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读《红楼梦》，但和周围人聊《红楼梦》时，周围人却一脸茫然，此时你的感受是什么？知乎上，一位高三学生的提问下方，既能看到直白的“鄙视链”，也能看到言之凿凿的“回怼”，认为读书就好比吃饭，“营养均衡”最重要。
每到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社交媒体必定要对年轻人的读书现状作一番分析。特别是许多高校都会选择在这一天公布一年一度的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单，人们最关心的话题通常是榜单里有多少经典，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类别分别占多少。
我们之所以对经典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些著作被认为蕴含着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基。你读得少，似乎就意味着没有文化，还会逐渐丢掉共识。
当下，阅读经典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仅仅依据这些读书榜单分析、评价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状态，一味指责他们更喜欢流行、消遣的浅阅读，是否站得住脚呢？
“学生好比‘打工人’，阅读心气丧失了”
“在过去精英主义时代，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中只有10%是大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可能都在读经典；但在当下，中国社会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大学生，那么或许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读经典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代的图书资源迅速膨胀，学生数量大大增加，阅读经典的人数也就被稀释了。”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任何时代，阅读经典都只是小部分人的选择，这样的榜单并不能准确反映问题。
至于媒体上多次讨论的与国外著名高校阅读榜单对比，美国大学生更喜爱政治、哲学经典著作，而中国大学生只喜欢读小说的评价也有失偏颇。
“因为每所高校的课程设置不同、图书资源不同，榜单中的书籍也并未区分教学参考书和课外阅读的统计门类，而且考虑到国外购买大部头书籍的成本很高，对借阅率也有显著影响。”胡翌霖说。
胡翌霖认为，综合来看，这些所谓的统计数据充满了“噪声”，并不足以作为分析大学生阅读问题的科学依据。
但就高校老师的日常观察而言，当下大学生的阅读状况的确有所退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姜鹏表示，和他读大学时同学们每天的阅读时间相比，现在学生们看书的时间远远不足，有的甚至连专业参考书目的阅读都无法完成。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生们？
“现在的大学太‘卷’了，考研、就业全是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张学骞记得，2016年本科刚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大家就知道接下来的四年必须在绩点、科研、学工等方方方面拔得头筹，才可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真的很少有阅读的闲暇。
“复旦大学很多学生的课余生活是打麻将、玩德州扑克，清华大学顶尖专业的学生会因为打游戏导致整个宿舍错过考试。”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现就职同济大学浙江学院的李志春直言不讳。
“但读书，特别是读经典名著是非常消耗理性和精力的。当周遭压力已经让一个人精疲力竭时，你怎么可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你只想放空，做一些无脑的事，通过‘笑一笑’获得内心的某种慰藉。它反映的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很心酸。”对一些大学生的状态，李志春颇具同理心。
出身书香世家的李志春是如何爱上读书的？不是因为他从小在书堆里长大。事实上，大人们的书他也看不懂。李志春真正与阅读邂逅是因为一所高中。
这是全上海唯一一所下午3：05放学的高中，从来没有晚自习，一周双休。同学们会在午休时间去学校对面的公园划船、放风筝、弹吉他、聊音乐，放学后组队去书店看书、写作业、聊哲学。他们还建了一个上海高中联盟的BBS，里面有艺术板块、文学板块、哲学板块、音乐板块……每个小圈子里都有一群同龄人交流、分享、做活动。
“只有闲得发慌的人才会去追问‘世界是怎么来的’。”李志春笑道，“现在的学生都和‘打工人’是一样的状态，哪里还有深度阅读的心气？”
与经典相遇是需要缘分的
问题是，即使大学生们早早把自己逼成打工人，也未必付出就有回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张学骞大三时想保研转读社会学，不料目标落空。因为努力了很久却依然求而不得，她变得抑郁，经常失眠。
后来，一位好朋友向她推荐了齐邦媛的《巨流河》—— 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内战时期苦乐交缠、奋斗成长的血泪记录。她又读了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以及梁漱溟的自述。
“他们身处黑暗年代，但依然会问自己，要想告别那个时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原来并不只是我有困惑，跟他们相比，我的遭遇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要尽己所能，坚持下去。”
后来，张学骞又经历了保研北大后的“沾沾自喜”、申博时再次受挫的心有不甘，每一次面对生活起伏，以为又要走到死胡同时，学历史的她都会选择打开一部传记。“走过了传主的一生，也走过了心里的坎。”
张学骞说：“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但阅读可以让我们经历无数个不同的人生。当你的视野被打开，就不会再那么焦虑，因为你知道只要坚持，一切都会变好的。”
去年，张学骞入选了北大2021年“未名阅读之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经典”与“经验”的科学：本科教育的精神》一文中写道：“人类历史上千百年来积累的经典，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经典著作讨论的问题有多大。经典之所以亲切，是因为我们在经典著作里能读到生活里遇到的各种非常实在的事情和疑问。所以，真正的经典应该是回到当下的经验世界时，仍然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启发力。”
张学骞很幸运，在充满迷惘的大学生活中，她找到了能与之对话的著作。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随时与经典相遇、与它们产生共鸣的。
几年前，国内一家出版社曾通过问卷调查发布了一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瓦尔登湖》等外国名著“不幸”跻身前10名。
舆论把这一结果定义为“阅读危机”。有专家甚至激烈地喊出：不读《红楼梦》是可耻的。
“老一辈在定义什么是应该阅读的经典名著时，其实是带有偏见的。”李志春坦言，他们选择的往往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能替自己“说话”的作品。
李志春把这种狭义的经典比作一味药，“它对人的疗效因人而异，所以使用这味药需要辨证施治，而不是固执地认为其适合所有人。经典能解救所有人的狭隘想法是抽象和僵化的”。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经典的永恒性也是相对的。“经典是在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境遇中被赋予价值的作品。这里的‘历史’是一段历史，不是真正永恒的历史，这意味着经过历史筛选、认为有益的东西，某一天也会被历史筛选为‘无用’。比如中国很多的戏曲就是这个命运，它们只有在‘农业社会’这个历史语境里才有好的价值，换成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语境，价值就变了。同情是一回事，淘汰的必然性是另一回事。”
李志春认为，如果有一天人们真的不爱看《红楼梦》了，也要坦然接受。因为大观园里揭示封建王朝的兴盛衰败，很可能与今天人们的生存状态脱节了。
当下，经典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宽泛得多。比如，他们小时候的经典是《哈利·波特》，大学时期的经典是《三体》。“我们对经典的选择发生了变化，因为时代的意义在转变，这一代学生要找到在这个时代中合乎他们内心需求、能与之对话的作品。”
阅读的本质是一种对话。对个体而言，总是会选择一个聊得来的人对话，而要遇到这样一个人，是要依托自己的生命体验，是需要缘分的。
因此，李志春认为鼓励、倡导阅读本身比经典阅读更重要。只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学会筛选，才可能在不同的生命际遇中邂逅能使其获得共鸣的不同经典作品。况且，阅读本身就是一个进阶的过程，一个对阅读没有基本兴趣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一句口号、一个建议，就踏上一条更费力的阅读之路呢？
通过阅读安顿内心
也正是因为经典阅读这条路不好走，教育者不该让学生独行。
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早在上世纪就提出，伟大的著作就是通识教育最好的老师。虽然国内通识教育起步比较晚，但在一些高校，经典阅读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程内容。
但如何上好这门课却面临两个挑战。渠敬东指出，一是经典文本教育必须与每个人对于个人心理、社会生活乃至人类处境的经验感受结合起来；二是这种结合必须融入科学的理性认识，必须依据专业化的研究路径展开。基于经典文本的人文教育需要引入对人的经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引入有关我们切身对现实世界认识的社会科学。
“现实是，我们把通识教育、经典阅读的目标仅仅定位为开阔学生眼界，把经典内容抽象为知识交给学生，这毫无意义。”姜鹏告诉《中国科学报》。
“我们更多的经典阅读课、读书分享会，依然停留在概括大意、总结思想的解题层面，甚至让学生产生了无须通读全文的错觉。”从2014年起，胡翌霖每周都会组织学生开读书会，一次3小时，逐字逐句精读一本哲学著作。“阅读经典哪有什么捷径？你必须进入这本书整个的思想和思维空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从2008年起，姜鹏在复旦通识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史学经典导读课——“《资治通鉴》导读”。面对非历史专业学生，这门阅读课不能是专业教育的延伸，它应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和所处这个世界的关系，能为他们提供某种借鉴或局部的方法论。
几番调整后，姜鹏希望通过《资治通鉴》的文本解读，让学生找到阅读、进入任何一本经典的一般性通则，让他们正确认识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当学生们明白在历史书写中，文字和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他们就可以反思一些新闻报道。所有被冠以‘事实’的名义进行传播的文字，所有被打上了‘事实’两个字的内容，会不会本质上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课堂上的启发效果好， 学生就能将这套分析方法、批判思维用于日常的其他场景中。”
为了达到更好的授课效果，除了主讲老师外，每门课程还会配备助教，每周由助教带领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李志春就曾担任过《老子》导读、《孟子》导读的助教。
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大多数学生选修的目的还是为了学分。“国外本科教育每周专业课数量有限，他们把多数课程资源让给了通识教育，国内则正好相反，特别是高校中的工学、医学类专业。”
李志春博士毕业后，没有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挤破头进入原“211工程”高校、原“985工程”高校当一名“青椒”，而是来到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在该校社科部教文学、哲学与公共课。
“我一周只需要上三次课，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上课、研究、生活互不影响。老师没有压力，自然也会把这种轻松的情绪传递给学生。”于是，他可以在语文课、哲学课上滔滔不绝、挥洒自如，一年内就成为了学校的“明星讲师”。
今年，他给学生们设计的语文课分为两大主题，一个是感受什么是美，另一个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
“这两个主题都与生命有关，尤其是后者。当代大学生总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挫折、挑战、失败，所以我们读《月亮与六便士》《麦田守望者》，探讨什么时候该大胆追求梦想、什么时候需要平衡生活，我们读《等待戈多》《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挪威的森林》《人间失格》，交流人生郁郁不得志时要怎么活下去、该不该躺平……”
李志春希望通过阅读帮助这些学生找到安顿自己内心的方法。
经典只是一个通道，不是目的
大学的经典阅读课对于学生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让李志春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复旦大学当助教时带过的一名大四学生，从自然科学系转到了大二哲学系，读硕士时最终选择了音乐。他深知，学生能否真正由内心出发作出人生的选择，并且比别人多一份不同，这关乎视野，关乎人格。
“在接受了那么多年填鸭式教育后，通识教育、经典阅读可以为学生开启一扇门，让他们尝试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认真领略人生可能的各条道路，从中筛选出什么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李志春一直觉得，经典只是一个通道（过程），不是目的。“不必过分执着在狭义的经典上面。相反，不读狭义的经典，不等于不读经验。经验指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他认为，“生活就是文本，生命就是经典。”
作家马尔克斯说：“我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我就是现实主义，生活比小说魔幻多了，我不过是把生活记录下来而已。”
“再比如，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的一生就是经典。世界上很多人都阅读了作为经典的科比，并且让自己的生命参与进了科比的经典文本（生命）中。科比也在和球迷的交互中，让自己的文本（生命）越发经典。”
李志春告诉《中国科学报》，作为教育者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完成对生命体验的体验，找到人生的一个归宿。
“《文心雕龙·神思》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神用象通’就是对生命体验的体验，如何促成？就是情变。如何情变？就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谓情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事变，一种矛盾、一种张力、一种迂回。狭义的经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给予了这种张力，但更多人是在登山、观海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的。而这种迂回的经历，就是广义的文本，也是广义的经典。”
“这个世界那么丰富，如明代思想家湛若水所说，‘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的领会，不一定要通过什么经典。而是随处都可以，随处都是通道。”李志春说，关键是要保持对周围真实世界的感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