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原产中美洲，学名Ipomoea batatas (L.) Lamarck，系管状花目旋花科一生年草木植物，别名甚多，常见有红薯、山芋、地瓜、红苕、白薯等，其别名至少在四十种以上。
番薯
中国长期占据番薯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地位，今天番薯作为大田作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上历史时期番薯也是颇受王朝国家、地方社会与生斗小民青睐的“救荒第一义”。传入中国后，番薯即使在美洲作物中也颇为特殊，在美洲作物中最早（万历年间）发挥了粮食作物功用，也是美洲作物中唯一拥有多部农书、弘历亲自三令五申劝种的功勋作物，如此在短时期内受到重视，在帝制社会也是比较罕见的。
我们可以发现番薯入华，并非一人之功劳，而是经过多人、多路径（可能有的人还是多次）引种最终完成的本土化，不同渠道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影响大小、时间早晚。因此，一般论及番薯入华问题，学界一般博采众长，逐一罗列，至少肯定福州、漳州、泉州、电白、东莞、云南其中的三条乃至更多线路，这样处理是最稳妥和全面的，已经成为了金科玉律般的“标准答案”，上个世纪还有人对其中的部分线路有不同的观点，本世纪以来已经趋同般的人云亦云。
那么看似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其实如果仔细思考，便会勾连起强烈的问题意识，作物传播的多路线是一个基本常识，所以理论上番薯引种路线确实可能存在多条，但是番薯的问题在于路线过多、太过细致、叙述过晚。
首先，番薯入华九条路线，这相对于其他美洲作物来说是一个异类，其他美洲作物并无如此繁多的路线，番薯缘何更为特殊？即使它最为卓越的救荒价值，明代也仅限于闽、粤一带，且并非不能被其他美洲作物如玉米、南瓜所取代。其次，对于番薯入华事件-过程实在描绘得过于详细，简直如同亲眼所见一般，未闻其他美洲作物乃至外来作物有如此详实的介绍，一般之阐述多是研究者根据文献蛛丝马迹进行的合理推测。再次，对事件的追溯过于久远，相反记载出现的过晚，都是时序渐近的说辞，难免有层累痕迹；在一个较晚的记载出现之后，后面更晚的记载抄袭的痕迹又很明显，并不能互相印证。
一、从菲律宾到福州长乐
即陈振龙一线。学界公认该线路影响最大，因为得到了金学曾全省范围的推广。质疑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基本难以成立，如朱维干认为何乔远在《闽书》中未曾记载金学曾此事，因此认为金学曾觅种一事纯属伪造，后有个别学者附和此观点，影响甚微。毕竟有万历《福州府志》等文献相互参照，不容置疑。至于《闽书》失于记载，这是文献学的基本常识，是否方志就要事无巨细地记载一地全部大小事务？答案是否定的，《闽书》中未记载的中国本土作物多矣，当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于当地，诚如谢肇淛参与编纂万历《福州府志》，对金学曾颇为推崇，但其《五杂组》并未提及金氏半点。
再者，对于番薯入华的流程，后世也是充满了想象，始作俑者可能是徐光启，徐光启道听途说“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藏到了汲水绳中，很有创造性，似乎比当事人知道的都清楚，都比较离奇。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了又滋生了新的想象，步步层累、演变成铁一般的事实。最好笑的是在当下网文的流行年代，在写手的笔下，从菲律宾到福州长乐这样一条的普通的路线，已经充满了玄幻色彩，让人瞠目结舌，这些，其实基本都是假的。
二、从菲律宾到泉州晋江
见于苏琰《朱蓣疏》，但早已不存，今人仅靠清人龚显曾《亦园脞牍》辑录得以窥见一斑：
万历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泊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繇是名曰朱蓣。
近人对《朱蓣疏》的认识都是来源于《亦园脞牍》，但《亦园脞牍》本身就是再加工，“其略曰”已经不言而喻了，能在多大层面上忠实文本，要划一个问号。
幸甚，我们发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金薯传习录》，与农业出版社影印福建图书馆藏“丙申本”不同，竟然保存了《朱蓣疏》全文，尚无人使用，整理部分内容如下：
朱蓣之无人不种，亦自甲午始也，原其始有此蓣。漳潮之交岛曰南澳，温陵洋舶有福州船出海，陈振龙者往吕宋国觅番蓣种，挟小篮中而来，同舶洋中泉人闻知乞种携来，种在晋江县五都乡曰灵水，其人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蓣仅大于指，丙申、丁酉稍稍及旁乡，然亦仅置之硗确，视为异物。
《金薯传习录》完整还原了《朱蓣疏》，对比《亦园脞牍》发现二者引种时间与路线有重大差异，《亦园脞牍》之说是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番薯就由泉州人从南澳岛携归，与陈振龙毫无干系，且比之提前九年，《金薯传习录》之说则是陈振龙归来船上，泉州人求种携归。对照《金薯传习录》中《朱蓣疏》全文，《亦园脞牍》剪裁、拼接了文本的顺序，并大面积缩写，比较而言《金薯传习录》更加可信，在时间、主角问题上孰是孰非？我们倾向于《金薯传习录》，事件过渡更加自然、合理，陈世元有没有可能擅自篡改？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如果与陈振龙引入番薯之说冲突，陈世元完全可以不收录《朱蓣疏》。
三、从菲律宾到漳州
万历《惠安县续志》：“番薯，是种出自外国。前此五六年间，不知何人从海外带来。初种在漳，今侵泉、兴诸郡，且遍闽矣。”黄士绅修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万历四十年刻，“前此五六年间”，也就是万历三十三、三十四年，此时距离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引入，万历二十二年金学曾推广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很有可能并非独立引入而是借由金学曾推广。“初种在漳”也并不能说明就是从海外引入到漳州，漳州地处闽东南，很可能并不清楚闽东北福州发生之事或漳州确系闽南一带最先从福州引种番薯，方有“初种在漳”之话语。
结合《朱蓣疏》原文，番薯由陈振龙从洋船通商必经之地——漳州、潮州之交的南澳岛引入番薯，既然可以带入泉州，传入毗邻之漳州也在情理之中。从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来看，“漳人初得此种，虑人之多种之也。诒曰：食之多病。近年以来，其种遂胜”，番薯在漳州的普及速度也远不及福州，不似福建最早。
持番薯最早登陆漳州的文献，最典型的当属《闽小记》：“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其实，仔细比勘便可发现，关于番薯的记载，周亮工完全抄袭、加工自《闽书》，但何乔远只表“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并无“初种于漳郡”诸语，“初种于漳郡”完全是周亮工想象与建构的，这种谬误又被后世文献继承。
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已经具体到特定人物张万纪头上了，《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本邑之有番薯，始于明万历初年。据张人龙《番薯赋》其序云：……薯之入闽，盖金公始也，五都之薯，自万历初，铜山寨把总张万纪出汛南澳，得于洋船间。”这与“盖金公始也”明显自相矛盾，但不是没可能漳州之薯在南澳岛来自陈振龙。我们目及2005年修《樟塘村张氏志谱》又将此事写进家谱，可见地方文献创作的微观过程，后来《闽南日报》等媒体干脆称东山岛是番薯首次传入到中国之地、张万纪是番薯传入第一人了。
四、从苏禄国到泉州晋江
李天锡根据发现民国三年（1914）修《朱里曾氏房谱》，认为洪式二十年（1387）番薯已从菲律宾引入晋江苏厝。之所以无人附和，因为这是与常识相悖的，美洲作物不能在哥伦布之前就流布旧大陆，持此观点之人与郑和发现美洲诸说一般无二。
除了时间上的硬伤之外，孤立的看《朱里曾氏房谱》其他“史实”，确实很难辩倒。这也是类似家谱这种地方文献不宜轻易相信的原因，根据田野经验，家谱一类多夸大功绩、隐蔽过失，新谱较老谱可信度更低，因此通过区区民国家谱的孤证，当然无法回溯明代之情形，一定要结合其他史料，史料互证，这里所谓的其他史料也需要是直接记载，而非间接描述，如陈振龙一线之记载这般方可。
五、从印度、缅甸到云南
美洲作物通过“滇缅大道”自西南边疆传入中国确实是一条可行路线，西南土司借此朝贡甚至可以直接将之输送到中原地区，这也是何炳棣最早提出番薯首入云南的根据，后人多有附和，特别是云南学者。但是与东南海路的普遍性不同，只有部分美洲作物如玉米、南瓜等是通过该条路线传入。旧说认为万历《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并非番薯，早在上个世纪杨宝霖、曹树基就已经批判此观点，今天“红薯”多指番薯不假，但在入清之前基本都是薯蓣，苏轼都曾用“红薯与紫芋, 远插墙四周”之诗句。
我们讨论作物传入路径，除了最初的文献记载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作物、作物名称的时空变迁。以云南为例，不仅入清以来对于番薯的记载非常少、晚（贵州比四川还少；而且记载集中在嘉庆以降，如果源自云南，不应如此之晚），对于番薯的称呼也是很晚才采用“红薯”，云南邻省的贵州、四川文献相关记载如“红薯出海上”“种出交广”“来自南夷”“来自日本”等均显示贵州、四川之番薯不是源自云南，我们再看云南的记载，不仅同样少、晚，如乾隆《蒙自县志》说：“白薯，倘甸人王琼至坝洒携种归，教乡人栽种”，如果番薯为明代传入，不应有类似记载，坝洒或为中越边境坝洒县，诠释了此时番薯由越南传入。总之，一个明显的结论就呼之欲出了——云南番薯是随着西南移民潮而来，其源头也是东南海路。
六、从越南到东莞
宣统《东莞县志》引《凤岗陈氏族谱》：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日薯，味甚甘，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久蕃滋，掘啖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
我们并未目睹《凤岗陈氏族谱》原文，但杨宝霖目及族谱原本，肯定为同治八年（1869）刻本，《凤岗陈氏族谱》记载更加曲折，“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追莫及，壬午夏，乃抵家焉”。因此杨宝霖等坚信陈益为番薯传入第一人，观点一直较有影响力。
即使《凤岗陈氏族谱》真为同治八年刻本（族谱这种地方文献的成书年代比其他文献更易作假），对万历十年（1582）年近三百年前发生之事情节性如此之强本身就颇有问题，通过族谱故事的前续缘起、后世发展历历在目，构建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可信度不高；再者，即使是明末清初之文献一般叙述番薯传入时间也多是模糊处理，族谱具体到庚辰、壬午夏，疑点颇多。
七、从越南到电白
道光《电白县志》最早记载此事：
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其真伪固不可辨。
林怀兰之事虽未引自家谱这种信度低的文献，但与它们一样都是出现过晚。但撰者尚比较公允，也知描述过于戏剧化，遂阐明“相传”“其真伪固不可辨”，已经很明白了。
但到民国《桂平县志》则说：“番薯，自明万历间由高州人林怀兰自外洋挟其种回国，今高州有番薯大王庙以祀怀兰为此事也”。“相传”等词汇不知所踪，再冠以“万历间”这样的时间定语，已经以假乱真了，林怀兰是又一番薯传入第一人。其实，无论是福建还是广东，明末番薯就已经推广颇佳，入清以来特别是乾隆之后，已经稳居二者粮食作物之大宗，加之福建的金薯记忆与金公信仰的流传，此时有心者妄图建构所谓的引种功绩是极有可能的，不过这类文献都出现比较晚，完全没有明代的文献佐证。诚如郭沫若所说“林怀兰未详为何时人。其经历颇类小说，疑林实从福建得到薯种，矫为异说，以鼓舞种植之传播耳。”
八、从文莱到台湾
清代以降台湾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文来薯”，顾名思义，认为台湾番薯除了引自福建之外，也有自己直接的线路——文莱。最早的官方记载当是康熙《诸罗县志》：“……又有文来薯，皮白肉黄而松，云种自文来国。”之后，该说法得到台湾诸多文献的继承。清季之前，从未闻“文来薯”之说法，台湾相对闭塞，私以为“种自文来”很可能是当地人的“想象力工作”，就如同台湾对于“金薯”的想象一样（“金薯”一词能够传播至台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建移民携种而来），《台海采风图》：“有金姓者，自文来携回种之，故亦名金薯，闽粤沿海田园栽植甚广。”金学曾倒成了从文莱带回番薯的主角了，将在编年中所包含的事实进行编码，使其成为特定种类的情节结构的成分，乾隆《台湾通志》引用《台海采风图》后，后世陈陈相因。
所以所谓的文莱传说可信度是比较低的。越是后世文献，对相同事件添油加醋、横生枝节的情况就越明显，今天的学者却不加怀疑的采纳，让人费解。
九、从日本到舟山普陀
由于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日本番薯源于琉球（1605）、琉球又源于中国（1610），因此郭松义认为浙江番薯引自日本或南洋去日本的商船，其实都比较牵强。其主要依据万历《普陀山志》确有：“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的记载，但是“番芾”一词再未见于其他文献，到底是不是番薯还是两说。郭松义认为《紫桃轩又辍》也是记载番薯的早期文献，恰好证明了普陀先有番薯：“蜀僧无边者，赠余一种如萝葡，而色紫，煮食味甚甘，云此普陀岩下番薥也。世间奇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
实际上，“番薥”不一定是番薯，根据李日华的描写“番薥”也不似番薯。如果，浙江确系独立引种番薯，对于浙江一直没有推广番薯，郭松义给出的解释是“山僧吝不传种”，这也是解释不通的。此路线存疑，但是相对陈振龙路线之外的其他所有路线，已经有一定可行性了。
自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引入福州长乐之后，各方不断抽绎出其中的合理元素，建构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路径，最终形成了番薯引种的多元路径观。明人即使不具体知道是陈振龙传入一事，多用“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这种较为模糊的客观书写方式，清代以降，越是后来，说法越是五花八门，反而描述越来越精准，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一批又一批后人为之背书，三人成虎，足以以假乱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