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法]阿兰·科尔班著，胡陈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年5月版，236页，58.00元
“沉默”而有“史”，这不仅是传统史学的研究视野所无法接纳的，而且在新文化史的微观研究诸领域中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探索。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总是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官感觉情有独钟，特别擅长从自然万物与人类世界的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感官关系的角度挖掘研究与书写的主题。这样的研究旨趣必然对博览与细腻的感受和独特的视角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特别需要有跨学科、跨时空的跳跃与剪裁能力，而最后的落脚点又必须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历史文化建构为中心。科尔班的确具备这样的才华和能力，可以在文学、美学、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学等众多领域中广搜博采，出入自如，随时切换不同的镜头和画面。
对中国读者来说，已经有好几本科尔班的著作翻译过来，对于这位历史学家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读他的《沉默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Histoire du silence：De la Renaissance à nos jours，2016；胡陈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可能仍然会有一种奇特之感：“沉默”如何能成“史”？这是一部充满美感和哲思的历史研究著作，虽然只有十万字的篇幅，但是其思想与学术的场域却很开阔辽远。在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等宏大背景中，作者精心地探索着一条以“沉默”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和表征史研究的新路径。科尔班一直在致力实现一种历史研究中不可能的综合（impossibilité de la synthèse en histoire），归纳史学家追溯时间的方法，整合表面毫无关联的事物、感官和情感，运用小说、诗歌和日记等颇具争议的史料，通过时人的感觉体会历史，试图在人类感官史、心态史的各种研究场域中实现专题史的全新整合。
在我的文学阅读记忆中，一谈到“沉默”，最有名的名言无疑是鲁迅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这是一个“文革”时期初中生的文学与思想的“沉默”启蒙，当时感到很酷的是这个句子的写法，然后是沉默就是充实的这种感觉。在长期以来的鲁迅研究中，估计这句话早已被研究透了。但是把鲁迅的“沉默”修辞与一种“文革”话语现象联系起来，并且放在那一代青少年成长史的话语记忆中进行研究，恐怕还不会太多吧。如果科尔班按照这本“沉默史”的路径走下去，假设他也对鲁迅的“沉默”论述感兴趣，或许会接纳这个议题。
关于沉默，人们可能通常会想到“沉默不语”，但是科尔班在全书开头就提醒我们“沉默不只是声音的缺失。我们几乎已忘却这一点”。这真是有道理，在沉默中当然有太多的情绪、暗示等等。从任何一方面来说，沉默的历史与历史的沉默从来也不仅仅是声音的缺失，而常常是声音与沉默的合奏和轮换奏鸣。
全书的写法是大量引用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精英人士关于“沉默”这个话题的论述、描写和格言等，其理由作者在开头就讲得很清楚：“若不浸入那些有着真正审美追求的作家的作品，对其予以援引，我们又如何能更好地感知沉默？通过品读这些引文，每个人都令其感官经受考验。长久以来，历史都试图解释。但在情感世界面前，它也应该，或者说尤为应该令人感知，特别是在内心世界消尽之际。这便是为何大量启示性的引文这般不可或缺。唯有通过这些文字，读者才得以理解过往的个体感应沉默的方式。”（序奏）对于读者来说，这种写法自然都有好处，可以让“沉默”被感性地品味和理解。但是对作者而言，我想并非仅是一种容易取得效果的写法而已。事实上，科尔班的本行是历史学家，他从事的是社会心态史、感官史、表象史（表征史）等场域的微观研究，但是目标是文化史的宏大叙事。当他说长久以来“历史都试图解释”，但在情感世界面前“应该令人感知，特别是在内心世界消尽之际”的时候，我理解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目标和接受的挑战。这种写法或许是到目前为止他所寻找到的“沉默史”研究的最好路径和方法论。“沉默”在历史中唯有沉默，只有被记录、被书写下来的“沉默”能够在历史中不再沉默。但是，在文学、美学、艺术和思想文本中论述的“沉默”基本上属于主观的感知、领悟和思考，在文化史研究中应该属于“软部分”；相对于历史事件、社会制度、人物研究等研究领域的史料之丰富、多元和“坚硬”，审美的、感性的“沉默论述”要成为历史论断的“呈堂证供”相当困难。因此，当科尔班以圣西门关于宫廷社会的描绘来说明“在许多群体内部，沉默是权力的工具”的时候，他马上要补充说明历史学家的研究语境：“在这一点上，应思考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及其扼要的表述。这有时是源于史料的匮乏，有时则是对记录历史的拒绝。无论如何，他们都应通过掌握的资料思考这缄默的意义。”（92页）
沉默因在不同的地点、特定的地点而绽放，而在对地点的讴歌中，诗人和艺术家是最为敏感和最为一往情深的。因此，保罗·瓦莱里对“沉默”的感受是可以聆听的声音：“聆听这持续的细腻之音吧，那便是沉默。聆听我们所听见的，在一切不被听闻之时。”（第1页）而对于我来说更为熟悉的是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加油站》和他笔下的房间、街景、灯塔、电影院等场景，无言的孤独感渗透如水如雾。还有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 M. Rilke）在静默的空间中感受到的愉悦和那种似乎让痛苦终止的沉默，那些难以重现的沉默。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大自然的沉默”中聆听沉默的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政治家夏多布里昂（F. René de Chateaubriand），这位“‘用双耳将东方’听闻之人，将东方描述为一种巨大且荒芜、诞生于专制主义的沉默。在他看来，这种政体使人与世界僵化。在君土坦丁堡，沉默已是惯常。在那里，听不到任何四轮或二轮马车的声音。……在你们周围，是无言的人群”。“在帝国里，沉默是生存的条件”；“斯巴达一直在我的周围沉默着。”科尔班说，“简言之，东方在夏多布里昂眼中就像一个被‘抛弃与遗忘’同时胁迫的世界”（32页）。这的确可以说明夏多布里昂有一双政治家的耳朵，能够听出属于那个时代东方的“诞生于专制主义的沉默”。
不过与科尔班在大自然、宗教、爱情、艺术等层面上论述的“沉默”相比，我更看重的是他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对沉默作为统治或反抗的论述。沉默常常是双面刃，是以力量强弱的对比为转移的指标，是政治社会史不可缺少的篇章。在宫廷政治中，沉默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同时也是外在的规训结果。“话语构成危险的观点在最初与统摄宫廷生活的法令相关。”“在领主面前，若不经允许便莽撞地参与对话，是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133-134页）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中，虽然沉默绝不是金，但是冒失多言总是容易在党争中被抓住把柄。不过这些已经不是有多么重要的问题，在抗争政治中如何战胜沉默管治同时也不掉进发声陷阱——科尔班说税务人员、警察、法官常常会在调查中设置陷阱（146页），其实还有更多险恶的政治陷阱——这才是当代政治更应该研究的问题。在这里科尔班再次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提出了忠告：“研究该领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犯一个错误：过高地预估话语的罕有度，高估那些在自己惯于生活和表达的环境之外鲜有言说的人的沉默。……历史学家需要同时区分强制性的沉默、有意的沉默、暗含的沉默、工具性的沉默以及话语管理的缺失所带来的沉默……。”（147页）这才是上面提到的沉默的历史与历史的沉默最重要的研究议题。
应该说，在沉默这个问题上，在我们的个体经验和社会记忆中都有不少是科尔班未必有过和研究过的。在第四章“沉默的习得与纪律”中，科尔班论述了在历史上社会权力如何管控声音、胁迫保持沉默。例如谈到被记录在字典中的沉默的习得及其实现方式，以及在拜占庭宫廷内，沉默督查官的任务便是对沉默的监视（82页）。宫廷对声音的规训乃至扼杀是不难理解的，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都有可能令内外交困的君王心惊肉跳。但是相反的情形也是有点，而且更违反人性——不说话总比被强迫说话要容易对付一点吧。科尔班在前几年写这本书的时候说“往后，保持沉默变得困难。这阻碍我们听到那平息、安抚人心的内在言语。社会要求我们屈从于声音，从而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而非执着于对自我的倾听。至此，个体的结构甚至也发生了改变”（序奏）。其实这是在历史上很早就发生、并且延续到今天的事情，这地球上的许多人谁没有过“保持沉默变得困难”的时候呢？科尔班还继续分析说，“我们大可认为，主要问题是城市噪音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变化的本质在于过度媒介化与持久的连接，因而也在于无间断的言语之流，它横亘于个体面前，使其畏惧沉默。”（同上）从媒介、社交等寻找扼杀沉默的凶手，这固然是对的，然而只是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对声音和对沉默的管控来自社会权力体系，这个体系越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管控就越严重。刚才说作者在学术研究场域上的目标是让“沉默”有史，那么从人文的意义上其目标则是“帮助我们重新学会沉默，也便是，成为自我”（同上）。这当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审美目标，值得拥有。
在法律的层面上讨论沉默，很自然就涉及自由与惩罚的问题。在法律史上应该有关不少关于监狱制度中沉默问题的研究，科尔班在书里提到了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关于监狱理论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犯人必须单独囚禁，以促使其在沉默中悔改；另一派则要求犯人在白天参加集体劳动，但是必须保持沉默。他认为“人们认为沉默自身包含着回归自我的希望，这是罪人改过自新的条件。因此，沉默既是惩罚，对话语自由的剥夺，也是在未来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89页）。这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从监狱管理者来看，恐怕更有以禁止信息交流作为防止犯人谋反的有效手段。另一个围绕沉默与声音而展开的社会管治就是把在公开场合发出的声音看作是妨碍他人与社会秩序的公害，但是在何种情景与何种程度上能够证实管治的合法性就一直都有争议。这是一段货真价实的历史进程，“舆论呼唤着沉默。新的规章被制定，新的纪律被提出。在演出厅内，尤其是音乐厅中，人们开始要求沉默，但这一进展是缓慢的”（92页）。这不难理解，想想即便到了今天，在公共场合中令人不太愉快的声音仍然时有响起。从科尔班关于声音管治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更关心的研究议题是沉默给人类公共生活带来的利弊。今天在火车内高声说话被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妨碍了其他旅客的安宁。但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在车厢内的交谈是正常的、甚至是礼貌的表现。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对沉默的诉求是否意味着对声音容忍门槛的降低？远非如此。……一切都似乎表明，沉默及其带来的裨益只是一种间歇性的需求，取决于时间和地点”（98页）。
对声音的研究是科尔班的强项，他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写得很精彩，他在钟声中尽情地捕捉着秩序、权力、传播、恐惧、激情等等公共政治与集体精神的微观要素，在声音感官的遭遇中重建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历史景观。这又能说明研究沉默史远比研究声音史更为困难，但是科尔班不畏困难，而且能够从历史的视角中把声音与沉默联系起来。“总的来说，声音图景的深刻变化支配着沉默的历史，并引发了对沉默的追求。自20世纪初起，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在火车和电车上，旅行者们通常都保持着沉默的对视，这与此前有所不同。从19世纪中期开始，闲逛者和许多忙碌的行人都不再喜欢被叫唤，大型世界博览会的众多参观者也都遵守秩序，这已不同于往昔喧闹的场景。在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大幅的布告占据了墙面，报亭和三明治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有这一切将街道变成了阅读的空间，使先前以昭示存在为目的贩卖声变得徒劳无功。或许仅剩下了卖报人的叫嚷与小贩的吹嘘。”（94-96页）这是很生动、很感性的声音与沉默的社会经济史，看起来也可以成为历史图像学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议题。
谈到历史图像学，科尔班在书中讨论了许多绘画图像中的沉默问题，看起来颇有一种投向图像的另类目光——更准确说是转向画面的敏感的耳朵。“观者投向图画的是有别于其自身的目光。他们虔诚地将其注视。……如今，我们置于图画上的仅是从属于审美思考的目光。然而，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寻回那些古老的目光，并就此为读者做出解释。关于孤独形象的绘画尤其制造出一种‘沉默的效应’，这是对默想不可抵抗的呼唤；马克·福玛罗利列举并分析了某些明显包含强烈的沉默言语的画作。”（113页）艺术史家如何才能寻回并解释历史上的观众投向画面的目光与沉默，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