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美]大卫·格雷伯著，倪谦谦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出版，65.00元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的《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原书名：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2015）是一部来自街头与思想前沿的政治人类学著作，在作者去世后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更是充分说明了该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起之前我们读过的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和《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规则的悖论》有更明确的问题指向和更尖锐的思想交锋，在关于当下全球性、全方位官僚制的研究中是很有冲击力的思想文本。另外我同时感受到的阅读乐趣是，如同格雷伯的其他著作一样，在本书的探讨背后的学术视角和学科资源来自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神学甚至流行文化中的漫画和超级英雄剧等领域，充分展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在现实生活中透露的政治关怀。
该书名直译是“规则的乌托邦：论技术、愚蠢和官僚制的秘密乐趣”。我注意到在全书正文第一句就出现“官僚制”，译者加了注释：“官僚制又译科层制，本书中统一作官僚制”。在中文使用语境中的“官僚”与“科层”有不同的褒贬倾向，在该书中统一译作“官僚制”当然更符合格雷伯的理论与情感色彩。
大卫·格雷伯不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格雷伯出身于自学成才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从小在被描述为“充满激进政治”的公寓楼里长大。199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在马达加斯加进行人类学田野考察，在这本《规则的悖论》中也可以看到他援引了许多人类学考察的实例。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是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人们相信是他提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但他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他的著作《债：第一个5000年》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想资源，2015年出版的这本《规则的悖论》则融合了他在这次运动中的发现、体会与思考。据报道，为了向大卫·格雷伯致敬，他生前任教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自202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卫·格雷伯纪念讲座。巴巴拉·W.塔奇曼对一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评论不但永远感人，而且可以用来表达对格雷伯的纪念：“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塔奇曼《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陈丹丹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6页）
那么，应如何向读者描述和推荐这本《规则的悖论》？从西方世界五花八门的规定到必须填写无数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折腾，还有全方位的规则管理、文凭准入制度、高新技术的全面监控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书中深入讨论的问题，但是指出和讨论这些现象不是作者的目的。格雷伯说，“本书的写作前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官僚制深入骨髓的社会。如果我们对此浑然不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僚实践和要求无孔不入，以致我们熟视无睹，或者还要更糟，以致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行事方式”（132页）。因此，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我们亟须一种针对官僚制度的左翼批判。本书准确而言并不能为这样一种批判提供大纲。……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第一章侧重谈暴力，第二章谈技术，第三章谈理性和价值。”（39页）可以发现，格雷伯是为了向“武器的批判”提供“批判的武器”，不是为了学术生产提供新的评审论文。格雷伯尤其敏感于学术界、知识界的批判的缺席，本来在全方位官僚制的规训与压迫之下，西方的学者群体更有理由去探讨官僚体制下的生活之荒谬，更有理由反思和批判“学术灵魂越来越为官僚躯壳所禁锢”的现实。但是他发现教授们即便会在走道的饮水机旁相互抱怨行政表格的无聊与荒唐，也不愿意触及官僚制的本质和带来的灾难。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在官僚制下的“共谋文化”。
《规则的悖论》一再提醒西方世界的读者，官僚制对现代人生活的全面控制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人们通常表现出接受与顺从的行为，而习以为常所导致的内心麻木和被不断规训出来的赞美才是更可怕的社会意识现实。在西方世界，官僚制的核心基调是“规则”，可以美其名为“理性”与“秩序”而收割人们的顺从甚至赞美。格雷伯以其个体感受和跨学科研究彻底揭露了在正义与公平的面具下官僚制的残酷真相。到底什么是官僚制所要牢牢确立的“规则”呢？该书的“序：官僚制的愚蠢、快乐与权力”说得很直白：“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比“规则”模糊的是“规矩”，格雷伯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规矩”（established practice）与“规则”的异同，但是他的“全方位官僚化”的概念意涵中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圈内规则”这样的涵义。
官僚制在今天西方世界的生活中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方面，人们对官僚制早已习以为常，所有的规则、填报、手续、等待审批等官僚性事务已经占据了人生中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格雷伯说“官僚制成了我们每日呼吸的空气”（第2页），我想这一比喻已经不能被认为是过分夸张；另一方面，现在人们也已经不再想象在官僚制之外生活的可能，而是希望有更便捷的方式满足官僚制规则的所有要求，并且希望不再继续层层加码。格雷伯不时会提醒读者：这样的心理体验对于我们来说难道还很陌生吗？说到底，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鲍勃·布莱克（Bob Black） 在《取消工作》（The Abolition of Work）中说的更为直白：“不管掌权者提出怎样专横无礼的要求，这些可怜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有他们好受的。掌权者对他们进行了大量常态化监视。官僚体系将手伸到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小的事情都要管。官员随意玩弄百姓，只对官员和有钱人等有权势的人负责。普通人不管是提出异议还是抵抗不服从，都会受到惩罚。告密者无处不在，随时向上面的人举报。这应该算是很糟糕的情况了吧。肯定是了。可现代工作环境不正是这幅图景吗？”（转引自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119页）
谈到官僚制，恐怕很多人会想到市场化的力量可以作为一种解毒剂。但是格雷伯告诉读者，在“市场”与“官场”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与相似性总是出乎人们的想象。格雷伯说在美国大多数的官僚习惯和做派都来自私营部门，这种印象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政时期，在二战时期庞大的美国军方官僚机构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11页）。而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中的大量文书工作也是因应政府的要求而出现的，而且这正是体现了政府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格雷伯说“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被认为是好事，人们通常把它理解为减少官僚干预，减少扼杀创新和商业的规章制度。但是实际上它只是意味着对政府来说就是“以我青睐的方式改变监管结构”。“但凡给一项新的监管举措贴上‘放松管制’的标签，便能为公众营造出一种削弱官僚制、解放个体主动权的印象，即使其后果是实际增加了五倍之多的待填写表格、待归档报告、待律师解读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全部工作内容就是变着法子跟你解释为何不能做这做那的办公人士。”（14页）在西方世界里，生活中无数的事务越来越依赖填写申请表格、走完流程、要满足无数的规定、要无数次核实身份及相关信息等等。格雷伯把这种官僚制下最普遍的景观与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称作“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他本来想称之为“掠夺式官僚化”（predatory bureaucratization），但是“全方位”更能强调官僚制这头巨兽无所不包的本质。大公司的管理人员与投资者和官僚的结盟是官僚制越演越烈的重要因素，阶层的变化带来管理规则与官僚技术在金融界和企业界里的全面发展，所谓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等就是官僚规则的体现。从企业发展到教育界、科学界、政府事业单位等机构，追踪这种官僚制发展的一个形象线索就是它所运用的那套语言——那种貌似高大上的空洞话术，例如愿景、品质、利益相关者、领导力、卓越、创新、战略目标、最佳实践等等。“我们将观察到这种新的企业官僚文化像培养皿中的蓝色污迹一般扩散，从金融区开始，再到董事会议室，然后是政府办公室和大学，最终席卷一切场所，只要那里有人聚在一起商讨资源的配置。”（18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大行其道，格雷伯对此的评论是：“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虽然这些举措就像一切官僚化举措那样，被标榜为一种在先前由内部知识和社会关系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建立客观公平机制的方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指出有些专业培训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是放贷人和培训机构与政府勾结的结果（20页）。学位与专业资格成为通向工作岗位的准入证，在负债求学与工作还贷的背后是官僚制和法律体系的背书。但是由于这套文凭主义在表面上遵循的是择优录取的原则，因而造成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格雷伯说，事实上谁都知道这种录取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被录用、被晋升，只是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大家对此心知肚明。面对假象与真相的态度就凸显出官僚体制的本质：“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当官僚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时，我们全都开始配合演出。”（23页）“共谋文化”的提法非常精准和深刻，一套体系不管如何荒唐而能持续运作，没有大多数人的共谋是不可能的；“人人都假装信以为真，争相从中捞取好处”（24页）。在“共谋”面前，西方世界人人平等，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共谋”中内卷了。
从时代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变化来看，格雷伯指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对官僚制的关注、反抗普遍减弱，更复杂的情况是在“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出现的变化：左翼不再批判国家官僚体制，而是提倡渐进改革；右翼则以反抗官僚的话语为资本的自由权力更为全面控制经济而张目，结果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会缩减官僚制的规模与力量。在“导论”中格雷伯以英国为例论述这个问题：英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削弱国家官僚制，结果恰恰相反：法律办事员、登记员、稽查员、公证员和警员的队伍不断壮大，事实证明维持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文书工作比路易十四式绝对君主政体多出一千倍。因此，“旨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到头来实际产生了更多的法规、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这个明显的悖论司空见惯，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视其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学定律。我提议将它命名为‘自由主义铁律’：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第7页）。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虽然格雷伯在这里并没有提供更为大量和详实的数据作为论证的证据，但是从经验中不难得出认同的结论。格雷伯所挥舞的左翼无政府主义利剑固然更适合在美国面对华尔街金融势力与官僚政治的联姻，但是在更复杂的语境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政治与经济及思想光谱的变迁的复杂性。
作为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曾深度参与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西方主流媒体报道把这个运动描绘成主张恢复保护主义、国家主权、贸易和通信壁垒，徒劳地对抗势不可当的历史大潮。格雷伯指出这种描绘和指责明显不真实，最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媒体媒体口中的那种“全球化”几乎与边界的消除和人员、产品、思想的自由流动无关（25页）。最有意思的是格雷伯对抗议者的做法表示赞赏：当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发出抗议声音的时候，干脆采取围堵各种全球化高峰会议的会场的做法，“我们只要现身并尝试堵住会场入口，就立刻揭露出一个由环环相扣的组织组成的庞大全球官僚体系，而它本不该被人们知道。当然，同一时间，我们也神奇地召唤出了上千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他们随时准备让人看看那些官僚怎么对付挡路者，无论后者采取的是多么非暴力的手段”（28页）。由于身体的出场而揭露了官僚制的全球化，这是很有象征性意义的发现。
格雷伯对全球正义运动作为重大的西方世界左翼反官僚化运动提出了三点经验教训。第一，不要低估纯粹的身体暴力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最终要通过暴力威胁来调控，这显然与人们被教导的对市场的理解背道而驰。“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28-29页）第二，不要高估技术作为诱因的重要性。“日常生活的普遍官僚化虽得益于计算机的加成，但其本身并非技术发展的产物。”（30页）人们日常切身体验到的全面官僚制的确离不开新兴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但是新兴技术被用于对人的控制却是因为官僚制的利益诉求。第三，“始终切记，一切归根结底都关乎价值”（32页）。他指的是“全球正义运动教给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归根结底，政治确确实实关乎价值；但另外，那些大型官僚体系的创造者几乎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真正看重的价值是什么”（34页）。最后，回应他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针对全方位或掠夺式官僚化的左翼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格雷伯认为“适用于当下时代的官僚制批判必须呈现出所有这些线索——金融化、暴力、技术、公私领域的融合——如何编织成了一个单一的、自我维持的网络”（38页）。西方世界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事实上这些要求并不合理，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个人不够称职（44页）。与此相同的是对解决问题的一贯做派：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谈到对问题或人的“解决”，格雷伯反复论述的就是“结构性暴力”，而且他一再强调这里的“暴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像“一个人用木棍敲另一个”那样具身化，强调的是在西方世界官僚制有能力随时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他说一个研究生光是在图书馆精读福柯的理论是没用的，只有当他主张自己有权不出示盖章生效的凭证就进入图书馆，结果被武装安保带离现场，才能明白日常的一切最终都依赖身体伤害的胁迫来维持这个事实。所谓“结构性暴力”，他指的是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所造成的日常情境，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53页）。比被安保带离现场要隐秘得多的是对思想、信仰这类问题所施加的影响，例如好战的“阿尔法人”对和平农民“奥米伽人”的征服，在这时追问奥米伽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有罪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整个安排出自暴力，而且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人们为了适应这般现实而发展出的心理技巧”（54页）。
“结构性暴力”之所以成为西方世界的官僚制的基础，还因为“它能促成一种更简化和纲要化的关系（‘越过这道线我就开枪了’‘再说一个字就让你进监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暴力往往是蠢人的首选武器。”格雷伯没有忘记补充的是，“我确实需要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武力的对比”（63页）。这当然是很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警棍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国家的官僚制原则（强制推行简单的行政纲要）和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如此便不难理解，官僚暴力的头等要务是攻击那些力主其他纲要或力持其他解释的人。”（75页）那么，如何才能在“结构性暴力”中获得解放？格雷伯提到：无论如何，“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90页）。这是情境主义提供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