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驻外记者伊桑巴德·威尔金森与巴基斯坦有着不解之缘。从19世纪开始，威尔金森外祖母的家族就从欧洲来到印度。后来虽然离开了，但无论生活还是社会关系，依然与次大陆息息相关。威尔金森十几岁时首次拜访巴基斯坦，之后更是作为驻外记者到这里工作，在他外祖母的朋友贝古姆的帮助下，他开始探索这个处于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动荡之中的国度。本文摘自其2006年至2009年间在巴基斯坦的旅行见闻《巴基斯坦寻根之旅》，由商务印书馆“远方译丛”2023年3月出版。
在卡拉奇机场下了飞机，走在停机坪的柏油碎石路上，我就感受到这里的空气厚重潮湿，还弥漫着一股腥味和硫黄味，让人不禁联想到大海和工业污染。
卡拉奇是一座拥有约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空气常年污浊潮湿。这座港口城市充满激情，也拥挤不堪，是巴基斯坦的商业中心。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军事统治者阿尤布·汗将首都迁至更凉爽、更安全的伊斯兰堡，那里距离旁遮普的地主集权中心和军队总部更近。至此，卡拉奇失去了国家首都的地位。
在卡拉奇，频繁的“减载”或断电引起了诸多骚乱；交通事故引发了种族暴力；季风带来的暴雨淹没了排水不畅的街道，致使人们触电身亡；水电费几乎无人支付；富人们通过幕后操纵来取水。街头犯罪很猖獗，所以人们出门总是携带两个钱包和两部手机，一个用来交给劫匪，另一个藏起来。
由于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我住的国际酒店长期被混凝土防御工事包围。我受到“夹道攻击”——穿过几个X光机，经过几次安检搜身，跨越好几个栅栏——才终于回到了房间。查看手机，我发现一个联络人发了一条短信，邀请我当晚共进晚餐。
苏非圣徒
我所在的报社想要刊登一篇关于“真实的巴基斯坦”的文章，其内容不涉及恐怖袭击，谈的是时装展览、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娱乐活动。但我想先找到那位有权有势的苏非圣徒，然后再去考虑这篇文章。
我在童年时代第一次听说皮尔·帕加拉——意指“戴头巾的圣徒”的世袭头衔。外祖母曾讲过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如何追捕现任皮尔的父亲，他穿越沙漠和丛林，像其他祖先猎杀老虎和熊一样。那些虎熊的皮毛被虫蛀过，下巴敞开，放在爱尔兰老塔楼的地板上作为装饰。
外祖父曾参与追捕西卜加图拉沙二世（Sibghatullah Shah II）的行动，此前，沙二世煽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反对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如今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了。
200年前，有一个预言说，信德省有个脸上有麻子的孩子，他是一个圣地的圣洁的守护者，将会奋起反抗那些“脸像猴子一样红”的敌人，并统治印度。受此鼓舞，脸上同样有麻子的老皮尔·帕加拉在20世纪30年代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他那成千上万的狂热的追随者发动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暗杀政治对手、抢劫、征税。作为报复，英国人突袭了这位皮尔的据点，抢夺了武器、弹药，还有“一个被错误地囚禁在箱子里的穆斯林男孩”，这是老皮尔·帕加拉的娈童。英国人声称：“也有证据表明老皮尔·帕加拉毫无节制地沉迷声色，还虐待他人。”他被送去审判（审判中，真纳为他辩护未果），被判有罪，并在孟加拉监狱监禁了7年。
老皮尔·帕加拉在监狱里遇到了其他反英煽动者，变得更加激进，出狱后，他和自己的追随者又开始进行煽动活动，1942年初，骚乱达到了“恐怖主义分子发动叛乱的程度”。他们让拉合尔的一列邮政列车脱轨，用斧头砍死了24名乘客和全体列车工作人员，随后，拉合尔政府宣布戒严。
双方都冷酷无情，不讲情面。一种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英国政府和军队，他们执行了几十次绞刑和空袭，还有一次空投（第一次由印度军队执行），以此来镇压追随者。
在沙漠里，追随者骑着骆驼智胜英军；在丛林沼泽中，疟疾肆虐，蛇和鳄鱼时常出没，气温高达48.9摄氏度，空气潮湿，他们凭借对当地路况的了解，战胜了英军。然而，最后老皮尔·帕加拉被捕，被军事法庭定罪，并于1943年处以绞刑。他的埋葬地点不对外公布，这样他的坟墓就不会在他的追随者中挑起更多的叛乱。
这位圣徒的生活以及他的追随者发动的叛乱深深吸引了我。现任皮尔·帕加拉，也就是被绞死的那位的儿子，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身材魁梧，长得胖乎乎的，灰白的胡须呈扇形在胸前散开。在当地媒体拍摄的照片中，他经常披着一件飘逸的天鹅绒长袍，上面镶着宝石，还戴着一顶圆锥形高帽，就是19世纪信德省统治者塔尔普尔家族喜欢的那种。他常常带着一只宠物鹦鹉在身边，还有一位仆人，手上拿着一个装满烟灰的烟灰缸。
现任皮尔·帕加拉充满了神秘感。在1965年和1971年与印度的战争中，他指挥追随者与巴基斯坦军队并肩作战。2002年，当两国因克什米尔问题几乎再次开战时，巴基斯坦动员了皮尔·帕加拉治下的追随者穆贾希德军营（Mujahid Battalions），据说一共有6000人。他对巴基斯坦未来的预言得到了极大的信任。
但他也有暗黑的一面。其家族成员被指控向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开枪，烧毁对圣徒不忠的佃户的房子，在卡拉奇，还因土地纠纷谋杀了竞争对手，在那里，他的家族被称为“野蛮一族”，我行我素。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尤其想知道他是否了解英国人对他父亲的遗体做了什么。当地的一位记者给了我他在卡拉奇的电话。我拨了号码。
“哪位？”
我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
对方声音低沉。我听到有人用乌尔都语嘟囔着“英国记者”。随即听到有人沿着走廊走过去又走回来的声音。然后电话挂断了。
圣墓
遭到拒绝后，我乘出租车前往8世纪神秘主义者阿卜杜拉·沙阿·阿斯塔·加齐（Abdullah Shahal-Astar Ghazi）的陵墓，他是“能力最强的勇士”，是卡拉奇的守护神，人们认为他挡住了飓风，多次拯救了这座城市。我认为他的圣墓是个好地方，能让我整理一下头绪。
这座城市比平常更空旷。在这里，可以看到古老的部落标志：道路两旁和廉租公寓区的上方飘扬着好几个政党的旗帜，墙上涂鸦喷溅。这些标志预示着种族冲突将刮起血雨腥风，而这种冲突偶尔也会让卡拉奇陷入停滞状态。在被罢免的那位首席大法官来访之前，这座城市的穆哈吉人（Mohajir），也就是在印巴分治时期从印度移民到这里、讲乌尔都语的人，他们和信德人以及帕坦人正在划定着各自的地盘。穆哈吉人的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控制着省政府和市政府，与穆沙拉夫结盟，并承诺要镇压任何挑战其权威的行动。
这座圣墓位于种满盆栽菊花的克利夫顿城区，显得格外突出。脏兮兮的吸毒者瘫倒在门口两旁破烂不堪的人行道上；这位圣徒的遗骨埋葬在一个土墩里，在通向土墩顶部的台阶上，成群的苍蝇在上方盘旋。
这座圣墓被一栋丑陋的巨型现代大厦围在里面，大厦正面镶嵌着V字形的蓝白瓷砖。圣墓上方有一个浅浅的镀金圆顶，圆顶上有凸起的棱纹，像鲸鱼的腹部一样。圆顶上方，三角旗面向大海迎风飘扬，有种海盗的感觉。这位圣徒为妓女、易装癖者和劳动阶层的人们提供特别的帮助，显然他们都来过圣墓，在缭绕的香雾中祈祷。
我站在拥挤的平台上，望向大海。几千年来，从阿富汗进口的青金石，从伊朗进口的绿松石，从印度进口的玛瑙、玉髓、黄金和木材，以及当地的玛瑙都曾在这个港口交易，所有货物都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湾。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非洲奴隶成了交易物品，这些奴隶贫穷的后代至今大多仍散布在这片海岸。两个世纪前，东印度公司在卡拉奇建立了一家贸易工厂，这是英国首次在信德省常驻。
大约十年前，这位圣徒曾帮助过我。当时我正在报道卡拉奇的一个故事，那件事与当今该城的紧张局势有着莫大关系，而通过他的圣墓，我看到了这座城市隐藏的一面。这座墓让我想起当年的记忆——了解到政治和犯罪是如何在这里交织融合的，爱情和平凡的生活又是如何轻易地陷入致命的阴谋之中。
十年前，一位名叫里法特的帕坦女子，私自嫁给一名穆哈吉男子阿赫桑。这对年轻男女的私奔在卡拉奇激起了帕坦人和穆哈吉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敌意，引发了数天的暴乱，导致近50人丧生。帕坦人部落的一个委员会判处这对夫妇死刑。警察追踪这对恋人并逮捕了他们，指控阿赫桑有婚外性行为；随后，阿赫桑戴着手铐在警察押送下离开法院大楼时，遭到了枪击，身受重伤，但幸存了下来。打伤他的是帕坦人，有一些还是里法特的亲戚，他们被捕后又被释放。
里法特被释放之后躲了起来。在阿赫桑遭枪击两周后，我找到了他，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皮肤上还有数个黑色枪弹伤。关于枪击，他只记得自己躺在地上，流着血，岳父那张布满胡须的脸出现了，笑着欢呼：“你中枪了，死定了。去死吧！”
我花了几天时间试图追踪里法特的藏身之所。最终，阿赫桑的一个兄弟暗示我说，如果去圣墓见他，也许会有办法。那日的情境就像今天一样，流浪狗在圣墓入口处散落的垃圾中徘徊觅食，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则四脚朝天地躺在圣墓的阴影中。阿赫桑的兄弟告诉我，里法特在拉合尔，我飞奔过去，在一个藏身处见到了她。
刚开始她蒙着脸，没一会儿就露出脸来，她涂着红色口红，结实的鼻子上方，一双涂着黑色眼影的眼睛熠熠发光。她兴致勃勃地聊着她的罗曼史。这对年轻的恋人互赠了香水和印度古典音乐，还互换了戒指。阿赫桑开始模仿帕坦人的言行举止，挺直腰板走路，嘴里嚼着烟草，所有女孩都觉得他就像印度电影里的英雄。后来她的父亲说，如果她继续这段恋情，他会杀了他们两个。但这一对无视她父亲的警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关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特别多，里法特都喜欢，尤其喜欢关于优素福·汗（Yusuf Khan）和舍尔瓦尼（Sherbani）这个帕坦人版本的爱情故事，故事以两个主人公被谋杀告终。
但这个故事的巴基斯坦版却不那么简单。阿赫桑的那位兄弟安排我再次与阿赫桑见面，那时他已经出院，搬到了一处藏身处。那房间没有什么陈设，在一个受“卡拉奇教父”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控制的贫民窟，阿尔塔夫·侯赛因是统一民族运动党的领袖。那位兄弟告诉我，他们的一位堂兄是侯赛因的国会议员，帕坦人部落委员会对他曾有些敌意。他说，帕坦人煽动了这场凶残的暴乱，并怂恿里法特父亲射杀阿赫桑，在地方选举之前挑起事端。阿赫桑之前曾被卷入这个“黑社会”中，担任“教父”的打手。
卡拉奇街头
富人晚餐
那天晚上，我与一位有钱的朋友共进晚餐，他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的麦蒙（Memon）商人，在享用一盘盘牡蛎（菜肴是他的兄弟从伦敦的“加夫罗契”餐厅空运过来的）时，他讲述了一些腐败故事。他说，那些放荡的富人都有瑞士会计师，随身带着碎纸机去巴基斯坦旅行，以防他们在政变中被发现携带犯罪文件。他说，在拉合尔开保时捷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像在卡拉奇那样炫富，可能会被劫车。拉合尔仍然是个封建传统之地，但在卡拉奇，你的仆人可能会十分傲慢，还可能谋杀你。他有一个朋友，家里的餐厅有一个大玻璃柜，里面放了一堆老虎标本；另一位朋友在一个私人平台举行酒会，这个平台十分气派，一直延伸到了数公里外的阿拉伯海。
晚饭后，我离开他，前往殖民时代建立的、装饰着鹿角的信德俱乐部，在这里遇到一群更年轻的人，这里叫“非斯之夜”（Fez Night），人们喝着金汤力鸡尾酒，打着台球。是一位年轻的世袭圣徒邀请的我，他穿着一件巴格西·马龙（Bugsy Malone，英国喜剧片《龙蛇小霸王》的主人公）式的细条纹西服，眼睛大而无神，眼神迟钝。在一群结实的、全副武装的乡村男孩组成的保镖的陪同下，我们开着他的装甲奔驰车前往俱乐部。保镖中有一个高个子地主，留着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式的胡子，自称是“种杧果的农学家”，身边坐着他的一个情妇。他有两个情妇，一个是法国人，一脸憔悴，愁容满面；另一个是位嘴唇丰满的拉合尔模特。我们坐在私人包间里，喝得酩酊大醉，傲视着外面那群跳舞的人。过了一会儿，那个拉合尔模特，因为自己的主人最近迷恋上了那个法国女人，鼻子都气歪了，为了报复，频频向我送秋波。夜色渐深，她的殷勤也达到火候，那位地主变得越来越生气。我路过男厕所，无意中听到了英国口音，便往里看，一个英籍巴基斯坦人正在往水池里呕吐，他的朋友则在旁边笑——很有故乡遗风。
我试图登门拜访皮尔·帕加拉，但没有成功。我一直走到他的家门口，他家就在城市富人区一座有围墙的大院子里。一个矮小结实的、帽子上有亮片的枪手打着手势，坚决制止了我。他用无线电把我的名字传到了主楼那边；几分钟后，有噼里啪啦的声音传回来，然后他告诉我，皮尔·帕加拉不在家。我说那我就在屋子里等着吧——这是巴基斯坦的习俗——并准备向前走，但警卫用他那支短管霰弹枪指着我的肚子，摇了摇头，我猛然停下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追随者。我把名片递给他，他冷漠地接了过去，折了几下塞进了上衣口袋。
郊外派对
阿德南·卡迪尔（Adnan Qadeer）的性虐服装厂位于城市郊区，它给我那篇关于“别样的”巴基斯坦的文章提供了某种“素材”。在工厂里，妇女们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性虐用具——狗面具，有开口和垂盖的衣服，还有看起来就很病态的裹尸袋。卡迪尔说自己的员工认为她们在生产运动器材。
但我小心翼翼地查看那些“鞭子”（有的带有软毛，有的没有）和一块漆皮遮阴布时，其中一名工人低沉地咯咯笑了起来，很明显员工并不是如卡迪尔说的那样想。
卡迪尔说，毛拉们确定这些货物只用于出口之后，他们就不再干涉他的生意了。“出口给谁？”我问。“科迪莉亚小姐，”他回答，“她在英国有一个地牢。”
几天后，我参加了一场“狂欢晚会”。舞会组织者们封锁了卡拉奇郊外的一小片海滩。大约有十几对穿着西服的年轻夫妇在海滩上自发跳起了迷幻舞；旁边，几个身材魁梧、留着大卷曲八字胡的男人围成一圈坐着喝酒。他们几个是缉毒队的人，但显然他们为晚会提供了毒品。
天亮时，我、那位年轻的东道主（纪录片制作人）和他女朋友一起坐在沙滩上。之后我和他骑上了海滩上两匹瘦骨嶙峋的马。他一手挥舞着威士忌酒瓶，一手握着缰绳，直接冲进人群中间。他神色漠然，这种漠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基斯坦人对待贫穷的同胞时常常会有的。气温逐渐上升，晒得人有些刺痛，我们凝视海滩后面的石头荒原，眼睛迷迷糊糊的，谈话也变得有点奇怪。谈到自己社交圈的贪图享乐现象时，他的腔调越来越故弄玄虚，说话简短又快速，越来越有上流社会的味道。
枪声
整整一周，我与雇来的协调人霍斯纳——一位粗暴的记者，在当地很是混得开——都在会见阿尔塔夫·侯赛因的代表们。他们竭尽全力表现出礼貌，想以此麻痹我们。侯赛因十多年前在家乡卡拉奇遭遇暗杀，之后便移居到了伦敦，远程管理着自己的政党，事无巨细。侯赛因通过电话以及扬声器转播的方式进行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讲，据说持续了四个小时。在给自己数千名信徒演讲时，他扭曲自己的声音，故意发出一种尖厉的、极具宗教色彩的鼻音，就像在穆哈兰姆月（Mohurram，伊斯兰教历的一月）什叶派神职人员发出的声音一样。他的支持者称他为“皮尔大人”（即“圣徒先生”），他的打手还从卡拉奇商人手中收取“古达”（goonda，即“暴徒税”）。他有一句口号是：“不当领导，当工人。”演讲是按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进行的，与巴基斯坦时间不同，因此侯赛因的那些部长惊慌失措，说他们整晚都在处理他的电话。
市长是个阿谀奉承的人，我问他，如果被废黜的首席法官到市里来，这里的其他政治团体举行集会以表支持，会发生什么？他又递给我一块饼干，阴森森地笑道：“如果他们敢乱来，我们就揍他们。”
被废黜的首席大法官来访的那个早晨，我刚吃完早饭，正躺在床上看报纸，因为空调在嗡嗡作响，只能勉强听到下面街道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沉闷的枪声。
我有些疲惫，扑通一声下了床，蹒跚着走到窗前，看到附近建筑物的上空浓烟滚滚。我抓起自己的记事本和相机就出门了。
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从酒店步行至高等法院，被罢黜的首席法官和各政党计划在那里会面。途中，拿着武器、戴着头巾的枪手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该城市的地下力量已经显露了。走到一个交叉路口时，看见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律师，他蹲在那里等枪声消停一下。街道前面，噼里啪啦的枪声不断，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决定掉头，重新找一条路过去。我们上方空荡荡的窗户、路边停着的汽车、成堆的垃圾里面都可能藏着敌人。没能找着出去的路，我们很快就被困住了。
我打电话给我雇来的协调人霍斯纳，几分钟之后他就找到了我们。他十分镇定，眼睛四处扫视，搜寻着前进的路，带领我们穿过一条条小巷。周围一片混乱，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出奇地平静：一排排国家安全部队无所事事地站着；一小队“教父”的武装人员站在一排树荫下随时待命。我们穿过警戒线来到法院的避难区，里面有一些倒霉的律师，下巴和脑袋都被“教父”的人打破了。数百名律师喊着口号到处乱窜，用手机接收着暴力包围的消息。活动家们身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衫，正在热烈地讨论“自主性”合法政权的利与弊。暴力无法阻止人们享用午餐，无法阻止人们打情骂俏，也无法阻止人们放声大笑。
当天结束时，枪击已经停止了。事件造成42人死亡，其中包括慈善机构的救护车司机，另外有数百人受伤。血迹斑斑的尸体，有的蜷在高速公路桥梁边，有的挂在汽车外面，鲜血从袖子和头上滴落下来。最后这些尸体被堆放在停尸房的手推车上。
策划流血事件的人在哪里？他正在8000多公里之外的伦敦，通过电话跟他的追随者说话。我回到酒店，躺在床上等着入睡。想到死亡是如此容易、如此贴近，劫后余生，我感到心神不宁，有些厌恶自己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结束时，前首席大法官都还没走出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