间，究竟有多少抗战歌曲面世，没有人做过权威的统计，也很难统计。王续添指出：“到目前为止，能够见到收录最多的是抗日名将阚维雍之子阚培桐编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全书8卷，收录抗战歌曲3621首，该书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这些歌曲的署名词曲作者共有1800多人，还有不少佚名的。这些署名的词曲作者不仅包括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著名的曲作家和词作家，而且在词作者中，涵盖更为广泛，既包括了诸如胡适、郭沫若、闻一多、老舍、欧阳予倩、成仿吾等著名知识分子；也包括了于右任、冯玉祥、白崇禧、陈立夫、陈毅、杨靖宇等军政要员。”就其内容而言，王续添用关键词对该书3621首抗战歌曲检索发现，“以‘战’为首字诸如‘战斗’、‘战士’、‘战地’、‘战时’、‘战歌’等歌曲最多，达110余首；以‘抗’为首字诸如‘抗日’、‘抗战’、‘抗敌’等歌曲也达百首；以‘我们’为首词的歌曲有90余首；以‘中国’、‘中华’、‘祖国’为首词的歌曲有80余首；以‘保’为首字诸如‘保卫’、‘保家’、‘保国’的歌曲共有70余首；以‘打’为首字诸如‘打倒’、‘打日本’、‘打东洋’等歌曲有60余首；以‘反’为首字诸如‘反侵略’、‘反扫荡’、‘反攻’等歌曲有40余首；以‘送’为首字诸如‘送郎’、‘送哥哥’、‘送子’、‘送别’等歌曲有40余首；以‘民’为首字诸如‘民族’、‘民众’、‘民兵’等歌曲有40余首；以‘青年’、‘青春’等为首词的歌曲有40首；以‘胜利’为首词的歌曲有39首；以‘救’为首字的诸如‘救国’、‘救亡’等歌曲有近30首；以‘大家’为首词的歌曲有26首；以‘上’为首字诸如‘上前线’、‘上战场’等歌曲有22首，以‘杀’为首字诸如‘杀敌’、‘杀鬼子’等歌曲有21首。这些歌曲的名称中‘关键词’和歌词内容集中体现了抗战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除“以‘中国’、‘中华’、‘祖国’为首词的歌曲80余首”外，还有一些抗战歌曲在歌词中使用了“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笔者对梁茂春编《民族战歌——抗战歌曲一百二十首》中的歌词进行统计，其中有20首歌曲使用了“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占全书歌曲总数的1/6。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王续添“从《救亡之声》收录的全部歌曲，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题，选择代表和体现这种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重建民族认同、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的20个关键词进行初步统计，以每首歌曲中出现的词汇单次即不重复计算，‘民族’、‘中华’、‘中华民族’就已超过1000首之多”，其中“民族”是462首，“中华”是291首，“中华民族”是236首。如果把含“中华”的291首和含“中华民族”的236首相加，是527首，与笔者统计梁茂春编《民族战歌——抗战歌曲一百二十首》的歌词所得出的结论十分吻合，即歌词中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抗战歌曲占全书歌曲总数的1/6。就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书写来看，这些歌曲有如下特点：
首先，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著名音乐家赵元任的《中华我中华》:“中华，我中华，五族为一家，西昆仑东黄海，物博土地大，五千年光荣史，灿烂文化我能夸，万岁我中华。”佚名填词、外国曲调的《大国民》：“中华民国大国民,黄帝轩辕之子孙！五千年文化长且深,诸圣贤遗教远且存。”《歌我中华》：“我们要记着我的大中华，五千年独立在东亚。河山风物生产米麦豆麻，多么秀丽，多么清嘉。”《我爱中华》：“政教递演，有悠久历史，人口殷繁，有高深文化。”《伟大的中华》：“聪明优越，四万万五千万炎黄之胄；秉耀辉煌，历史五千载文明悠久。”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的第二乐章《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故事，在你的周围扮演。”
冼星海组织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
其次，颂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如《民族至上》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精神：“中华民族崇高无比，岂容暴敌逞强，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保卫民族万世无疆！”《出操》颂扬了中华民族的杀身成仁精神：“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发扬中华民族万岁之荣光。”《从军乐》颂扬了中华民族的坚强勇毅精神：“我们是廿纪的健儿，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坚强勇毅，同德同心。”《中华国民》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仁爱和平精神：“讲求忠孝仁爱，讲求仁义和平，五千余年历史，伟大光明。”《中华万岁》颂扬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博爱精神：“浩浩黄河，滚滚长江，雄踞在亚洲的东方，和平博爱独立在世界之上。”《中华民族》颂扬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俭朴精神：“中华民族多么顽强，勤劳俭朴磊落大方。”《古行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精神：“黄帝子孙尽维武，屹立中流砥柱！”《黄河颂》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精神：“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做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再次，强调了全国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比如《流亡三部曲》：“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无处逃亡。哪里有，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繁华一朝化为灰烬，从前欢笑而今尽付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踏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日寇的枪炮是不分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民族的，所造成的灾难都是一样！《黄河大合唱》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为什么，到此地，河边流浪受孤凄？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无消息。张老三，莫伤悲，我的命运不如你！为什么，王老七，你的家乡在何地？在东北，做生意，家乡八年无消息。这么说，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仇和恨，在心里，奔腾如同黄河水。黄河边，定主意，咱们一同打回去。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从今后，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歌词中一个是山西的农民，一个是东北的小贩，尽管两人的出生地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他们的遭遇是相同的。正因为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跑向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江陵词、刘雪庵曲的《上前线》：“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歌词中的“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所强调的正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亦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后，彰显出中华民族有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卢沟桥》：“敌人从那里来，把他打回那里去！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士兵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老舍作词、张曙作曲的《丈夫去当兵》：“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你去投军打日本，心高胆大好光荣；男儿本该为国死，莫念妻子小娇身……到了前方不怕死，保住江山万家生。纵然死在沙场上，有为妻的替你守家庭；孩子长大来相问，我说你爸爸去打贼兵。为国尽忠死，千年留美名。父是英雄儿是好汉，前人修路后人行。儿子成人知爱国，保我中华享太平。……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快快走，为妻的不再送远行。盼你平安回家转！盼你多杀东洋兵！你若不幸身先死，英魂莫散喊杀声。”郭沫若作词、张曙作曲的《双七节挽歌》：“阵亡的将士，死难的同胞，你们壮烈的牺牲，增加了民族国家的光耀……我们再接再厉，始终不屈不挠，踏着你们的血迹，响应祖国的号召，争取最后胜利的目标！复兴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张曙作词作曲的《负伤战士挽歌》：“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我们要报仇，我们忍不下，带了花又算什么？！……伤好了再去打！杀他一个够本，多杀几个就赚了他。要干到底，才是好汉，要干到底，才能建立大中华。”田汉作词、林路作曲的《儿女英雄》：“倭寇兴戎，来自东海东，怎知俺中华儿女尽英雄，人人奋勇，个个尽忠，待扫荡顽凶，重建中华一统。”贺绿汀作词、江定仙作曲的《新中华进行曲》：“我中华英雄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一齐上前线；四万万觉醒的大众已不能再忍受这横暴的摧残，满怀的热血已沸腾，满腔的热泪总不干，不将暴敌扫荡誓不生，不将国土收复誓不返。”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做棉衣》：“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中华民族放光芒。……秋风起，秋风凉，平型关外云飞扬，千百大军杀虎狼，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夺沈阳，中华民族快解放。”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最能反映出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英雄气概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聂耳
三
这些抗战歌曲的词曲作者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广大民众的传唱，以影响民众，影响社会，从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因为音乐在传播有关知识、思想和进行社会动员方面，不受时空、文化程度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加上广大民众一般都愿意唱歌，喜欢唱歌，唱歌甚至是一些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能够起到其他文艺形式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1938年丰子恺曾著文指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亦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黄自谈及音乐对人类生活的作用时也认为：“一个国家自有一个国家的特性，这种特性反映到音乐上来，可以表示这国家内在的精神。……要团结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尤非借重音乐的力量不可。因为我们要团结整个民族，促其奋发向上，卓然自立，以教育、政治、文学、哲理各项着手，总觉得普及不易，感人难深。如能利用乐歌来教，自然可以情智兼包，雅俗共赏，口唱心念，永不遗忘。一个国家定要把它的政治理想同民族特性显示在国歌里面，就是这种用意。”因此，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第一批抗日救亡歌曲起，上海、广州等地就开始了群众歌咏运动，演唱抗日救亡歌曲，“这成为全国性的歌咏运动的序奏”。如前所述，1931年10月24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家周淑安曾指挥校合唱队首次演唱了黄自的四声部合唱《抗敌歌》。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和黄自也曾率领全校师生为十九路军进行过募捐演出，他们演唱的抗战救亡歌曲深受市民喜爱。
淞沪抗战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攘外先必安内”的基本国策，抗战救亡歌曲的创作转入低潮。与此相一致，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基本停止。但到1935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起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因而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5年初，上海成立了近百个群众歌咏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良模、吕骥等人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尤其是民众歌咏会，很快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会员的团体，并在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分会。刘良模曾明确提出，“我们组织‘民众歌咏会’，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并号召“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这雄壮的歌声传播到他的周围的群众中间去，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负的责任”。他后来在回忆“民众歌咏会”的活动时写道：“‘民众歌咏会’成立后第一次教歌的时候，参加的有九十多人。他们大都是四川路一带的银行、邮局等机关和店铺中的男女职工和店员。他们都从来没有参加过集体歌咏活动,不知道集体歌咏是什么滋味,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而来的。但是,他们都是爱国的、要求抗日的。记得他们学唱的第一支歌是我自己编写的《救中国》。这原来是一支美国民歌,简单易学,既能合唱,又能轮唱。我根据这支歌的四句曲调,写了四句歌词：‘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啊！’我唱一句，他们跟着唱一句。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学会了这支歌。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歌声是细小的，但在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歌声就越唱越响亮。当他们学会轮唱这支歌的时候,就唱得更加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们尝到了集体高唱抗日救亡的革命歌曲的甜头。从此，他们不但自己继续来唱歌,还不断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参加民众歌咏会。”5月，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育英中学等14所大中学校的歌咏团在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场举行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会，由540人组成的联合歌咏团，演唱了《同唱中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抗日救亡歌曲，观众达3000多人，被当时北平的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活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蓬勃开展。1936年6月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借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歌咏大会，民众歌咏会的700多名会员和5000多名民众参加，由刘良模任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上海《生活日报》的报道称，这次歌咏会“人数的众多，歌声的宏亮，打开上海未有的新一纪录”，“这真是个伟大、热烈的场面啊！”会场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刘良模在群众的保护下逃出。7月，吕骥主持的聂耳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中华职业教育社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上海歌曲作者协会、中国诗歌协会、民众歌咏会、蚁社歌咏会等15个歌咏团体暨电影界、文化界人士，大家一起演唱聂耳创作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上海的《生活时报》《立报》《读书生活》《光明》《大众生活》《救亡日报》等报刊对此次活动都做了报道。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22日，上海各歌咏团体在鲁迅葬礼时举行声势浩大的挽歌游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在此前后，冼星海、张曙等人还在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最大的救亡歌咏活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一些大城市外，这一时期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运动还推广到了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和村镇，一批新的救亡歌曲也因此而“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救亡歌咏运动至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洪流”。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运动进一步发展。1937年8月，上海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救亡歌咏协会，全市共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宣布成立，这是音乐界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抗战救亡歌咏组织。其成立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我们要用歌咏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把他们唱上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不能一盘散沙，因此我们把全国歌咏工作者集在一个总体之下，有计划地去开展全国广大的救亡歌咏运动。”
1937年8月，上海戏剧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冼星海（左一）
3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文协呼吁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不分派别，不分新旧，只要赞成抗战，只要不是汉奸，就要最大限度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之中。4月，在冼星海、张曙等人的组织下，武汉举行十数万人参加的火炬歌咏游行。人们高举火炬，高唱抗战歌曲，场面十分壮观。10月，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国民政府组建以郭沫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作为国统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以推动国统区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冼星海、张曙、沙梅、林路等一大批音乐工作者皆以三厅成员身份投入当时的抗日音乐活动中，先后组织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集会、抗战献金音乐大会等一系列有一定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林路后来回忆道：“在‘三厅’，我是搞编辑的。刊物没编成，活页歌片、活页歌选还是印成了。‘三厅’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都由我编印成‘歌选’‘歌片’,大家往外发给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传唱。当时，武汉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很多，我们到各个歌咏团发‘歌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练习时教歌，演出时指挥。”10月10日，武汉《新华日报》对前一天举行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之“歌咏日”活动做了生动报道：“上午十时左右,在中山公园的市体育场,聚集了武汉十余歌咏团体,一千余人,举行了热烈的广场歌咏和歌咏游行。……当郭沫若厅长讲话后,举行广场全体歌咏,由冼星海、张曙指挥，以扩音器伴唱，配以军乐。宽阔的广场上,卷起了千余人的狂吼，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房。歌唱毕，全体排队，出发游行。长蛇的队伍,从公园出发，游行队伍通过各马路时，歌声、口号声、路旁群众热烈鼓掌欢迎之声，像一道奔腾的怒潮,在街上流过……晚上大光明戏院的歌咏宣传大会，更卷起了三市民众的狂潮。……在里面已挤得没有插足地，在铁门外，还封锁着五六百渴望听民族解放歌声的广大群众。”武汉沦陷后，重庆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刊报道，1939年2月6日举办的露天音乐大会、4月1日举办的学生歌咏比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1941年举办的千人大合唱，曲目丰富，声势浩大，其“嘹亮的歌声极大鼓舞、慰藉了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吕骥、郑律成、向隅、李劫夫等音乐工作者深入陕北、晋察冀、内蒙古、皖南、苏北等敌后根据地开展音乐活动。与此同时，无数支“救亡演出队”“战地服务团”和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队活跃在广大城市、乡镇和农村，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边疆地区，也常常能听到群众歌唱抗日歌曲的声音。丰子恺写道:“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枊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故我们民间音乐发达，即表明我们民族精神昂奋，是最可喜的现象。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1939年7月，冼星海在纪念聂耳逝世四周年时撰文指出，纪念聂耳是“在我们遍地炮声的国土里，而我们同时又是在遍地雄亮的抗战歌声里”。就此而言，“在整个救亡、抗战期间，威武雄壮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丽的音乐景观”。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在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如前所述，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抗战歌曲大约占抗战歌曲总数的1/6，人们在演唱抗战歌曲时，就不可能不演唱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歌曲。这样，演唱者和听众也就不可能不受到耳濡目染，而认同和接受“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抗战歌曲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喜欢传唱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凡大型的群众歌咏活动，没有不演唱这两首抗战歌曲的，尤其是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是必选曲目。这两首抗战歌曲中都包含“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歌咏活动中，“中华民族”观念也就会被演唱者和听众所记住、所接受。用丰子恺的话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包含有“中华民族”观念歌词的抗战歌曲不仅为广大汉族民众喜爱和传唱，也为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民众所喜爱和传唱。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例，七七事变后，贵州松桃县（今松桃苗族自治县）曾组织简易师范学校、初中及城区小学师生，在街头进行抗日演讲，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唤醒当地苗族、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日热情。在云南金平县，任教于西洒镇中心学校的肖丕兴，经常教当地各民族学生歌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每到激情之处，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在绥远米仓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为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积极作用，中共河套特委曾组织开展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文化艺术活动，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是要求经常演唱的歌曲之一。在新疆绥来县（今玛纳斯县），绥来县反帝分会开展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都是必唱歌曲。地处湘西的溆浦县，爱国知识分子组织抗战歌咏队，教汉族、苗族、土家族、瑶族等各民族群众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游击队员之歌》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还两次举行小学生抗战歌咏比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溆浦全县各民族村寨掀起了人人高唱抗战歌曲的热潮，不论是清晨，还是夜晚，是在田野，还是在山岗，都能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还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在新疆维吾尔族群众中广为传唱。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道：“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而充满爱国激情的歌声，所表达的正是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936年，红军大学学员在唱歌
结语
自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后，“中华民族”观念大致经历过民国初年的初步发展、五四运动后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几个阶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毛泽东在该文的第一节“中华民族”中回答了“中华民族”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本身的定义问题，亦即“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问题。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第三，“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民族。二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涵义问题，亦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毛泽东论述的“中华民族”，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第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占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人”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第二，经过数千年的交往与融合，各民族已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便是这一民族共同体的称谓，或者说“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称呼；第三，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确立。从此，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定义以及“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和根本遵循。
1940年3月，贾拓夫以“关烽”的笔名在《西北》半月刊第48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现时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应当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不是继续大汉族主义”，“必须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承认他们有管理自己本民族各种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社论”，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以汉族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同时还有蒙、回、藏、满、苗、瑶、夷、番、维吾尔等许多少数民族”。因此，我们要取得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就应当“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不是继续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应“允许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承认他们有管理本民族各种事务之权，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以实现国内各民族亲密的抗日团结”。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在谈到“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时指出：“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正因为毛泽东确立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数千年的交往和融合，各民族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这一民族共同体的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提出了实现各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各项方针政策，因而得到了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拥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由弱变强、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毛泽东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也日益深入人心，在今天，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共识。我们现在就是在毛泽东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坚持这一基本共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定义“中华民族”以及确立“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长征途中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少数民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是这两个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结晶。中国共产党人这两个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观念从产生，到进一步发展，再到广泛传播的过程。《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收录了大量近代报刊文章，笔者对1912-1939年报刊文章标题、正文中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统计如下：1912-1918年45次，平均每年只有6次多一点；1919-1930年1481次，平均每年123次；1931-1939年4734次，平均每年526次。1931年390次，1932年516次，1933年509次，1934年479次，1935年416次，1936年568次，1937年525次，1938年501次，1939年830次。可见1936年后都在500多次以上，1939年达到830次，又远多于1936年之前的次数。上述数据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于1935年问世后迅速得到广泛传唱得到说明。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对“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原题为《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作者郑大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