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10月22日，结束了阅读的格特鲁德·萨维尔惬意地在日记中写道：
看完了《阿卜杜拉历险记》。这里头既没有道义，也没有巧思。这部文集虽然冒着傻气，但里面有好些来自神话和魔法的有趣文字。我读这类书与观看戏剧的人一样，都是为了将灵魂一时沉浸其中。哎，越看越觉得难以自拔。
生活在17世纪的人们绝难想象这幅轻松舒适的图景：书籍并非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以轻易买到；无需阅读晦涩难懂的布道书或历史书，而是可以沉浸在小说构筑的奇妙刺激而轻松愉快的幻想世界里；最后，萨维尔女士可以一个人在卧室安静地读完整本《阿卜杜拉历险记》，而不是在神父或朋友冗长乏味的朗读中只听取到故事的一鳞半爪。
启蒙时代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出现带来了迥然不同的18世纪：在1500年，只有1%的女性和10%的男性识字，而在1800年女性识字率达到40%，男性则达到60%；同时，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在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进步，印刷品的数目也随之飙升，1700年之前，英国每年共出版1800种各类书刊，到了1800年，这一数字达到6000种；商品社会的发展与职业作家的出现同样大大助长了书籍的出版、印刷与流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精装书籍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小说、游记、颂歌与通俗小册子在书店、酒馆与街头流通，这也促成了可能是18世纪最重要的阅读方式转变：从对少量书籍的深入朗读到普遍浏览大量世俗文学。以上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共同促成了18世纪英国的“阅读革命”。然而，要精确掌握当时的人们如何阅读，我们依然需要将自己置身于乔治时代的伦敦街头，感受从书籍获取途径、书籍种类到阅读方式的完整过程。
要试图考察人们阅读的方式，首先需要考虑他们获取书籍的途径。尽管18世纪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印刷文化爆炸式增长的时代，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购买真正的书籍依然不是一件易事。如前所述，1800年英国每年共出版约6000种各类书刊，虽然这个数字相较之前有了爆发式增长，但与当代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并且书籍的售价依然较为昂贵：在18世纪的英国，进出口商人与经销商的年收入在200-400磅之间，农场主与自由小农在40-90磅之间，而长工与佣仆等仅有每年15磅左右，对于一个中等阶层的家庭，每周用于娱乐消遣的用费大概在2-4先令，显然对于18世纪动辄定价5先令以上的书籍，即使是中等阶层也无力大量购买，下层阶级更加不可能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事实上，直到19世纪早期，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印刷机的出现使得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不列颠人民才真正拥有廉价而广泛的读物。
因此，18世纪的印刷刊物存在明显的价格分层：在少量价格昂贵的高端书籍之下，是大量粗糙的廉价出版物，例如，在1709年出版的152本推广书籍中，一半定价不超过1先令，有58本定价低于6便士，而定价1个便士的就占到了总数的1/4。廉价印刷品的消费群体跨越了各个阶层，其内容也从年历、口袋书、小本故事书、小册子到民谣，无所不包。出版商同时还会推出相较原版小说篇幅更短、价格也更低廉的删减本，他们认为推出删减本乃是一项公共责任，因为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学作品”。例如，至今传世的18世纪出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中，75%都是缩略本。另一种扩大书籍销售范围的方式是拆分零售——出版商将书籍按张出售，并由读者自行装订，因而使得原本因为定价高昂而对书籍望而却步的读者也获得了购买书籍的机会。例如，1745年的一位读者可以每周花2便士购买第4版钱伯斯兄弟的《百科全书》的两张折页，而不是一次性支付4几尼购买全书——尽管后者的花费很可能更低，但18世纪的读者实则也并不十分追求拥有或读完整部书。作为一种销售技巧，拆分零售的范围覆盖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画册、《失乐园》、医学词典、伏尔泰的《启蒙》、产权转让指导乃至《圣经》，许多时人对此表达愤慨：“摘要、节本取悦了浮躁的时代”，但客观地说，廉价出版物、删减本与书籍的拆分零售都使得18世纪英国收入较低的社会中下阶层更容易地接触到出版物，在识字率攀升的背景下同样也迎合了商品社会的必然需求。
1719年，首版《鲁宾逊漂流记》的卷首插图
到18世纪中叶，获取出版物的渠道迅速发展，除去直接向书商购置书籍外，流通图书馆与图书俱乐部等借阅途径也同样蓬勃兴盛。流通图书馆即读者支付一定价格的会员费就可定期借阅图书，根据估算，18世纪的英国约有200-1000家流通图书馆。部分流通图书馆还会兼具社交空间功能，与今日单纯提供借阅与阅读环境的安静图书馆不同，流动图书馆是文化交流的高雅场所，也有部分书店店主会提供借阅服务，将书店打造为文化交流的公共领域，这种兼具出售、借阅与社交的书店模式甚至持续到20世纪，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中描述的莎士比亚书店正是沿袭了这种模式。图书俱乐部本质是一种图书共有制，是一群人自发组成的小团体，他们共同购书，所购得的书籍共同拥有，只需交纳订阅费用，就可以拥有一所共有的图书馆。除了付出一小部分费用就能轻易拥有大量藏书外，参加书籍俱乐部也属于当时的组织化社交的一部分，在俱乐部中，共同阅读、分享与讨论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社交活动，例如，林肯郡的波士顿文学协会在创立之初，11位初创成员就决定，要围绕他们的阅读与反馈组织讨论。
18世纪文学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能是小说的兴起。在世纪之初，英国读者们只能阅读少量欧陆的短篇散文小说，1719年“第一部英国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出版，并随后出现了《格列佛游记》《克拉丽莎》《汤姆·琼斯》《项狄传》等一系列著名作品，巅峰时期小说的出版量占到了出版物整体数量的3.5%，尽管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大，但主要是因为书籍依然是一种较为曲高和寡的读物，而小说这一体裁在当时的主流意见中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在18世纪晚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小说与阅读小说的思潮。而在书籍之外，尚且存在着大量以廉价印刷物为载体的节选、集锦、短篇集等，这些较少被主流文学史记录的读物实际统治了中下层阶级阅读市场。18世纪的读者更加倾向于碎片化阅读——即使对于那些拥有完整藏书的人群也是如此，安妮·利斯特的日记显示，她很少在同一卷书中阅读超过一小节的内容，这可能与早期很多小说插曲式的结构有关，即使对之前的章节卷册并不熟悉，也足以理解情节与人物。
18世纪晚期的文化评论家与教育理论家威斯希姆·诺克斯总结了小说的几大危害，包括小说产生的性诱惑、读者过分代入的危害、独自阅读的流行与小说的唾手可得，我们不难反向勾勒出当时人们阅读小说的情景：相比其他种类的书，小说更加易于获取和阅读；人们更加倾向于独自阅读小说；极易沉迷其中，欲罢不能；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当时购买与借阅小说的主体依然绝大多数是男性，但随着小说在家庭内部的流通，许多女性也随之接触到小说，尽管这引起了保守派的过度关注与怒火，甚至在18世纪的画作中，书籍从象征高尚与美好的品德转变为象征小说阅读的性意味，但公允地说，这同样使女性读者这一群体首次成为关注中心。
1831年的一天早上，沃尔辛厄姆勋爵的仆人在床上发现了被烧焦的主人，根据《旁观者》的一则公告：“他的遗体几乎被完全摧毁，手脚几乎都烧成了灰烬，只有头部和身体的骨骼仍然呈现出类似人类的模样”，他的妻子则为躲避大火，跳窗坠楼身亡。他被推断因在床上读书而被烧死，报纸提醒读者不要将书带到床上以试探上帝，卧床阅读被视为道德败坏，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观点。卧床阅读时，被忽视的蜡烛可能会点燃床帘，进而导致生命或财产损失，因此卧床阅读被认为是堕落的。然而，1833年至1866年伦敦记录的29069起火灾中，只有34起是由于在床上看书引起的，猫甚至要对相同数目的火灾负责。
卧床阅读引起如此大关注与争议的真正原因在于，这种阅读方式是独自的、默读的，在此之前，阅读几乎总是以集体的、交流式的朗读形式存在，默读极为罕见，以至于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惊讶于圣安布罗斯可以仅仅通过浏览就能从文本中收集意义；另一方面，在18世纪之前，将书带上床睡觉是一种罕见特权，只有识字、有机会接触书籍并有条件独处的人享有这一特权。而到了18世纪末，不少书籍已经足够廉价，识字率也普遍提升，以及睡眠逐渐转变为更加私人的行为，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普遍具备了安静阅读的能力，这也使得个体性、私人性的默读逐渐代替了集体性、社交性的朗读，不难从中窥见个人主义的发展痕迹。自然，保守派同样对此感到不安，担心独自阅读和睡觉会逐渐培养一种私人的、幻想的生活，进而威胁到集体，尤其是对女性，她们可能会沉浸于书中的私人幻想世界，从而逃避家庭和公共义务并超越道德界限。而这部分对默读的不安与打压变身为将卧床阅读妖魔化为一种罪行。当然，这并无法撼动人们对于阅读日趋私人化的要求，尤其是19世纪初印刷机大量使用后，默读摧枯拉朽般轻易占据了朗读的地盘，时至今日依然是最主流的阅读形式。
18世纪经历阅读形式与阅读内容巨大变革的同时，也随处可见保守派的声音，他们谴责小说，谴责默读，谴责质量低劣的出版物，然而世界无可阻挡地向着他们谴责的方向滑去，不免令人想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哀叹：“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阅读与媒介的发展显然都超乎了18世纪保守派与波兹曼的想象，而在“三分钟读完《XXX》”盛行的如今，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在飞速发展，人类的阅读方式会转向何方？或许答案只有到来的那刻才会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