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杜拉斯:充满野性又出人意料的作家

一种不言而喻的智慧。

像从脑海中溜出来的。

当人们对杜拉斯说出作家这个词时,它有双重的分量。

我是充满野性又出人意料的作家。

——《就这样》,玛格丽特·杜拉斯,1995年2月10日

没有人能忽视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作品的双重性。杜拉斯是印度支那的孩子。她出生于西贡附近的嘉定,随后跟着家人搬到永隆、沙沥,18岁之前,她一直住在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杜拉斯全部的书写就诞生于此,诞生于水稻田、湿热的热带气候,以及双重身份的语境。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在追忆印度支那的风景,那里强烈的阳光,河上弥漫水汽的薄暮。如果没有印度支那,玛格丽特·杜拉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在西贡,在印度支那,故事开始的地方

杜拉斯讲过很多次,15岁那年,她在渡轮上遇见了那个中国男人。在《战时笔记和其他》里,这个男人叫雷奥,在别的书里,有时他叫黄水梨,有时是别的名字。姓名或许不同,情节有所出入,但大致是差不多的。那个男人是富家少爷,戴着大钻戒,开一辆豪车,有时来接她上学,有时带着杜拉斯一家去游玩或参加晚宴。那个男人卑怯、软弱,费力地讨好她,为了让家人从贫困的境地摆脱出来,她成了他的情人。

这个故事里包括了一些别的故事,玛格丽特·杜拉斯与母亲、与两个哥哥的关系。玛格丽特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孩子们在西贡继续生活,母亲当时是小学教员,她既不懂种稻子也不懂农业,却异想天开地想要通过土地发家致富,她花费巨资买下了一块无法耕种的土地,经常被淹,她募资造堤来抵御太平洋的海水,耗费了十年积蓄,一次次陷入绝望。母亲偏爱大儿子,凶狠、蛮横、道德败坏、吸食鸦片的大哥哥是玛格丽特童年的梦魇,也是全家陷入贫困深渊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小哥哥是玛格丽特的温柔天使,他们相互偎依,相互取暖,很多年后,成了作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把这份感情描写为超越了骨血同胞的爱情,并且说没有比这更深刻的爱情。在越南,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家庭是白人生活圈子里的一个笑话。

不断地复述、修正和书写,杜拉斯洗刷着自己的耻辱,让别人,也让自己,相信她和中国情人曾经爱过,而且,在这种关系里,她是主导者,她可以对中国情人下命令,她可以拿着他的钱交给母亲,而不是由他直接给母亲,她是连接他们所有人的关键,她无可替代。

在《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里,作家袁筱一谈起过,有人说杜拉斯的作品总是在自我重复,重复那个殖民地的孩子的贫困、绝望和疯狂。可是,关键在于她为什么要重复。袁筱一说,因为在杜拉斯眼里,真实绝对不是唯一的,并且,真实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她在她一生走过太多灾难之后倒回头去看自己,看童年,看母亲,看两个哥哥,看曾经遇到过的,那个富有的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在这个世界上,她真的唯一爱的东西,是写作。

是的,是这样的。写作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存在方式,是杜拉斯构筑杜拉斯的方式,她不再是过往生活里受到伤害的杜拉斯,而是因为她的写作而得以自我神圣化的杜拉斯。在访谈里,杜拉斯曾经说过,女性书写与理解自我和倾听自我相连。书写,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引发围绕在故事周遭的事物,作家时刻不间断地围绕着故事在创造。记忆、离题、倒叙一直都是整合作品叙事结构所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一种流动的书写,她以这种方式在字里行间显示出某些东西,从描述母亲、哥哥到热带丛林,从描述天空有多蓝到夜里潮动的欲望。

二,在战时,在巴黎,她开始用写作构筑自我

《战时笔记和其他》为什么要以印度支那时期开始,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一个原因,在杜拉斯看来,童年时光和战争时期有着它们共同的强加于人的东西,即屈从的经验,并且生发出一种反抗,而写作则变成这反抗的工具。

《战时笔记和其他》


玛格丽特·杜拉斯回到了巴黎,她拥有了一些法国情人,其中一位叫让·拉格罗莱。玛格丽特和他分享写作的爱好,他们都梦想成为作家,拉格罗莱的小说《战胜嫉妒的人》后来获得了五月花奖。拉格罗莱介绍玛格丽特认识了罗贝尔·昂泰尔姆,昂泰尔姆后来成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一任丈夫,婚礼于1939年9月23日举行。1942年,两人的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战时笔记和其他》描写婴儿的这部分记叙,写得非常动人。

玛格丽特躺在床上,细细地询问孩子的长相,他的发色、五官、皮肤,他的丧事安排。她沉浸在痛苦之中:“我的肚子沉重地又瘪了下去,扑通,扑通,回到原位,就像一块破旧的抹布,一块旧布片,一片裹尸布,一块石板,一扇门,这肚子已一无所有。它曾光荣地怀着这颗幸福的种子,在它美妙地隆起时,这潜入水中的果实(一个孩子,就是一个青果子,就像未成熟的水果一样,使得你嘴里满是口水),只在我肉体内充满黏液的,滑润、幽暗的暖热中生活,而生命的光却杀死了他,他在空间遭到孤独打击致死。”她说自己在这痛苦之中生出了一种反抗,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同孩子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她的反抗能力从来没有这样猛烈,因为死亡让他无拘无束,对她来说他将永远活着。

通过这些文字,玛格丽特·杜拉斯确实做到了让孩子永远活着。可是,玛格丽特对于文字的强烈依赖,也是她与孩子的父亲失和的肇因。

1942年,玛格丽特认识了迪奥尼斯·马斯克洛,马斯克洛成了她的情人。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们三人都是抵抗运动的成员。1944年,罗贝尔·昂泰尔姆被送去集中营。三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描写集中营的有影响力的书《人类》,在书中,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的人依然坚守着作为人的意识和良知。

1947年,玛格丽特和罗贝尔离婚,不过仍维持友谊,直到1976年,玛格丽特写了一篇文章,讲述罗贝尔从达豪集中营归来的经历。文章中有很多不实之处,罗贝尔读过之后,脸色苍白,大声怒骂,指责玛格丽特对他私生活的僭越。1990年,罗贝尔过世,玛格丽特没有参加葬礼,但她在几次访谈中表达了深情的缅怀。

1943~1949年,杜拉斯写下了许多笔记,很久以后,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壁橱里找到了它们,她把它们从沉寂中挖掘出来,于1985年出版了《痛苦》。或许是时间模糊了她的记忆,或许是对遥远事件的戏剧性的夸大需求,或许是因为热爱撒谎的本能,被写入《痛苦》的一些当事人,比如戴瓦尔夫人,指责杜拉斯毁坏了他们的名誉和自尊。

不管如何,《战时笔记和其他》是研究杜拉斯的重要文本,书中有大量的自传性的叙事,没有人能完全检测这些叙事的真假成分,或许连作家自己也不能。除了《痛苦》的记录之外,笔记还包含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底稿,以及未来成为小说的《直布罗陀的水手》、《道丹太太》的材料,而这些笔记尽管以笔记命名,但没有人认为它是生活个人日记,它们都是杜拉斯的创作。她用文字筑起高墙,让自己成为这座城堡的女王,写作造就她的王位。

三,写作是她重塑自我的方式,是她真正的“情人”

从1957年起,杜拉斯就对给报纸写文章很感兴趣。写作是一种走入的行为,一种从外部走入内部的行为。写作也是一种走出的行为,让自己走出房间。

这些报纸文章后来结集为《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杜拉斯在序言里写道:“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这些小短文是杜拉斯世界的碎片,不会威胁杜拉斯的自身存在,她可以暂时地脱离虚构的冲动,放心地让自己讨论文学、绘画、艺术、社会事件,讨论对巴塔耶、布朗肖等思想家的看法,还有电影创作的理念。要知道,杜拉斯不仅是作家,也是一个先锋、新浪潮、文学化的电影导演。杜拉斯一生编导了十九部电影,其中《广岛之恋》于1961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提名。

玛格丽特·杜拉斯所有的小说,包括电影,不管以哪种方式创作,都是爱情故事。除了生来就具有野性之外,她不断逾越社会限制,设计着自己的故事。她带着有意识的刻意的激情,无意识的对某种命运的痴迷,回应着被她选中的爱人。

玛格丽特的生命中有四个重要的男人。继罗贝尔·昂泰尔姆、迪奥尼斯·马斯克洛之后,是热拉尔·雅尔洛。他们相遇在一个圣诞之夜,当时他已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的爱情热烈、粗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花花公子。热拉尔和玛格丽特一起为亨利·科尔比的电影《长别离》写了剧本,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1),1963年他的小说《怒吼的猫》获美第奇奖,杜拉斯是评委之一。他们的故事是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的原型。

第四个,也是陪伴玛格丽特·杜拉斯剩余人生直至死亡的,那个男人,在1975年时,叫扬·勒梅,是哲学系的学生。那是他们的初遇,杜拉斯在冈城的卢克斯电影院介绍她的电影《印度之歌》。接下来的三年,扬一直给玛格丽特写信。有一天,玛格丽特回信了:“你来吧。来我的身边。”重逢的时候,他27岁,她66岁,相差近39岁。玛格丽特给他重新起了名字:扬·安德烈亚。她为他命名,她要他成为她的仆人。他们的感情并不融洽,她总是任性地折磨他,她无法容忍他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很多次,他走了,又回来。他待在她身边,他想“帮助”她写作,而她知道爱情之可怕,唯有文本不可磨灭。她讲述着这份爱情如何持续、疲惫,欲罢不能,又怎样被召唤,被烙印,她滔滔不绝地叙说一切,叙说衰老的容颜如何抵抗时间,叙说爱情如何与死亡的意象同在,如何在她身上发生。

《就这样》


《就这样》,选录了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病中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说过的话,这些话是扬·安德烈亚收集整理的。“以前和现在是你我之间的爱情。死亡和爱情,你希望怎样就怎样,你,你希望自己是谁就是谁。”“在一起就是爱情、死亡、说话、睡觉。”“快来。快,给我一点您的力量。凑到我的脸上。”“我爱您。直到无法放弃你。”……1996年2月29日星期四,下午三点,“我爱您。再见。”《就这样》,就这样吧。

生活和写作的互文,小说、戏剧和电影的互文。说到底,杜拉斯一直在讲述的,是一个写作的故事,是用“同一本书”不断探寻“另一种可能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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