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大城所，全称“潮州大城守御千户所”，位于闽粤海陆交界的东界半岛上。明清时期，东界属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宣化都管辖，民国以后，乡镇级行政建置更改频繁，至1986年，半岛分辖于饶平县所城、大埕和柘林三镇，行政格局基本稳定，大城所属所城镇辖内。
明人所绘《明军抗倭图》（局部）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吴杰等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以备倭寇。都指挥同知花茂奏设广东沿海二十四卫所，大城所为其中之一，属潮州卫管辖。大城所额军1225名，假定军伍足额，依明初屯三守七的比例，则守城军应为857名，屯军为368名。其屯田有十一处：东洋、漳溪、南洋、黄竹洋、梅花阪、双溪、溪南、西洋、秋溪岗、上寨和黄大潭。东界半岛田地稀少，屯田皆不在所城附近，而是分布于东界西面黄冈河沿岸的玄歌、秋溪和隆眼城等都，共田一十顷零三十亩，子粒米二百四十六石一斗六升五合。
大城所的选址，与其地理位置直接相关。其所在的东界半岛，是潮州地区最大盐场——小江场的一部分，与福建山水相连，东面大埕湾直通福建诏安湾，南端柘林与南澳岛隔海相望，南澳岛之外就是外洋。所以在以帆船为海上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柘林与南澳之间的水道是浙江、福建船只顺风南下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洪武年间，迁南澳居民上陆居住，南澳弃守，柘林成为从福建进入广东的水上第一门户。明初沿海布局以防为重，东界半岛上设立大城所驻扎军队，柘林等地属在外烽堠，有派军防守，位于苏湾都的水寨在汛期也会兼哨柘林。
在这个土地贫瘠、生计主要依靠周边丰富渔盐资源的地方，作为朝廷军事机构的大城所，其运作必然与大批具有灶户身份的人发生复杂的关涉。设立大城所，名为备倭，实则亦有监视濒海地区众多不驯之徒的意味。对于地方卫所而言，“敌人可能来自海上，也可能是四面包抄”。所以，在大城所设立之初，城里与城外、军户与灶户界限分明，彼此间甚至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前引明万历年间东界半岛灶户士绅陈天资所撰《东里志》中，记载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倭寇入侵东界半岛时卫所的真正作为：
洪武三十一年，倭夷寇东里。大城所原设以备倭也，至是倭掠东里，百姓皆趋避城内。东门百户顾实开门纳之，民免于难。其西、南、北三门百户韩、马、谢皆闭门不纳，遇害甚众。
在这一事件中，倭寇入侵时，当时卫所官兵根本不敢出战，甚至对逃难的百姓都闭门不纳。此外，《东里志》还记载了宣德年间另外一个事件：
宣德元年，倭夷犯上里……通事刘秀勾引倭舟入泊于湾港，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赴舟领货，名曰“放苏”，邻村皆靡然从之。遂以肆掠，即大城所危如累卵。
文中通事刘秀通番引倭，在当时海禁的背景下是违法的，但对那些拥有长久海上活动传统的人们而言，这更像是他们追逐利益的日常惯习。这种民盗难分甚至民盗“合一”的情势，一直持续到明末。这样的情况对设置在本地的千户所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可以说，大城所的城墙内外，即军、民、盗分界的空间标识。而到了明代中期，大城所有了新的样貌，其在当地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议迁大城所”事件中看东里士大夫力量的兴起
万历时期编修的《东里志》言及大城所的位置时说：
东里旧名太平乡。东则上里、东埕、大埕，南则神前、岭后、长美、上湾、下湾、柘林、下岱，北有高埕，西有大港。而大城屹立于诸村之中。
寥寥数语，勾勒出大城所地处内腹、周围烟村绵密的图景。只是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否跟大城所的海防功能存在矛盾呢？嘉靖时期的饶平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就对此多有诟病。嘉靖二十一年（1542），饶平县知县罗胤凯议请迁移大城所：
窃惟柘林前金门一道，上据白沙墩，下距黄芒、南洋，外跨隆、南、云、青四澳，内则延袤黄冈、海山、钱塘、樟林等处乡村，闽广货舟所经，本地鱼盐所萃，颇有贸易之利……而大城一所，又深居腹里，名虽备寇，实则虚糜粮食。……今将水寨移之黄芒，将大城所移之陈旗，大金门多置战舰器械，练习水战，以备不虞。
在这位知县眼中，大城所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卫所军士只是在浪费粮食徒增负担而已，所以他建议把大城所移驻到陈旗，也就是柘林湾湾口的一个小岛上。这样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落实，十二年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时任饶平县知县徐梓再次提出：
国初倭寇为患，沿海多设备倭官军，故于宣化、柘林之东北，特建大城备倭之千户所，而今则无益矣。盖以地理论之，东界一方，北负尖峰峻岭，而大城乃在岭之下，东有大埕，西有大港，南有柘林、上下湾、下岱、神前、岭后诸村，四面环居，隐处内地，去柘林十里之遥。海寇登岸劫掠，尚不知闻，是何益于有无之数也。
徐梓讲得更加清楚，即认为从军事的角度而言，隐处内地的大城所已经可有可无了。只是，两位知县最终未能如愿。整个事件个中因由值得进一步分析。
到了嘉靖年间，大城所军额缺失严重，军力下降。但如前所述，若从整个闽粤交界地带整体观察，则军备相较于洪武年间已经大为加强。首先，在正德年间，因为海寇金章作乱，有一批达官军调戍大城所。其次，嘉靖初年开始，大城所官军不需再借调到梧州戍守，专一守备地方。此外，“嘉靖年间藩司因佛郎机之虑，定岁募舟兵十余艘，以协防其处（按：即柘林）”。这些招募来的兵丁共有三百名，多为当地熟习水性之民，每年在汛期与官军协同哨守，下班则掣散。嘉靖二十八年（1549），根据罗胤凯的提议，在饶平沿海的另一个军事重地、距大城所约三十里处的黄冈设立了海防馆，驻通判一名，兼辖东里。此外，本地还有乡兵组织，嘉靖十二年（1533）河头贼攻掠大埕富民陈胜家时，“东里乡兵四集，并大城所官军，共追至狮山。贼败，擒杀殆尽。其走匿山谷者，三四日歼焉”。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界地方的总体军事力量并没有因为大城所卫所军队力量的削弱而下降，反而是有所加强的，只是这个时候海防军事重心已经从大城所转移到了其南面十里的海口柘林。
饶宗颐先生在《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柘林在置寨之前兵防薄弱，随着嘉靖年间海上寇盗活动的加剧，柘林在海防上的地位迅速提升。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在编撰《广东通志初稿》时说：
……独柘林濒海，最为沿边要害之地。漳州番舶北风过洋必经此路，水寨去此尚离一日之程，彼处海贼出没，水寨一时何知。倘视我无备，乘虚而入，无柘林是无水寨矣。
嘉靖十四年开始，风汛期间军兵在柘林澳往来巡捕，下班之后，军兵“定以柘林为堡，阻其咽喉之路，且附近大城所官军互相哨守，庶可以保无虞”。尔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柘林兵士因拖欠军饷造反，驾船直逼省城，粤省哗然。嘉靖四十五年（1566）八、九月间，两广提督吴桂芳题设柘林水寨，定守备柘林水寨指挥一员，领兵1200名，领船60只。在整体军事重心转移的趋势下，当地官员题请把大城所迁置到更为重要的柘林似是无可厚非。
然细读史料，仍可发现其间颇具玩味之处。从明代中期惠潮东路的兵力布置来看，因为卫所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地区海防重心的前移，大城所在军事上不再具备优势，但是，它也并非如两位知县所强调的那么可有可无。例如当时防守东路募兵，“其工食议于本府军饷银内支给，口粮就于大城所逐月关领”。或者可以说，大城所成为前方军事重地的后勤基地了。隆庆年间，朝廷甚至还考虑在大城所添设参将一员，统管闽粤交界的铜山、玄钟和柘林等处兵力，由名将胡守仁担任，只是后来因为闽粤官员互相掣肘而作罢。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大员与地方官员在对大城所的角色定位上存在分歧。
那么，当地官员为何如此强烈批评大城所的选址设置呢？军饷的供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罗胤凯强调：
大城一所，又深居腹里，名虽备寇，实则虚糜粮食。况本所近以奏免征调，专以守御为事，顾置之空间，方且外募兵夫，岁给千金，月支百石，以资顽恶。岁月无穷，公帛易耗，几何不至于上下俱疲耶。
身为饶平县知县，罗氏最不满的应该是需要支付双重军费。宣德以后，大城所仓已经归并饶平县管辖，民运粮也成为军卫屯粮的重要补给方式，那么官军的俸粮和募兵的月粮都需要饶平县来负担。罗胤凯希望将大城所军迁往柘林，就是想让卫所军切实发挥其军事职能，依明代中期军制改革的趋势而言，极可能所军会改为“军兵”，这样地方州县的军费开支可以减少，饶平县的军饷负担就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
除此之外，如此奏议的背后有当地士绅的影响。徐梓明确提到“近时乡官陈珖、苏信奏欲迁所于海滨，诚是也”。
陈珖、苏信何许人也？陈珖，大城所西面大港栅磁窑村人，弘治甲子（弘治十七年，1504）解元，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他卷入了张璁、桂萼和夏言的党争，嘉靖十二年（1533）“归家安食”。苏信，“少有文名，登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擢留台御史，复除北道巡按闽省”。苏信的生卒年份不详，从零碎的材料中可知他是大埕乡人，进士题名碑记录其户籍为灶籍。苏信正德五年（1510）中举，正德十二年登舒芬榜进士，嘉靖十一年（1532）时曾任经筵侍讲、陕西道监察御史，后任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其间还为当地官员刊刻的朱熹《晦庵集》作序。尔后，致仕归家，乡居多年，着意地方事务。
苏信致仕的确切时间不明，但嘉靖十四年他肯定已经回到家中，因为在这一年发生的一次寇乱中，他成了主角。《东里志·境事志》中载：
（嘉靖）十四年海寇郭老寇大城所，掳乡官御史苏信浮海以去，年余索金帛甚多。
苏信在被掳期间曾作诗《被倭掳将终作》：
三月暮春景和时，胡虏长叹任播离。鱼雁有缘频附信，金银无意出孙儿。一生艰苦勤劳事，万古埋冤天地知。东北小岩溪夹口，英雄无计念慈悲。
那种心惊肉跳、几欲将死的心情表露无遗。曾为经筵官的致仕御史在千户所中被掳走、遭勒索钱财，这一事件在当时应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掳人事件发生在三月，四月汛期到了，除备倭官军出海巡捕外，再加募海夫三百名，同时要求汛期结束后军兵须在柘林等紧要之地戍守。但是，兵力的加强并没能解救苏信，最后事件的平息颇富戏剧性。贼船“抵琼南，陡遇飓风，舟将覆。信拜祷，风息，贼惊，以为神，乃释归”。惊魂未定的苏信终于平安回到家乡，自此之后，我们可经常在地方事务上窥见他的身影。
大城所内城隍庙前有一块嘉靖十八年（1539）苏信所立的匾额，可推知他应当参与了这次所城的重修事务。另外，苏信还奏免大城所班军戍守广西梧州（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专以镇守所城。同时，他还在大城所的北门外买了一座荒山，“盖之以归支贫而无告者，人谓之泽及枯骨云”。最后，就是要求把大城所迁至东界海口柘林。但是，他所要求迁走的其实是军士，所城城池还是留在原位，只是改变主人而已。何以言之？
《东里志·疆域志·坊市》中载：
宪台坊，在大城南门内。御史苏公信立于家堂前。
苏信是大埕人，大埕即大城所外东面的一个大村落，东界盐场四栅之一。为什么他可以居住在所城里？
翻检史料，可发现苏信并非特例。周用是明代东界半岛第一位进士，也是大埕人，灶籍，其墓志铭即苏信所撰。嘉靖五年（1526）三月十三日，周用避寇所城，其间有朋友来访，他在所城中接待他们并作诗唱和。由此或可推知，周用虽是大埕乡人，但他在大城所中应有较固定的住所，以让他在避寇之时仍有闲暇待客酬唱。另外，时至今日，在所城中有一处大屋，乡人称为“陈衙”，耆老们说那是明代大官陈布政即《东里志》作者陈天资的府第。陈天资是大城所东面上里乡人，同属大埕栅灶籍，官至湖广左布政使。周用、苏信、陈天资正好是东界半岛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三位进士。他们与所城的联系暗示着明代中期地方灶籍士大夫的兴起与卫所所城在地方上角色的转换。
大城所在创设之初，城池规制完整，内有官署营房供官军及其家人居住其中。有贼寇来犯时，周围村落的居民或可避居其中。然而，城墙内外还是军民分隔。但是，如第一章所述，明代卫所制度在创设之初并没有管理卫所军户的明确政策，正统之后，明王朝对卫所人户实行“在卫生根”政策，允许多余人丁留居卫所，以保证军伍供应。如此，这些卫所人丁除了少部分人需要在卫当差、听继军役之外，大部分人需要另谋生业。这些人可以在卫所附近购置田产，可以从事各种生业，可以参加科举，只是需报上军籍。同时，卫所与周围村落人群的流动是双向的。随着时间推移，真正居住在卫所所城内的人员身份变得复杂起来。
《抗倭图》卷（局部）
《东里志·疆域志·祠庙》中记道：
观音堂，在大城内西南隅。嘉靖四十五年，生员林芳奋、陈守化、周文翰等呈为会馆，蒙宗师罗批：前任君子举有成规，兴废补弊，望贤有司加之意耳。据呈庞千区等惑众建祠，得罪名教大矣，仰县查勘，如再违碍，本官并参夺。知府杨批：据呈淫祠理应拆毁，但地原为陈乡官所买，林芳奋等呈为欲造书馆，未审彼肯与否。仰县查勘，如无违碍，许造书堂。毋违。蒙管知县札陆巡检勘丈四十余丈无碍。缴。依准。讫。今生员即门前建立小斋五间，肄业其中。
生员林芳奋、陈守化和周文翰都是周边村落的灶户，而非卫所军户。但是，他们可以呈请在所城内修造书馆，供生员们读书聚会。文中还提到观音堂这块地方“原为陈乡官所买”，据上下文及《东里志》相关记载，这位“陈乡官”很可能就是与苏信一并议迁所城的陈珖。这提示我们，明代中期，入居所城的人可以是周围村落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他们可以在所城内买地、建屋、聚会。城里城外的界限被打破，所城作为王朝军事堡垒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它与周围村落间的人员流动乃至聚落融合可见一斑。而像陈珖、苏信这样的人居住在所城内，他们的力量甚至会影响所城的发展方向。
明代中后期是东界半岛士大夫力量迅速发展的时期。成化十四年（1478）饶平置县后，有明一代，共有举人108人，进士14人，东界半岛有举人37人，占全县34％强，进士7人，占全县的一半，其中又以上里、大埕，也就是半岛的东部地区最盛，共有20名举人，5名进士，还有大批生员。苏信、陈珖、周用、张存诚、陈天资、黄锦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进士题名录和现存族谱来看，他们的户籍均为“灶籍”。这些灶户士绅彼此间均有师生、同年或姻亲关系，同时他们也多与其他地区的文人，例如潮州第一位状元林大钦、理学名家薛侃等相交甚好，与地方军政官员也关系紧密。这个时间段饶平知县也与他们频频进行诗文唱和，对其示好。东界半岛至今仍流传一句话，“欲知朝内事，需问东里人”，正可见“东里人”特殊的地位。
成化后兴起的这批文人士大夫，大多有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出仕外地，然后更多时间是乡居本地。这使他们有机会以自己理想的方式改造乡里，深度参与地方事务。他们修建祠堂、聚宗会族，结社聚会、开馆授徒，践行教化理念。例如大埕士绅陈理和吴良栋主持的乡约：
东里旧有乡约，通一方之人。凡年高者，皆赴大埕三山国王庙演行，以致仕陈大尹和斋、吴教授梅窝为约正，府若县皆雅重焉。
这批新兴灶户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日益掌握了主导权。到了苏信的时代，伴随着海上盗寇侵犯的加剧以及大城所城日渐民居化，苏信要求迁置大城所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了。
经济形态、社会组织转变与大城所角色的转换
明初，东界半岛的盐场管理按四栅组织起来，其产盐区的分布基本与四栅的地理位置吻合。东部为大埕栅，东南部为高埕栅，南部是柘林栅，西部是大港栅。但是，百年之间，沧海桑田。《东里志》中记录了明初到明代中叶东界半岛地理环境的变化。兹以大城所东门外两条港道为例：
东门港，在大城东门外，有水二条，俱发源于尖峰山下。由高埕而南，至神前合流，经赤山下，由下湾前入海。往来潮长，此小港可扁舟通往来。近潮水渐塞，小舟时有至者，大舟不能行矣。
湾港，在下湾东南，港口有山，曰虎屿、狮屿，二兽屹然雄据海口。海水由此而入，经红螺山、江浦镇通于东门港。昔时水深可容千斛之舟，江浦屯兵以镇其地。今水浅镇废，江浦村为沙场矣。沧海桑田，令人有感。
文中提到的东门港和湾港，属于半岛东部到东南部的同一条港道。淡水从大城所东北面的尖峰山蜿蜒而下，流经大城所东门外，再继续向南偏东，从下湾湾港口入大埕湾。大埕湾位于柘林湾的东面，与周边有众多岛屿拱卫的柘林湾不同，大埕湾外无有阻挡，直通福建诏安湾，水深浪高。明初曾在港口屯驻兵力，但到了明代中期，就可见海岸线外移、河道湮塞严重，原先的驻兵之地已变为沙场。环境变化如此之快，除了自然地理因素外，可能跟地方人口增长也有关系。例如大城所东门外，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衍生出一个新村落，称为“所东门”，“附于大城之外”。可以说，明代应该是东界半岛尤其是东部地方迅速屯垦的时期，其动力跟大城所的存在不无关系。
沧海桑田变化中，地方盐区发生转移。明代以来，伴随着半岛东部的淤垦和制盐法的改变，东界的产盐区呈现逐渐向西转移的趋势，越发靠近黄冈河方向。到了嘉靖年间，东部大埕栅原先“计漏千余，迩来海浪排沙，壅塞沟港，淡潦潴蓄，埕漏淹没已尽”。东南部高埕栅已经未见记录，南部柘林栅“水决潮深，间或沉没不可复砌”。而西部的大港、新村、下寮等栅，“水浅汐平，埕围岁增，举望极目”。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大埕栅最终与柘林栅合并，而大港等栅的盐区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围海造田时期。
总之，至明代中期，东界半岛的盐区已经全部采用晒盐法，埕成为生产的基本单位；东部、东南部盐场湮没，西部日增，但盐课仍照旧计丁办课，按栅追征，即以四栅为单位分派盐课。这引起了大埕栅和柘林栅的极大不满，多次要求改革盐课征纳制度。嘉靖中期，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大埕栅人张存诚奏请盐课“就埕征纳”。张氏奏请时间当在嘉靖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所谓“就埕征纳”，就是要求突破四栅的限制，直接按晒盐的单位——盐埕征税，“奈多丁者不愿结，少丁者欲结不能，停搁不行”。“又前盐法道亲临，案行惠潮各属盐场，各行计追征，不果而去。”
如果按埕来征税，那么日益萎缩的东部盐区课税定然减轻，而扩张中的西部大港等盐区课税必然加重。这样的建议定遭到西部盐区，尤其是多数盐埕拥有者的反对，最终也没有得到实施。
产盐区转移、土地淤垦，使半岛东部对田地、水利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东界半岛土地贫瘠，少良田，水源缺乏，田地灌溉主要依靠发源于东北面两座大山——尖峰山和大幕山上的溪流，粮田主要集中在两座山下的高埕、大埕和上里等村。这几大村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发生过较大冲突。在此过程当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士绅阶层在其中起到组织、调和作用，其地位也相应提高。如位于上里和大埕之交的陈百陂是明代东界半岛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灌田数千亩”，《东里志》中言：
往时二村（按：即上里和大埕）民争水利，至于斗殴死伤。弘治中，知县张浚亲至陂所勘处，以息其争。正德初，乡约陈和斋复会二乡耆老，为之分班轮流，申张公之约。人始贴然。
陈和斋，即主持大埕乡约的陈理。此外，当地水田稻种也有所改良。《东里志》中记录有一种叫“快种赤”的水稻品种是万历中后期由大埕人李日新引进东界半岛的：
“快种赤”一种，乃李日新公宦来阳县时带归，后人每每思其德云。盖是种宜于洼田，吾里之田多洼，故至今其种不断。
按，“李日新，大埕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字举仁，号怀玉。习书。官湖广来阳县知县”。因为《东里志》成书之后并没有刊刻，所以世之所传皆为手抄本，而在传抄过程中，后人也对之进行了增补。这则增补的材料具体写作时间不明，但由此可见稻种改良在东界半岛的重要性。
因此，笔者认为，到了明代中期，东界半岛东西部的经济形态出现分化，地方社会的组织形态也相应发生转变，在各类地方事务运行过程中，我们见到的大多是灶籍士大夫的身影。灶户家族在此时快速发展。兹以大埕乡周用家族为例。
周用，字舜中，号顾影道人，后号瞻峰，生于成化元年（1465），即其兄周猷中举之年。弘治十八年（1505）登顾鼎臣榜进士，与同年王守仁、魏校等一同在兵部武选司待职，而后被任命为江西江昌知县，正德四年至七年（1509-1512）归家守制。其间，周用修建祠堂，与其兄周猷、其弟周舜卿一同将始祖周梅岗墓迁至东界半岛东南海面的虎屿上，正对湾港出水口，当地人至今称为风水宝地。周氏家族产业极大，即使是嘉靖四十年遭受重大的兵祸冲击，仍“家资数千金者十有余人”。周氏家族所在之大埕盐区已然萎缩，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掌握地方上重要的经济命脉，当然可能包括半岛西部扩张中的盐区，以及参与繁盛的商业活动。或许，正是科举与财富的交相作用令周氏家族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乃至经历了清初迁界等重大打击之后，周氏家族已然衰微，但其在地方上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就在半岛东西部经济形态发生转变，灶户士绅力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大城所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大城所除了作为东界半岛士绅们重要的活动据点外，《东里志》中还提示了大城所另外的角色：
大城所仓前市，行者挑贩鱼鲜瓜果，居者聚收布匹麻铁杂货等物。东里家用食物皆贸易于此。
大港，接横山之海水，入自南前，经大港、西寨至磁窑、下寨，而接东山涧水，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或肩挑至大埕、上里、岭后、神前、上下湾诸村。
大城所仓在所城西门内，明中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兴盛的集市。大港是大城所货物运输的重要水道，位于大城所西面，港道可直通南饪海口。这里商船聚集，各种“家用食物”在此汇聚，满足资源缺乏的东界半岛居民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东里志》中对此处商品的描绘多以民生日用为主，笔调甚是平和，但不可忽视这里就是漳潮海上贸易核心区域的一部分。大城所成为整个东界半岛日常贸易和货物转运中心，其实也是繁盛的海上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综上可见，到了明代中期，潮州大城所内军民混杂，且有不少周边村落的灶户士绅移居所城，以之为重要的活动据点。嘉靖年间是东南沿海所谓“倭寇”“海盗”之乱的高峰期，沿海乡村普遍筑堡建寨以自保。在这种乡村军事化的趋势中，原来属于王朝军事堡垒的大城所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卫所军队所有，它的命运更多地受到周边灶户士绅们的影响。苏信等人议迁大城所事件，实际上就是当地迅速发展的灶户士绅们要求迁走朝廷军士，而保留卫所城池作为地方自身军事防御堡垒的一次动作。虽然这样的努力最终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但是嘉靖中期以后，东界半岛的地方军备确实加强了，大城所在朝廷的军事设计中成了后勤基地。而伴随人群流动和半岛人群身份的重新定位，大城所这个明初朝廷的军事堡垒成为“东里人”的所城。
（本文摘自杨培娜著《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