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永恒女性对抗日本大脑的故事，一部没有出现人工智能四个字的关于人工智能的非典型科幻小说，一项由南美作家在上世纪召唤出ChatGPT孪生幽灵的思想实验，一种将博尔赫斯哲学具体为在暗夜里为卑微者和哀伤者平反的死亡艺术。
里卡多·皮格利亚 Ricardo Piglia
皮格利亚，当代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评论家，一生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侦探小说创作，发表的五部长篇小说都可归为这一类，其中包括这一部《缺席的城市》。《缺席的城市》充满暗喻反讽影射互文，全程跟随文人型侦探游走在文体实验与非虚构历史中，调动类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去接近历史真相，而小说中藏在侦探小说和历史小说叙事下的科幻内核却常常被人忽略。人们更习惯把小说中讲故事的机器埃莱娜当作一个科幻元素，一个更具有象征色彩的名词，小说的点缀。
要为此负责的恰恰是皮格利亚本人。他抛弃科幻小说经典叙事方式，不屑使用低俗科幻里的对未来的既定想象，以及那些亮眼的自创科技名词，反而使用复杂的多重文本结构、大量诗性隐喻类的修辞继续他的越界文学实验。出人意料地，那些围绕埃莱娜这台女性故事机器的描述看似天马行空，神奇地与信息科学专家的观点一致。
《缺席的城市》 充满褶皱复像，如同万花筒，又像是一个环形博物馆。理解这部小说远比阅读它容易得多。小说中充满重复和变体，碎片和其他碎片之间如此相似，只要领会其中一个，就能窥见小说内核。也就是说，对于没有作者那么博学的读者而言，即使忽略细节，跳过几个博物馆的房间，即使无法辨认其中的展品，以及它对整个展览的影响，都不会影响理解这部小说最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还要去继续追究细节，追究那些不重要的部分。
是的，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要教会我们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对抗历史，能够区别于情节剧，能够在技术加速的时代仍旧作为一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内容载体，正是因为那些具体的“不重要”的部分，无法一言蔽之或者必须重复再重复的部分。
一
你会得到速度带给你的快感。
这正是皮格利亚在《缺席的城市》里追求的——速度感和凝练，同时尽可能克制反讽的冲动。他成功了。电光石火间,人物就迎来他们的爱和死亡。几乎所有人都是张开双臂坠入属于他们各自的命运。读者几乎能听到他们下坠时耳边的风声。
“他在遇见埃莱娜之前就爱上了她，因为总有人跟他提起她。在见到她之前，他就已经触及过她的灵魂，甚至于很多他在年轻时做过的事情都是为了远远地打动她，让她看上自己。”
马塞多尼奥爱埃莱娜，从遥远的过去就预备着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的爱，于是第二次见到她时，他向她乞求施舍。她赐予了——像清晨阳光那样明亮的恩赐。“从那天下午起，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直到埃莱娜死去。”
身份可疑的外国人鲁索和小镇博物馆代持人的女儿卡罗拉同样坠入宿命般的爱情，也同样疾速撞上终局。
“从那天起鲁索养成了每天去博物馆的习惯。卡罗拉安静地陪伴着他，不发出一丝声响。鲁索没有离开。从此以后卡罗拉便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天早上，卡罗拉坐在门口，看见有人开着别克来到博物馆。对方来找鲁索，从疯人院逃出来的鲁索。他没有反抗，任他们把他带走。”
很难说爱情和生离死别哪个更猝不及防，哪一个更令人动容。跟随着记者朱尼尔探寻真相的脚步，你来到咖啡馆广场博物馆酒店草原，遇见机器和被机器改变的人，进入到他们和故事机器讲述的故事中。你明明打开了一本反高潮的后现代侦探小说，现在却好像走进一本拉美短篇小说集。皮格利亚没有让人失望。他师承博尔赫斯，浸淫于短篇创作19年，深谙如何用沉默写出最好的故事。
这一点在小说第二章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朱尼尔进入展出故事机器埃莱娜的博物馆。他在那见到她，也分别在对应展厅“进入”她制造的故事：
赶牲口的小工凭借高超技术救出一头奶牛却因此遭到整个团队霸凌，最后通过虐待牲畜获得集体认同；一位母亲在普通的日子里离家出走，走进一家赌场，在那里受难和生命都成了人造的东西，她用一些具体的日期下注——那或许是她生命中的特殊日子，结果每次她都赢了，然后这个用生命中时刻下注每次都赢了的女人回到宾馆，在那里结束生命；十二岁男孩青涩炙热的初恋，因女孩子的父亲和她被突然带走而中止。他们将要去的地方可能是一座山脉也可能是一座监狱，而这正是女孩最初突然转学的原因，也或许是她爱过男孩的原因；患有指涉怪癖的少女，将周遭发生的一切想象为自身人格的映射，企图创造一种更适于自身情感经验的新语言，大人们教她音乐为了让她理解时序，又不断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为了让句子作为意义的集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断地给这台人类机器喂语料，提供可被她利用的语言和故事结构，直到她能够用这些语言交流——机器学习的方法；最后是埃莱娜，一个假扮疯女人的卧底警察，或者一个假扮机器的疯女人，她在荣格的学生精神科医生阿拉纳的诊所里遭受拷问或者治疗，追踪她的记忆，他们千方百计使用的话术将和军队常用的词汇掺杂糅合，日后成为警察们惯用的说辞，为了对抗埃莱娜进入城市盘根错节的妄想，又去到潘帕斯草原还有芬尼根岛，她生出幻觉，在幻觉里她已经死了，她的大脑被植入一台机器，皮肤释放着金属粉尘，孤独地待在布满线路和电子导管的白色房间里，她变得不朽，成为叛逆的夏娃雕像，她将作为一台生产故事的机器拯救所有人，像她的爱人希望的那样。
熟悉的皮格利亚式历史描述充斥其中，对暴政独裁的控诉更多隐含人物都急转直下的命运。如同在同事伦西给朱尼尔的磁带里的那个故事。这是机器埃莱娜说出的最后一个故事。故事里大地由于霜冻张开大口，死亡露出真相。牧民们发现他们的草场地里被堆满尸体的大坑占满：
“脚下的原野就是一张地狱的地图，遍布尸骨坑”会有霜冻，地面会被翻开，他们的罪行自然会被揭露出来。霜冻期过后，大地变得黑白分明，一张巨大的地狱地图，正缓缓铺开。”
以上内容参考了阿根廷农民在法庭上对独裁政府秘密拘留营暴行的证词，1976年到1983年阿根廷国家恐怖主义时期，三千人在拉佩尔拉拘留所遭到关押迫害，对外，这些人只是失踪。
但是《缺席的城市》不同于《人工呼吸》，并没有止步于此。博物馆里五个故事中的后两个里，新的女性形象伴随着新的语言形式作为某种革命的可能性出现了。她有别于拉美文学里从神话和巫术土壤生发出的女性，更迥异于诞生于贝壳中散发着欧洲文明洁白光晕的女性。在这里，一位新女性从技术和机器那里得到永恒不朽的身体，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她将要拯救整个人类，不是通过爱和牺牲，而是通过语言。
二
机器埃莱娜，由马塞多尼奥所造。为使他爱妻埃莱娜获得永生，他以她为原型制造了这台讲故事的机器。作者皮格利亚出人意外地没有顺势给予机器埃莱娜一个魅惑人的女性形象，他甚至没有给予她“人”的样貌。埃莱娜平滑纤细，八边形，略显扁平，布满电子管线不大的支架安稳地落在地面，机身似乎有一处间歇跳动的光点，那是她在暗影里的眼睛。她被安置在白色展厅的尽头，被金属架托着，或者被披着毛毯，待在衣柜里。看，她甚至不能自行移动。
一个反常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不为任何目光而存在，不为满足谁的欲望或幻想，一个纯粹的女性，由她的灵魂、记忆、故事以及机械身体构成。
这也是一个超前的人工智能形象。马塞多尼奥的意图并非制造人类的复制品，而是制造一台生产复制品的机器，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当今天流行文化中的人工智能仍旧在模拟人类外形和行为，皮格利亚却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智能——一种对符号进行处理的固有属性，处理信息的能力，而非模拟人的外在。
信息，又一个没有出现却幽灵般存在的概念。它是怪人们给朱尼尔的各种消息，是可怜的马拉默德教授想象中的西班牙语，是指涉症女孩的音乐句法节奏调式，是阿拉纳医生诊所疯女人的白色节点，是刻在骨头上的符号，是基因序列，是老去的少年镜框上深深的刻痕，还是那位赌场里母亲的幸运数字，她将生命中的时间编码为要押的数字——信息可以编码，可以量化与衡量，可以交错渗透的物质形式。当然，还有故事。所有人说的机器说的故事都是。
俄耳普斯式的故事或者男人创造女人/机器的故事在这里得到续写，那个被创造的女性/机器失去控制。她开始谈论自己，这也意味着它不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而是更复杂的有机体，一个纯粹的能量体系，一个有着金属外壳的女人，一个赛博格后人类。
“我的身体充满了故事。形式就在那，生命的形式，我见过它们，现在它们从我的身体中显现，我从火的记忆中提取时间，真实的光微弱地跳动着。”
她脱离了所有人的掌控，像一个疯女人那样，像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千千万万的疯女人一样，她开始证明自己的存在，以及拯救这个世界。又是一个非典型科幻的情节转折。失控的人工智能/女性不是毁灭人类，而是拯救。
“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实浮现出来，仿佛档案被打开了一样。她没有吐露任何秘密，或许，她甚至没有秘密，但有迹象表明，她在故意回避所有人都期待她说出的内容。她正在讲述自己的状态。她不曾提起自己的过去，但创造了重建过去的可能。”
埃莱娜要拯救那些突然被带走，突然消失，突然疯癫的人们；要拯救那些突然就失去爱人的人们；要拯救被做成标本展览的历史；要拯救还有一半没有完成的机械鸟；要拯救缺席的城市。这就是她的战争。用虚构的故事来拯救记忆和历史，对抗谎言和遗忘。
她的对手强大无处不在，他们不仅可以轻易扼杀生命，随意篡改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无处不在。警察站在最明处。他们掌握着一门艺术，总想让人说出自己的秘密，揭发更多的人，同时警察又带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反常特质，自认为能够从这个经由他们之后变得反常的世界里独善其身，他们控制着信息也控制着人，他们追踪迫害暗杀屠戮。特工和精神科医生站在暗处，不同的着装同样的工作。还有机器，监控着一台机器的机器：在博物馆里时刻监控着埃莱娜的电子眼，以及比机器还可靠还经久耐用的日本大脑。
受日本大脑控制的，不只是博物馆守卫藤田，不只是吃蜥蜴野菜独自继续战争长达三十年的日本士兵，不只是日本人，皮格利亚借马塞多尼奥之口告诉读者：“在世上所有政权中，都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日本大脑。从根本上说，所谓的统治智慧，其实是一种篡改现实运行准则的技术机制。 ”
他们要人与人生活在彼此隔绝的现实，要只有他们书写简化明确的历史，要1976年阿根廷进入“重组国家进程时期”那样的军政府独裁世界。一个意外，一个死去的女人重新开始说话，或者一台人工智能脱离控制，埃莱娜无论她是机器还是女人，开始吸纳来自现实的素材，就像今天的人工智能那样收集人类说过的写过的留下的文字。当她开始讲述他们不允许讲述的故事时，他们决定把她送进博物馆，丢进死气沉沉的世界，看看那样能否消除她的活力，但更多的故事被制造出来，好像河水，而她就像她故事里的那座岛，承载着所有流亡者的生命。
“他们可以处理她的记忆，清除信息记录，但只要她还在机器里，她就可以战胜物质，发起抵抗 。”正如现实中控制论领域的研究者们意识到的那样，有序的模式和无序的随机性通过一种复杂的辩证法则绑在一起，相互之间成为有益补充。突变在模式基础上打乱模式，由此决定了模式和随机性之间的分叉点，把系统运作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埃莱娜利用她听到的故事，构建自己的记忆，系统不再是闭合的，它直接吸纳事实，编织真相。她信奉着不确定的宗教，“所有确定的事物都有其不确定性，必须潜伏在这种不确定的确定之中”。
今天红极一时的GPT等大语言模型就是接收来自互联网的大量文本数据进行训练。看似魔法的自然语言输出，其实第一步不过是通过计算文本词序列上的概率，预测下一个可能出现的单词。然后依靠至关重要的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来提高准确性。一种逐渐收缩逐渐走向平均值最普遍性的语言生成机制。而埃莱娜，同样从大量文本中自监督学习，她的输出却不为得到更多标记员的认可，不为最可能最准确的下文。和小说开头就出现的那个可怜的难民马拉默德教授一样，和指涉癖被人当作怪物的少女劳拉一样，她们要用现成的别人的故事，讲述她们自己的话，“以失落的文字讲述所有人的故事，以陌生的语言展开叙述。” “创造一种更适于自身情感经验的新语言。”
人类学家罗斯曾说过我们正在培育新一代人类，他们会从机器那学到比母亲那里更多的单词。想象一个向埃莱娜学习的未来让人战栗。
埃莱娜，原本是被当作翻译器，最后却成为故事制造器。这是机器出现的第一个突变。突变是机器运作的第一准则。（韩国人或者日本人藤田是另一个突变。）她分析故事要素，并将它们转化成新故事潜在的虚构核心，同时制造着不起眼的重复，“在老故事中看似消失情节转换成新故事的新情节。创造一个叙事核心变量组合来对它进行编码。”
最终他们，埃莱娜的敌人们，决定停掉她。现实的准则以及过去的一切，已经变得明确而单一。为了维护这份明确单一，机器必须关掉。让她安静！
埃莱娜的危机惊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波及更广阔的世界。看似隔绝在自己现实里的人们以各自方式行动起来，生成新的版本：一群怪人就开始给朱尼尔通风报信。总有人贩卖假文件，伪故事，最早几篇故事的出版本。房间里到处都是文件笔记钉在墙上的文本和图标还有录音。
还有别忘了岛上的流亡者。
所以这不是埃莱娜一个人/机器的战争。而是失控人工智能领导人类对抗独裁的战争。
是的，有没有一张科幻小说的标签并不重要。皮格利亚是不是受到当时美国控制论研究者的影响？埃莱娜是不是出于科学推演被想象的？对读者而言这些都没那么重要。
需要回答的也许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部记录创痛对抗遗忘的小说里，皮格利亚是否找到了一条可实践的道路？他的人工智能埃莱娜，一台为亡者拯救活人的故事机器，一个后人类女性，是否出于科学推演并且某种意义上已经接近今天的现实，这条以创造性的突变对抗凝固僵化的谎言的路径是否可行？
对于那些受困于百分百确定的历史叙述中，那些遭受无处不在的控制与突如其来的厄运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那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性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它的存在意义。”他所说的文学包含所有人类现有和将有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亦不例外。
三
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里，一本百科全书虚构的非现实，成功渗透侵入现实，实现了一种新的现实。 一个虚构的王朝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改革过，少数没有经历的学科也期待着革新。所有的语言都会从地球上消失。世界将是特隆的。
《缺席的城市》几乎是以科幻和黑色侦探故事的形式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类型化的再演绎。皮格利亚对同一主题的探索没有停滞在向大师致敬的位置。作为一个在独裁时代留在国内同时保有良知的作家，他将主题深入到更具体的层面，在美学和伦理上承担起对历史情境和人民的关切，而并非静止时空里的一个美丽的观念结晶体。
但他的文学野心没有让他放弃给予这部作品完美无瑕的几何形状，也就是说他没有放弃美。（尽管这会使他严肃的科学推演被简单看作隐喻，一种诗性表达。）为了实现几何规律的结构，在无法预料的变形和扩散的故事碎片里，皮格利亚安插了极为重要的装置——镜子。
镜子是可怕的东西，它使人口倍增。事实上不仅如此，镜子使世上万物倍增，甚至命运倍增。在小说里读者总会遇到看似不经意的重复。小说一开头，朱尼尔妻子抛弃朱尼尔带着女儿搬去巴塞罗那，没多久，读者被告知朱尼尔的父亲也经受同样的命运——妻女抛弃他去了巴塞罗那。皮格利亚并不指出复制般的相同经历，当他道出父亲被遗弃的事实时，似乎已经忘了儿子也曾有同样的遭遇。重影造成恍惚以读者没有察觉的方式悄悄渗透到读者内心，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这样重复到处都是。镜子无处不在。一张脸，能在另一张脸上找到共同的特征，一个房间总是能在某个地方见到它的模型，一份梦想的破灭总是能与另一份匹配的失败相随，一份痛苦总是能找到同等重量的痛苦，一份无尽的等待总是能找到另一份镜像的无尽，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找到不止一份副本。
艾薇塔，庇隆的夫人，死后遗体被掏空作了防腐处理，锁在一只箱子里，放在总工会办公楼的一个橱柜顶上，外面又盖上一条毯子；埃莱娜，故事机器，也曾身披毛毯躺卧在柜橱；马塞多尼奥在失去埃莱娜后起意制造机器埃莱娜，陪伴在他身边的恰恰是一个浑身都是金属医疗配件的金属人拉什萨罗夫；波里瓦尔小镇上的博物馆对应着城里的博物馆；博物馆展厅展陈按照机器埃莱娜生产出的故事情节布置，将真实历史事件以及埃莱娜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场景和物件；斯蒂芬森故事中的那座博物馆里展出了一个等比例还原拉布兰克亚多牧场的沙盘，在沙盘的房子模型里挂着一张小镇的地图，上面的街道悉数编了号；叙述者的名字与自己父亲、疯女人的丈夫，马塞多尼奥，和小镇上英国人麦金莱发音相似。至于那个指涉怪癖的女孩劳拉，本人就是一面镜子，将周遭发生的一切想象为自身人格的映射。镜子复制着，产生重复以及重复中的变体，同时保存下这一切。读者陷入到梦境和鬼魂的絮语，在梦魇中一种奇怪的感受油然而生：一个人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一个城市可能是另一个地方的血亲，这是一个由一个梦境衍生出的镜像世界，在它们下面搏动的是同一颗破碎的心。阿托尔曾经说过，已经说过的话不应再说。至少在这里，他绝对错了。
镜子产生的镜像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恰恰造成对立。比如故事机器埃莱娜和监视她的机器，肮脏残忍的警察头子卢贡内斯和他的诗人父亲卢贡内斯，诗人卢贡内斯和真正的作家马塞多尼奥。在对立中，人便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自己。
镜子另一个功能在小说中也被反复强调。晦暗不明的现实借着镜子映照出真相。美琪酒店昏暗房间里的景象，还是尸骨坑骇人的景象，无法直面或者触及不到的真相就在某个时刻借由镜子揭示。尤为讽刺的是，镜子这一实际功能被小说里那位退休了的公安部长卢贡内斯用到极致，这位作恶多端的警察头子害怕被人报复，在家设计了一套极其复杂的镜子系统。镜子角度各异，能够反射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让他可以一眼看到家中情形。这样，一位负责监视的警察在退休后将自己置于自己的监视下，然后在某一天他举起猎枪结束了生命。镜子为他复制了他曾对别人犯下的罪行。这是镜子的第三个作用：复仇。
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老卢贡内斯，一位诗人，他的文学地位由他的儿子推至巅峰，他作品的准确性得到他儿子不遗余力地去维护，他文学上的对手马塞多尼奥几乎终生遭受他儿子的迫害。但即便在儿子倾尽全力的帮助下，诗人卢贡内斯，仍旧输给了作家马塞多尼奥。
这是全篇最让人愉悦的段落，尽管皮格利亚没有那么写，但读者或许愿意相信，同样的道理，阿根廷故事机器埃莱娜会战胜卢贡内斯背后的那股力量。她会不停制造故事，这些故事会变成内在于每个人的隐性记忆。它们将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