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古代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往来，在这条繁华的丝路上，外销瓷作为标志性贸易产品，反映了古代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将于4月举办“比邻天涯：北京大学藏古代外销瓷特展”。
作为北京大学“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此次特展将向观众展示不同时期作为文化信使的多种多样的中国外销瓷共计300余件（组），展览分为七个单元，对应中国古代外销瓷的七个发展阶段，加之沉船出水外销瓷专题展柜，每一单元挑选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外销瓷，力图完整勾勒出长达一千多年的外销瓷发展历程。
据介绍，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北大赛克勒博物馆”）馆藏外销瓷，窑口众多、题材丰富、器型多样，覆盖了从唐代到民国各个时期最主要的外销瓷品种，其中不乏国宝级的藏品。这些馆藏文物一部分继承自北京大学旧藏，此外，北大赛克勒博物馆还通过购买、捐赠等征集渠道扩充馆藏。
通过深入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成就，我们可以一窥古代的先民是如何跨越重洋的阻隔发展贸易，从东亚、东南亚到西亚中东，再到非洲和欧美，如何在贸易之中进行文化的交融互鉴。
一、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对外交通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路线当属“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指以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与西亚地区，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商路。现在广义“丝绸之路”的涵义还包括形成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68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首次提出，借用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描述规模更大、更繁荣的海上贸易。其实，海上贸易由于运载能力的大大提高，贸易商品早已突破丝绸的范畴，而瓷器成为主要的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学界称为“陶瓷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由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物品交换、人群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和平共享之路。
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发展历史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近海的航海技术，个别航程甚至已经可以达到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但中国古代瓷器真正作为商品大规模外销是与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兴起同时的，即始于唐代中期，唐代晚期（9—10世纪）达到了第一次高峰，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唐宋时期航线图
这时期贸易范围不仅包括了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还远达西亚、中东乃至东非；贸易规模从黑石号沉船和井里汶沉船可见，一条商船可装载数万乃至数十万件瓷器；输出产品主要为长沙窑及越窑的青瓷、北方地区的白瓷和三彩以及广东地区所产青瓷；最主要的外销港口是扬州、明州（宁波）、福州和广州。
巩义窑白釉穿带瓶 唐（618—907年） 赵敬先生捐赠
长沙窑青釉彩绘鸟纹执壶 晚唐 金亨石、申熙哲先生捐赠
9—10世纪还未出现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口。12世纪以后，不仅各大名窑的产品行销海外，广州、潮州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外销为主的制瓷业，瓷器输出的规模大大增加，瓷器种类开始向某些特别的产品扩展，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角，大规模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特别是龙泉窑，在13—14世纪风行天下，成为外销瓷的绝对主角。
宋元时期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促进了人员的往来和技术交流。繁荣的海上贸易、造船技术的提高和频繁的文化与技术交流从更广泛的领域促进了宋元时期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与互鉴。在中国瓷器外销的地区，陶瓷生产受中国技艺的影响日渐明显，如越南、泰国都生产的高水平的仿龙泉青瓷和白釉黑彩瓷器；同时中国瓷器也融入许多外来文化因素，比如元代青花瓷所使用的钴料就是从西亚引进的高铁低锰的“苏麻离青”。南宋时，外销的主要港口从广州转移到泉州和庆元（宁波），外销瓷生产的区域也随之转移，福建出现了大批外销瓷窑场。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南平茶洋窑酱釉小罐 南宋（1127—1279年） 余闻荣先生捐赠
龙泉窑青釉贴龙纹折沿盘 元代后期 孙皖平先生捐赠
景德镇窑青花折枝花卉纹八方玉壶春瓶 元（1271—1368年） 财团法人陈永泰文教基金会捐赠
明初开始推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从事海上贸易，而代之以规模巨大的以郑和航海为代表的官方贸易。瓷器输出受到很大的影响，明初阶段，中国瓷器主要通过“朝贡贸易”输出海外，规模较小。随着官方航海行为的停止，明正统至天顺年间，海上贸易达到了极低谷，海外发现的中国瓷器十分稀少，主要是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明成化至弘治年间，走私贸易勃兴，瓷器开始较大规模地输出海外，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再转销至南亚和中东等地区，外销品种完成了转换，龙泉青瓷逐渐退出了海上贸易行列，期间还催生了以外销为主要目标的福建、广东地区的仿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独占鳌头。明正德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殖民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人相继来华贸易，开辟了向东和向西的两条环球贸易路线，欧洲与中国实现直接贸易，欧美地区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外销市场，但东南亚仍为主要的瓷器销售区。
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的需求与审美部分改变了中国外销瓷器的生产，除了传统中式风格瓷器外，开始出现为迎合西方市场的特殊纹样的外销瓷，如晚明时期的克拉克瓷等。稍后还出现了按照西方买家要求或来样加工的特殊订制瓷，如纹章瓷，西方的公司还参与了瓷器纹样的设计。这一阶段外销的瓷器主要为景德镇瓷窑产品，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和规模扩大，福建漳州窑、德化窑、清代的石湾窑等瓷窑的产品也参与了大规模的外销，而且根据域外的需求，生产了红绿彩瓷器和被称为“中国白”的白瓷器。清初康熙时期的“清海”和乾隆时期推行的“一口通商”政策，也催生了海外瓷器的产生。比如日本“伊万里瓷”和德国梅森瓷都是受中国工艺技术影响和创烧的，随之在海上贸易中成为中国瓷器强烈的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模仿与竞争的关系，而这恰恰使瓷器生产技术推广到了全球。主要生产外向型产品的外销瓷窑场被特殊的生产模式所取代，即景德镇生产素面瓷器，在广州甚至是海外加彩，被称为“广彩瓷”。
德化窑白釉模印龙虎纹犀角杯 明末 朱光霁先生捐赠
景德镇窑粉彩普龙克设计凉亭图盘 清·乾隆早期（1739—1740年）
墨彩描金王冠徽章纹盘 清·乾隆（1736—1795年） 陈曦先生捐赠
广彩开光山水人物纹带盖汤盆 清·咸丰（1851—1861年） 谭圆圆女士捐赠
绿釉印花菱形花叶纹委角方盘 唐（618—907年） 越南巴地市沉船出水，李昊先生捐赠
中国及周边海域古代沉船位置分布示意图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不仅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明确反映，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以及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等丰富的文物资料更证明了这一点。而除了传世品和海外消费地点发现的遗存外，在海上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遗留下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通过水下考古发掘也出水了大量外销瓷器。这些沉船如同一个个时间胶囊，成为海上贸易研究中弥足珍贵的资料。
（本文资料来自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