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曾伯纪功铭
（一）浪子宰相之后
史弥远去世后不久，宋蒙就联合灭金。紧接着理宗于端平元年（1234）发兵收复河南三京，结果开启宋蒙战争并遭惨败，史称“端平入洛”。此后至崖山海战，宋蒙（元）战争经历了五十余年，其中临安投降之前又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端平二年至淳祐八年（1235-1248），蒙军在四川、荆湖、两淮分三路攻宋，川荆大地惨遭屠掠，但孟珙、余玠、杜杲等将领率宋军顽强击退了蒙军的进攻。第二阶段是宝祐五年（1257）至景定元年（1260）的蒙哥侵宋，结果蒙哥卒于重庆钓鱼城下，而贾似道与忽必烈在鄂州交战，忽必烈因争夺汗位而撤军，贾似道因所谓的“鄂州大捷”而掌控南宋朝政。第三阶段则是咸淳十年（1274）至德佑二年（1276）的襄阳保卫战，蒙军攻破襄阳后，便势如破竹地直下临安。襄阳之战是蒙元灭宋的关键，金庸两部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即以此为核心叙事脉络。而襄阳的沦陷又与贾似道的战略部署及权谋手段密切相关，这就涉及李曾伯经营襄樊的战略惨遭贾似道否定的问题。
李曾伯（1198-1268）的家世比较特别，徽宗朝著名的浪子宰相李邦彦是李曾伯的曾祖父。李邦彦的父亲是李浦则是一名银匠，李邦彦科举及第，因为出身市井，是那种多才多艺、十分俊美而较少道德束缚的人，《宋史》记载：
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
李邦彦在钦宗朝力主割地议和，高宗朝被贬浔州（今广西桂平县东北），后来在广西去世。有关李曾伯父亲李景翱的文献十分稀少，但成化《杭州府志》记载“四川总领李景翱墓，在临安县灵凤乡架子山。景翱，丞相邦彦之孙，两淮制置曾伯之父”，不但交待李景翱出任过四川总领，葬于临安县，李曾伯的家世也以这段记载最为清晰明确。嘉定十七年（1224）李景翱出任四川总领，治所在利州（今四川广元），李曾伯随父出任四川总领所主管书写机宜文字，等于是父亲的机要秘书。
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县）人，但《宋史》记载李曾伯“后居嘉兴”，应该是宋室南渡时李曾伯祖父的选择。李曾伯参加科举三次名落孙山，转而以门荫入仕，直至宝祐二年（1254）在四川宣抚使任上因边功卓著被诏赐同进士出身。李曾伯初授官职不详，嘉定十七年至绍定元年（1224-1228）随父在四川总领所，父亲离职后，李曾伯仍在蜀地，入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幕府。绍定三年（1230）李曾伯知襄阳县，不入又成为京西转运使判官史嵩之及京湖制置使陈晐的幕府。端平元年（1234）“端平入洛”揭开宋蒙战争序幕时，李曾伯可能在丁父忧，并有可能于同年秋出任淮西安抚司机宜文字及通判濠州。端平三年（1236）李曾伯又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司幕僚，再次成为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史嵩之的下属。
嘉熙元年（1237）李曾伯出知岳州，年底入沿江制置使别之杰幕府，第二年以督视行府参议官再入史嵩之幕府。接着李曾伯丁母忧，然后于嘉熙三年（1239）夺情起复，以都督行府参议官四入史嵩之幕府。此后史嵩之就出任右丞相，而李曾伯改淮西总领，负责江上诸军的财赋、军粮供给。淳祐二年（1242）李曾伯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开始了此后二十余年的边帅生涯。淳祐四年（1244）李曾伯改荆湖制置使，同年史嵩之因丁父忧离职，李曾伯即于淳祐六年（1246）遭劾落职。淳祐九年（1249）起为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淳祐十年（1250）郑清之将不久于人世，理宗一度考虑重新起用史嵩之，李曾伯改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
从仕履不难发现，李曾伯的宦海沉浮与史嵩之密切相关。
李曾伯纪功铭铭文
（二）襄樊两城一日复旧
端平二年（1235）蒙军侵宋时，宋蒙两军交战于江北樊城。端平三年（1236），由于京湖制置使赵范举措失当，襄阳城竟惨遭叛军焚劫而沦陷。自绍兴四年（1134）岳飞收复襄阳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恢复，襄阳城已是“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结果在叛军手中“一旦灰烬，祸至惨也”。此后孟珙所率宋军虽然收复了襄阳，但并未重建襄阳的城池与防务，南宋一度将防线由淮河退缩到长江一线。在李曾伯接任之前，上一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是贾似道，当时李曾伯就向贾似道提出过襄阳的重要性，“襄阳自昔天下雄，形势今处常蛇中”。但贾似道安于襄阳被焚掠后的现状，认为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退而以鄂州（今武昌）作为京湖战区的防守重心。这样一来，李曾伯与贾似道之间就形成了“防淮”与“防江”两种策略的冲突。贾似道的策略意味着放弃淮甸经营，将本属南宋疆域的淮甸地区作为宋蒙战争的隔离带与无人区，而以长江作为第一道防线。而李曾伯考虑将防线推进到汉水上游的襄樊，连接京湖与蜀中两大战区，保持由襄樊北进中原的可能性。
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改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李曾伯抵达江陵后，决心重新构建襄阳的防务。七月，李曾伯派六百士后从江陵出发，越七日抵达襄阳，占据襄、樊两城。之后李曾伯上书朝廷，请求趁蒙古“嗣位未定，骨肉交争”和汉水泛涨的时机修浚襄、樊两城池。淳祐十一年（1251）四月朝廷终于同意修浚襄樊两城池。李曾伯在筹得官兵2万1千人、官银1000万贯、粮米23万石、兵船四百艘后，分批进入襄阳，开始抢修襄樊两座城池。他安排高达经理襄阳城壁和总统诸项军马；晋德协助经理襄阳城壁并专委防卫；王登通判襄阳府并兼襄阳制置分司等等，并多次命将率领偏师北上袭扰蒙军，先发制人防备蒙古破坏筑城计划。经过两三个月的抢修，襄、樊两城重新构筑，“襄阳一城周围余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实现了“尽护上游，重恢故境”的目的。
在南宋三大防区中，处在常山蛇阵中间的荆襄还要支持吴蜀，因而各个城池兵力部署有限。淳祐十一年（1251）底，李曾伯考察京湖全部兵力只有9万6千余人，却需要防守上自秭归下至寿昌的二千里江面以及从公安到陕州十几处的滩碛之地，此外还要随时支持吴蜀。李曾伯认为固守襄阳，需要移驻1万士兵，由襄阳官府建造营房和分给良田。至宝祐二年（1254），襄阳移驻了6276户。李曾伯在襄阳驻守重兵，不可能不引起蒙军的注意。宝祐元年（1253）正月蒙军过汉水攻略襄阳，李曾伯派遣都统高达率领三千之师，勠力同心，破三万敌骑，获得四百马匹。这次襄阳获捷就是李曾伯经理襄阳的结果，被宋理宗称赞：
李曾伯受任边阃，抗志远图，俾襄樊两城一日复旧，计虑密而用力多矣。且按兵殴敌，观听无哗，缮城峙粮，规略素定，必耕屯之并举，与守备以俱全。
但是这样的丰功伟绩，只是引起了贾似道的嫉恨。
襄阳城墙
（三）持阿授柄之忧
淳祐十一年（1251）之后一段短暂时期内，宋蒙战争的蜀中、京湖和两淮三大战场上，李曾伯（时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制置四川边面）、贾似道（时任两淮制置大使）二人成为南宋两大军事集团的首领，所以《宋史》说“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李、贾两人能否相互配合关系到南宋国运之重，但事实上恢复襄樊之役的成功造成了贾似道与李曾伯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曾伯重视襄樊战略地位并加以措置经营，是对前任贾似道不重视襄樊战略位置的直接否定，同时也侵犯到贾似道集团的利益。李曾伯恢复襄樊后，将江陵一线力量集中为襄樊作防备，实际上降低了鄂州分司的分量。李曾伯还跨越战区建置，要求将原本调配给两淮战区的部队留戍襄樊专用，这就牵动了时任两淮制置大使的贾似道的地方利益。在经济上，李曾伯对朝中非议他恢复襄樊花费甚巨加以辩护，一再声明用度合理且远远不足。不仅如此，李曾伯对朝廷的奏议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言论：
似道恩结虽优，浸成外强中干之势。今则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忧。南岸列营，抚如骄子，有积薪厝火之虑。
“持阿授柄”“积薪厝火”都是窃权谋逆级别的指控，李曾伯这样讲等于是在政治上与贾似道宣战，两人的关系遂陷于水火不容的地步。现在的文献中没有留下贾似道如何攻击李曾伯的记载，但贾似道是权谋大师，《宋史·李曾伯传》就直接记载“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所以李曾伯因恢复襄樊防务而受到宋理宗嘉奖的同时，已经感受到不可承受的压力，屡有“独犯众难”之叹，时或流露微词：
往迹悠悠宁有极，短才咄咄叹无功。赋诗酾酒聊行乐，到底谁为一世雄。
并且不得不主动提出辞呈。宝祐元年（1253）三月至六月，刚刚击退蒙军进攻襄阳的李曾伯四上《乞休致奏》，宝祐二年（1254）三月至四月李曾伯又五上《乞休致奏》。朝廷不可能在宋蒙战争中罢免李曾伯这样的边帅，但是同年闰六月李曾伯被调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并被诏赐同进士出身。于是李曾伯离开荆襄防区进入重庆，而接任京湖战区军事主官的是贾似道的心腹吕文德。
襄阳城墙
（四）李曾伯襄樊铭
吕文德主持京湖战区军事后，恢复了贾似道主持京湖战区防务期间的榷场政策，这一政策在李曾伯经营襄樊时被严厉指斥并撤销。而在最终的决战中，榷场正是蒙元攻陷襄樊的直接突破口。因为允许设立榷场，蒙元军队才有机会在襄樊外围修筑土墙堡垒，形成围困襄樊的前沿阵地，而榷场诱敌计划的提出者刘整正是参与过襄樊之役的李曾伯旧部。所以导致南宋最终灭亡的襄阳沦陷，某种程度上是贾、李两大军事集团恶性竞争的结果。
刘整原是金朝邓州（今河南邓县）人，金末投奔南宋，成为襄樊早期守将孟珙的部下，李曾伯经营襄樊时十分赏识刘整。此后刘整随李曾伯调任四川，成为李曾伯最倚重的嫡系将领。李曾伯调任湖南时特地奏请朝廷独选刘整随行，竟没有得到允准，结果刘整留任四川而归吕文德指挥，此后不断遭到排挤清算。特别是贾似道以“打算法”迫害政敌时，刘整意识到自己难逃此劫，于景定二年（1261）六月以泸州等十五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因此在泸州老城“神臂城”遗址还有“刘整投元”石像。此后刘整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刘整遂献策以谋取襄樊作为亡宋的突破口。由于刘整的投诚，忽必烈尽得南宋防务虚实，南伐之谋遂决。
此外，贾似道对李曾伯经营襄樊的主将高达也恨之入骨，为了防止高达再立战功，竟在襄樊被围时阻止高达驰援。当时吕文德已经病逝，接任的襄樊主将吕文焕竟为防止高达驰援而谎报军情，“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结果襄樊沦陷后，高达旋即以江陵归降蒙元，这同样是贾似道长期打压李曾伯集团的结果。
至于李曾伯本人，蒙哥侵宋时他在广南制置大使兼静江府任上。开庆元年（1259）蒙军进犯静江府，李曾伯闭门自守，蒙军遂渡江围鄂州，结果造成了贾似道虚假的“鄂州大捷”。次年李曾伯以“闭城自守”落职解官，不久重病。景定五年（1264）李曾伯起为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兼沿海制置使，次年因病解任，回故乡嘉兴居住。咸淳四年（1268）李曾伯卒于家中，朝廷赠少保、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刘整刚刚带领蒙元军队开始包围襄樊。
襄阳西南岘山脚下有刘备的卢“马跃檀溪遗址”。从此处往前走，在岘山绿道入口处，有一块“李曾伯纪功铭”摩崖石刻遗迹。旁边竖有对此摩崖的绿色简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襄樊铭》，在襄阳城西南1.5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石壁上，是为纪念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京湖制置使李曾伯抗击蒙古军队，取得光复襄、樊两城的胜利，于宝祐二年（1254年）镌刻。”刻铭所占崖面高5米，宽4.5米，四周有阴线装饰边框，框内上方正中横刻“襄樊铭”三个大字已漫漶不辨，正文为阴刻楷书竖行排列。此铭是湖北境内少见的大型摩崖，不仅是研究宋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书刻艺术之精品。“襄樊铭”内刻铭文79字：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大意是：大宋淳祐十一年（1251）四月二十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皇帝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兵收复襄、樊两城。1254年元月，在岘山刻石纪铭。这段铭文大意是：壮观啊，岘山，你是南北相连的中脊。襄阳那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池，和高山一样高，和深谷一样深。有圣主制下，我们在奋战后收复此地，千年万载啊，这里将永远是我国的屏障。
其实李曾伯在岘山留下《襄樊铭》时，正值他因对贾拟道提出挑战而遭遇空前压力，不得不前后八上《乞休致奏》。所以联系南宋襄阳保卫战的结局，再读“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数语，就会体会出一种特别悲壮乃至不祥的意味。
泸州神臂城玄武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