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以下简称《集王圣教序》），由唐太宗李世民亲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并敕答玄奘书、太子李治《述三藏圣记》并答玄奘书，以及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心经》组成，故又名《唐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附心经》。唐弘福寺僧怀仁费时多年，精心鸠集右军书迹，缀合成篇并刊刻上石，不仅是唐代佛教史迹的重要遗存，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名作。据有关研究者记述，现存西安碑林之石，碑身高二百三十五厘米，上宽九十八厘米，下宽一百一十四厘米。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除制文、集字者之外，并记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之超、李义府奉敕润色，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石等，又记刊立年代为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然其是否即为初刻原石，则自清代阮元（1764-1849）乃至当代有关研究者，皆曾质疑探讨。近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又从唐代前期政治史的独到角度，梳理前人诸说，考订相关史料，提出此碑集字初刊，当在唐麟德二年（665）至咸亨二年（671）之间，且刻于当时权臣贺兰敏之所书《金刚经》原石背面，而现存西安碑林之石，很可能系依原石拓片重刻者。个中详细，可参见其发表于2019年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的建立与迁移》一文。
清代学者叶昌炽在其碑版学名著《语石》中曾经评说：“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犹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不仅誉其为集字成碑的开创之举，更推其为集王诸碑的最佳之作。并指出：“唐太宗喜右军书，至以《禊帖》殉昭陵。上之所好，遂移风尚。怀仁《圣教序》出，举世奉为圭臬。”又引清初书法名家王澍《竹云题跋》中语曰：“怀仁《圣教》……匪直《兴福寺》《隆禅法师》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皆从此夺胎。”认为唐代李邕、张从申、苏灵芝等以行书写碑并形成风气，均与《集王圣教序》有关。及至宋代，学者黄伯思（1079-1118）在其《东观余论》中，有作于政和四年（1114）的《题集逸少书圣教序后》，则谓：
《书苑》云，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诿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剧迹，咸萃其中。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书苑》之说信然。然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非深于书者，不足以语此。
虽针对以《集王圣教序》为俗书之说，力作辩解，但也道出了当时讲究书技者如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而“士大夫玩此者少”的事实，既与史籍所载宋代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皆喜《兰亭序》的风尚颇相符合，也说明《集王圣教序》应该仍是当时职业书手等学写王字的临习范本。
《集王圣教序》再度为文人学士见重，似已至明代万历年间，如著名文人王世贞（1526-1590）在其题跋中即称：“《圣教序》虽沙门怀仁所集书，然从高宗内府借右军行笔摹出，备极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构，偏旁多假借，盖集书不得不尔。”之后又有孙鑛（1543-1613），更在其《书画跋跋》所收《圣教序》题跋中，谓：“此帖乃行世法书第一石刻也。右军真迹存世者少矣，即有之，亦在传疑；又寥寥数字，展玩不饱，惟赖此碑，尚存笔意，缘彼时所蓄右军名迹甚多，又摹手刻手皆一时绝技，视真迹真可谓毫发无遗恨。”不过，当时《集王圣教序》的善本宋拓之类，好像还不太难得，王世贞在其题跋中就曾记：“《圣教序》未裂本余往往得之，多为人取去，而留其颇佳者。”孙鑛则谓：“果宋拓精本，真乃无上至宝。今世间存者尚多，但能不惜价，亦不难购。”至孙承泽（1592-1676）《庚子销夏记》的“僧怀仁《圣教序》”条中，谓“怀仁《圣教序》乃集右军书，宋人极薄之，呼为院体。院中人习以书诰敕，士大夫不学之也……至近时乃大不然，视此帖不断本如瑰璧，收藏家学与不学，俱购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为甚。”则已是明末清初之事。
现今已知尚存的《集王圣教序》宋拓诸本，其数量与其他各种碑刻的传世宋拓相较，恐怕应居首位，而有关专家学者及业内行家，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细致的校勘和长期的积累，总结归纳出相对全面完善的考据要点；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件相当于南宋早期的金代整拓，在西安碑林偶然重现，更为判定碑石断裂年代，并在宋拓众本中进一步细分南北，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参考标准和比较精确的断代依据。所有这些，又均已连同相关各本，被一一详细著录，甚至还有系统排比考论之专文，皆可供检读。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存世《集王圣教序》宋拓诸本中的不少名品，包括国家博物馆的传世最早北宋拓王际华题跋本、国家图书馆的殷铁盫旧藏本、上海图书馆的张应召旧藏本、上海博物馆的旧称“周文清（卿）”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崇禹舲旧藏“墨皇”本、陕西省博物馆的郭尚先跋本、日本三井文库的刘铁云旧藏本，乃至不久前现身拍卖市场的莫文骅藏本等，也先后以珂罗版、石印、胶印及原色仿真影印等，公之于世，皆为更加全面深入的鉴赏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西泠印社出版社据以影印者，亦为私人藏家得自拍卖市场。依传统校碑字诀，此本虽第六行“纷糾”后“所以”之“以”字右笔起首处已经泐粗，然第十五行“故知圣慈所被”之“慈”字首二点处仅左上至右下有细裂斜纹，而右上角完好；十七行“转双轮于鹿苑”之“鹿”字中部不损，廿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尚未连石花；廿四行“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必”部，以及廿七行“依般若波罗蜜多”之“多”字上半“夕”部，皆无泐连，当属北宋拓本。册中钤有韩逢禧、项士端、杨宾、李馥、程廷镜、景剑泉等人的收藏或鉴赏印记，册尾又有方亨咸、杨宾、李馥、陈汝楫、先著、方世举及许世英诸家题跋。以钤印结合题跋内容，可知明清两代，该本曾历经韩逢禧、项士端、姜（实节）氏红鹅馆、李明古（鑑）、杨宾、李馥、陆钟辉、程廷镜等递藏，而题跋各家中，除近人许世英之外，多系清初名家文士，且不乏与金石碑版相关者，如方亨咸字吉偶，号邵邨，安徽桐城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御史。能文擅书，尤精小楷，兼擅山水花鸟。与其父拱乾、兄孝标等，皆有声文坛艺苑，堪称一门风雅。而杨宾（1650-1720）字师可，号耕夫，别号大瓢，浙江山阴人，更是活动于康熙年间的碑版鉴藏及书法名家。其《大瓢偶笔》卷四，有专门详说《集王圣教序》的相关文字，列举至其自序该书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为止，所见宋拓二种，以及包括其自藏在内的未断本八种，并谓：“吴门未断《圣教》五，南屏第一，余家次之，缪文子次之，缪武子又次之，李明古为下。”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底本，正是杨氏跋中所称“自浙西转入吴门，留姜氏红鹅馆岁余，为李子明古所得，未几归于予”者。杨氏此跋署年丁酉中秋，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已在其《大瓢偶笔》成书后十余年，不仅李明古藏本亦归杨氏，且由杨氏跋中“吴中宋拓本凡九，无有出此之右者”云云，似又能推知此时其已将昔日所称未断诸本，一并归入宋拓，可见其持论之变化，此与《大瓢偶笔》中所记“怀仁《圣教》碑断时代……余向以为断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见徐兴公跋引敬美语，始悟余说之非”，或又有关联，则杨氏此跋之价值，当非仅限于能明该本递藏环节而已。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杨大瓢题跋本之一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杨大瓢题跋本之二
又如李馥（1662-1749），字汝嘉，号鹿山，福建福清人，清初藏书家。初刊于乾隆五年（1740）的王应奎《柳南随笔》中曾记：“李中丞馥，号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举人，历官浙江巡抚。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繫，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讖者。”并谓“中丞所刻六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不仅早于乾隆十六年（1751）所刊《福州府志》中“人物”列传之李氏传略，且能补其未及之李氏藏书掌故轶闻。而李氏所藏碑帖中，亦颇有名品，现存沪上朵云轩的李鸿裔、费念慈递藏本《崔敬邕墓志》，即为其旧物，然仅钤朱文“李氏鹿山”一印，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底本《集王圣教序》后李氏之跋，不仅因记其所获之本系“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夏家錫万自广陵以宋帖远贻……询之则明古旧物”，而能详其流转，更兼李氏碑帖题跋手迹一向稀见，故尤足珍贵。
为李馥作跋之陈汝楫，字季方，世居常熟，清初迁吴县。康熙间从著名学者何义门（焯）游，为诸生，研穷经史，后又入太学。因随何氏往谒当时名臣李光地，一见器之，遂得入室，并荐其分修李氏主事之《周易折中》。书成，以母老乞归，卒年六十二岁。今《集王圣教序》后陈氏己亥（康熙五十八年，1719）题跋中，谓其与旧藏者李明古系姻家，而据李放《皇清书史》，李明古名鑑，亦为何义门弟子。
杨大瓢题跋（右）及陈汝楫题跋（左）
至于先著一跋，虽未及为谁而作，然其人与金石碑帖之相关者，似亦可稍说一二。先著（1651-？）字谓求，又字迁甫，号蠲斋，祖籍四川泸州，侨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博洽多艺，擅花卉人物及书法，尤工诗词，与金陵诸名士酬唱无虚日。知己好友中，除享大名的画家石涛之外，与《崔敬邕墓志》南京博物院本的旧藏者田志山（林），亦多往还，且有交情，皆可见其《之溪老生集》中相关诸作。而该集卷五所收《安平志石歌》，应即南京博物院藏本《崔敬邕墓志》后潘宁题跋中所言“迁甫为作长歌”者。其中述及：
安平发地得志石，瑰宝千年一朝出。惜哉不著书者谁，字体完全逾七百……擘窠微杀蚕茧匀，大小依稀如《禊帖》。锥沙印泥矜点画，激石萦泉具波撆。矫如惊鸿论体势，丽若簪花见标格。颜筋柳骨未可当，何论今人万分一。当时代北有中原，解慕华风多变革。想见时贤总善书，不独南朝称冠绝。呜呼神物显有时，恰值一南兼一北。我曾秋晴游摄山，五里山南踏荒陌。遥望丰碑在野田，石辟邪存失行列。遶溪而过覩之惊，梁代至今存旧额。始兴忠武梁懿亲，墓前刊碑颂功德。徐勉撰文贝氏（义渊）书，额孔中穿如古式。肩吾《书品》殊不备，尚书清名还鲜匹。仰观侧立势甚危，欲仆有如人磬折。年深莫避风雨侵，石泐但嗟文字缺。欲寻丘垄地已平，灌莽森森转萧瑟。颠狂失足坠寒溪，湿尽衣襦何足惜。由来郡志不知载，在昔游人少亲历。此碑近在耳目间，金石诸家搜未得。千缗一部收《绛帖》，《定武》数行如赵璧。何如亲见六朝人，宋拓唐摹俱削色。思之不得梦魂劳，言之在口空叹息。
可见其由评述《崔敬邕墓志》，忆及当年访见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之情形，虽感慨两者显晦不一，然于其书法，则皆多称赏。而诗末“有客来自古安平，贻我一本好楮墨。虽然不比初拓强，急烦高手装成册。会当拓得《始兴碑》，与此珍藏同什袭”诸句，更透出其亦曾获《崔敬邕墓志》拓本、并装册珍藏这一鲜为人知的信息。此外，该集卷八中《和潘仲宁得山谷石刻和东坡韵题郭熙画》，又与《崔敬邕墓志》现存五本中两本后皆有其题跋之潘宁相关，诗中有句曰：“潘君对此忘炎日，爱玩姿神入毫发。急须拓取饷良朋，亦可矜夸为祖石。”则潘氏痴情雅兴，亦略得想见。凡此种种，历来说《崔敬邕墓志》者，似皆未及。
先著题跋（右）及李馥题跋（左）
李馥之后，此《集王圣教序》转归陆钟辉。陆氏字南圻，号渟川，江苏江都人。喜风雅，好吟咏。曾精刊唐代陆龟蒙《笠泽丛书》，至今为世所重。而《集王圣教序》册后方扶南之跋，即为陆氏所题。方氏名世举（1675-1759），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从弟、方亨咸侄孙。博学笃行，晚年酷嗜韩愈诗，有《韩昌黎诗编年笺注》十二卷，为历来韩诗注本中的著名佳作；还曾批注李贺诗歌，被今人辑入《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方氏跋中称李馥、陆钟辉均为其友，今陆氏《放鸭亭小稿》内，恰有《喜方扶南先生过访》一诗，可见两人交往。方跋又谓：“《圣教序》至今日而犹多宋拓者，宋人之功也。宋时率重《兰亭》，不甚法《圣教》，故《兰亭》旧本绝响，而《圣教》故拓如鲁灵光，巍然独存，然未断本亦甚难得。”虽似费解，然今人周道振先生所辑《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中，有文氏《跋定武五字损本兰亭（嘉靖九年庚寅八月二日）》，谓：“世传《兰亭》刻石，惟定武为妙。然古今议者不一，故有聚讼之说。桑世昌《兰亭考》十卷最其详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简明可诵，谓‘真迹隐，临本行世；临本少，石本行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世。’然但言其所出耳，未尝及其真赝也。”则方氏跋语所指，或因宋人率重《兰亭》，故翻刻盛行而去真正旧本日远，反不如《圣教》尚多当时原拓留存欤？而前所述《崔敬邕墓志》与《始兴忠武王萧憺碑》，今日视之，亦正是当年显者，石已早佚，而晦者却意外残存。
要之，今西泠印社出版社取以影印之《集王圣教序》，除为北宋善拓之外，其所附清初名贤诸家题跋，皆多具价值，尤可为之增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