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一万年：从人类的深层历史探究财富不平等的根源》， [美]蒂莫西·A.科勒、 [美]迈克尔·E.史密斯著，王杨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2月版，401页，88.00元
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蒂莫西·A.科勒（Timothy A.Klhler）、迈克尔·E.史密斯（Michael E. Smith）主编的《不平等的一万年》（原书名Ten Thousand Years of Inequality:The Archaeology of Wealth Differences ，2018；王杨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2 月）从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方法等任何方面来看，都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严格来说是一份颇有挑战性的集体项目的前沿研究报告。但是我相信即便对于非专业研究者来说也会有吸引力，假如你对当下社会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所关心，同时也对这种状况在历史上的来源及变化感兴趣，甚至只是对研究当下社会的经济学研究统计方法及数据模型如何被运用到研究远古时代的考古学实践中去感到好奇，这部著作都能提供很好的阅读兴奋点。
其实，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大众教育与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考古知识与成果的普及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就像著名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rian M. Fagan）说的，如今的考古学已如同足球和汽车一样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考古学也一直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为当代政治服务，也是如费根所讲的，“考古学很容易被政治操纵……大多数出于种族和政治目的利用考古学的人都想为自己编造一段光辉的历史故事，为捍卫其政治政权服务”（费根《考古学与史前文明》，袁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24页）。但是除了被权力利用之外，还有积极介入当代生活与学术的另一面：考古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与新成果与社会人文科学各领域研究的互动，其中既有共识更有分歧，其共同焦点是促进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寻求对策。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1937-2006）认为“考古学永远无法避免它所实践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新的政治问题，诸如环境保护、新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会对考古学家的思想施加影响，并影响到他们对现代世界和考古成果意义的理解”（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07页）。这里提到了新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与考古学的联系，显然说明考古学在当代社会经济政策的冲突场域中无法置身事外，考古学对于当代政治与经济问题的介入无疑是合理的。
“财富分配是当今最受广泛讨论和争议的问题之一。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对它的演变到底了解多少？”（Thomas Piketty，2014）托马斯·皮凯蒂在介绍自己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专著时说的这句话正可以用作推介《不平等的一万年》的广告语。作者自述：“本书的研究旨在解决有关古代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关键问题：1.社会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2.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持续存在的？3.该如何解释时移世易下社会不平等发生的变化？”（第7页）“具体来说，我们力求与当前可能会对财富不平等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一系列相关因素（例如生产方式、社会规模、政治复杂程度、技术提升和制度变化）进行对话。”（32页）毫无疑问，假如能够了解人类社会财富不平等的产生原因、有史以来人类如何承受或反对财富不平等、自古到今的财富积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思考和选择当下的政治与经济应对决策当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该书的副标题“财富差异考古学”表明了它的考古学与经济学结合的跨学科性质，这项研究成果来自2016年美国考古学会组织的两次学术研讨会，讨论主题是一万两千年前全新世以后的财富创造及分配状况、财富与幸福感衡量标准的关系，以及与史前人类生存状况相关的各类问题。与会研究者运用经济学中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来研究考古发掘的数据和信息，目的是揭示自远古到古代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真相与发展趋势，同时以丰富的实例探讨了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论问题。通过使用基尼系数（辅以其他测量指标）研究远古至古代社会的财富不平等状况及原因，可以纠正许多过去的流行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迄今为止学界对古代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认识和评估往往是错误的或过度简化的。例如过去通常被认为是践行平等主义的小型社会群落，比如一些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古代社会和早期的农耕村落，实际上普遍存在财富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的现象，其不平等程度要比大多数学者通常以为的更深。而在组织结构复杂的早期城邦和王国社会中，财富不平等现象却并不明显，其财富分配远比学界普遍认为的更平等。回到现实中，我们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很多流行看法。比如当工资上涨的时候，人们以为会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实际上在这同时发生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权力集中的趋向等因素使社会财富更有可能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无论如何，普通人的工资上涨不但往往难以抵御物价的上涨，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根本改变不了贫富悬殊的发展趋势。
选择社会经济状况中的财富不平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主题，有其现实的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因素。在当今世界，财富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展机会极不均等，在一国之内的富人与穷人的生存机会差异巨大，由性别造成的同工不同酬是普遍现象，世界各地超级富豪的财富集中有愈演愈烈之势，全球化也在加速不平等的步伐。财富不平等随历史的演进而发展，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是学术界对于全球范围内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普遍程度、产生原因、发展趋势等问题在不同学科领域中都存在不少有分歧的看法。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发现，当今美国社会财富极度不平等导致的后果是社会规范和制度呈现恶性变化、社会进步变缓、歧视频发、道德幻灭、社会流动性下降、贫困陷阱不断加深。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杞人忧天（第5页）。到今天的事实或许可以表明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对的，而且不仅仅在美国是这样。因此，作者追问道：“为何人文学科领域对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和意义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忽略了先前人类社会的考古记录。……利用考古学还原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样貌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将有助于各位学者了解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本质和意义。”（同上） 听起来似乎有点本学科中心主义的意味，其实是对各学科研究视野中的“视差”的一种纠正。就如作者所举的例子：社会学家曾以为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阶级，人类学家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人类学家曾认为所有狩猎-采集者都是平等主义者，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证明不是这样；许多学者曾认为财富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经历了由族群、城邦发展到阶级社会的产物，但是考古田野调查揭示其实真实的历史更加复杂（第4页）。
这里既有人类历史语境中的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实际运作的复杂性，也有当代学术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收集方法、衡量标准和性质判断的复杂性。该书中的各篇研究报告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所运用的方法、关于现象的描述与界定、提出的假设和验证结果都保持高度自觉的反思，比如，“财富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考量，应在对这二者制定出衡量标准之后才能确定。本书的任务之一正是制定出财富不平等的衡量标准一一这套标准会产生何种结果，我们拭目以待”（6页）。在这里顺带想说的是，从这个“拭目以待”想到中译的词语表达问题，因为手头没有原书，不知道原文有“擦亮眼睛等着瞧”的意思和语气。之所以想到中译本的词语问题，是因为在一篇英文书评中看到所引该书原文第一章的第一段文字，与该段中译文字中所用“形同陌路”“如此熟稔”两个词语表达的意思似有差异。
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当今国际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以0和1之间的比例数值来显示。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超过这条线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该书作者认为基尼系数计算方便、表述直观，对古代财富的量化极具可用性，亦是运用历史文献进行不平等研究的标准。最早使用基尼系数进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考古学研究的是八十年代初兰德尔·麦圭尔对霍霍卡姆墓葬的研究，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运用基尼系数研究古代社会的不平等问题（29页）。但是把“基尼系数”与“一万年的不平等”放在一起的时候， 在每一项议题和每一个步骤中都会出现很多困难，如何综合性运用多种数据、如何在使用基尼系数作为统计工具的时候考虑到更复杂的可能和更多维度的运用策略和方法，这些都是对研究者的考验。因此作者的态度是很审慎的，强调绝不声称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要“尝试用基尼系数进行计算，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以此寻求解决方案”（57页）。
在今天人们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直观印象中，房产是一项重要指标，这也是货币经济学所认同的家庭财富衡量指标。有意思的是，当今天人们分头遥望特级豪宅小区和贫民区房屋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在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房屋遗址将会向未来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在该书多位学者的关于房屋的考古研究中，蒂莫西·科勒及其同事提供了来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的二十四项例证，以证实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中房屋面积和家庭财富之间皆存在正相关关系（25页）。基尼系数非常适合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家庭住宅进行评估，由于密集度存在差异，该地区各处遗址的房间面积和房屋面积长期以来被认为各不相同，甚至各遗址房间平均面积的变化模式也很重要（298页）。“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美索蚕达米亚文明时期的不平等处于较低或中等程度，尤其考虑到房屋面积不仅反映财富水平，而且反映家庭规模，而核心家庭与大家族间差异明显。”（317页）当然，作者也谈到房屋与财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非绝对的和普遍性的，正如我们在今天也不会仅仅以房产来衡量一个家庭的真实财富状况。其实不仅房产不是唯一的衡量财富的指标，同时更应该看到财富不平等也不是唯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说在古代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中，财富不平等是唯一值得研究的。……除了对财富不平等的考量，学界对生活质量或幸福指数等众多问题的兴趣也更加浓厚。……考古学家已开始思索衡量生活质量或幸福的方法。这项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试图对生活质量的非经济成分进行量化的研究寥寥无几。”（27-28页）该书第三章的研究最为接近将社会财富和幸福水平等经济和社会指标结合在一起的探索，作者指出和重申的观点是：在数据量足够大、变量的多样性充足的情况下，实物类衡量指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标准，但是也仍然有可能会弱化了社会地位等社会规范及意识形态因素，从而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物质不平等（90页）。虽然很困难，但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和审慎的探索。
关于什么是社会不平等有多种定义和阐释，作者更为认同的是罗伯特·霍尔顿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不平等是“随时间的推移，在社会群体生存机会领域造成体制性不平等，并再现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差异（第8页）。把这几个核心概念提出来，就更能简捷地把握这个定义：群体生存机会、体制性不平等和社会差异，财富不平等只是反映出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之一。通过对各国财富不平等差异的解读，最后发现“包括新世界的国家在内的古代国家通常不平等程度各不相同。政体的性质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因素。学者发现，在同时代的国家中，专制程度更高的政体的不平等程度要高于民主程度更高的政体的”（373页）。但是在该书的第五、六章的研究报告中也可以发现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和政治制度间的联系也并非总是那么紧密，例如第六章的研究指出在霍霍卡姆地区，政治等级制的确立和政坛复杂性的增加并没有导致财富不平等的显著增加（213页）。尽管这是一份独特的个案，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政治制度与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
无论如何，从古代社会的国家政体、政治制度与财富不平等的复杂关系来看，作者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对于在今天认识社会不平等与政体的关系大有借鉴作用：“一旦贵族阶层将其控制力固定为制度，不同社会便会走上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路——一条是偏重集体制政体，另一条则是专制政体。……若此观点正确无误，未来研究的关键领域则是如何理解选择此道路而非彼道路背后的社会进程、社会背景及促成社会变迁的力量。”（24页）
但是，在社会财富不平等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的考古研究结论恐怕有点残酷。沃尔特·沙伊德尔认为，“社会稳定往往有利于不平等现状的维持或不平等程度的增加”（181页）。这当然不难理解，也可以想象出历史上北美洲普韦布洛地区的统治者和富人是如何狠抓维持社会稳定问题。“总的来说，社会不平等维持现状或不平等程度加剧都意味着社会稳定。而降低不平等程度需要大量干预。不平等减少的程度正是社会稳定遭严重破坏的指标。尽管我们认为财富不平等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平等消失所造成的影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对许多非特权阶层来说亦如此。”（同上）这一结论更是具体以十二世纪北美洲查科文明的崩溃为依据，根据沙伊德尔的研究，只有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传染病才能有效压制社会不平等，而这四种情况的确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当代社会，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和约瑟夫·斯蒂格利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限制了社会流动性，降低了社会包容性和政治平等，从而破坏了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384页）。难道在今天，对于社会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还能以沙伊德尔所说的“社会稳定”作为维持的理由吗？尽管皮凯蒂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偏颇之处，但是他说“我们应该对任何有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论保持警惕……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带有很深的政治性……这段历史将如何发展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对其采取何种政策、制定何种制度”（330页），我认为是对的。
全书的最后一段文字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可能都有启发，读起来也是令人感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本书证明，当代考古学必须张开双臂，接纳那些直面当前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方法，才能对特定的古代社会进行更深入的语境化研究。……考古学家能够，也应该为理解构成人类历史的因素尽自己的一份力，为未来的哲学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让-雅克·卢梭、卡尔·马克思和托尔斯坦·凡勃伦等思想家关注的问题提供经验依据。更值得期待的是，我们可以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了。”（387页）张开双臂接纳现实问题，为重新审视经典思想提供新的依据，并以此书写自己的故事——说实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学术探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