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风云变幻，工业化迅猛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宪政与革命浪潮无不给俄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国家带来挑战。位于圣彼得堡中心的冬宫，见证了俄国君主制最后150年间沙皇与都城之间的故事。
俄国史学家苏珊·P.麦卡弗里的《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 1754—1917》就讲述了这段历史，作者将涅瓦河畔这一皇室建筑群视为绝妙的舞台，罗曼诺夫王朝在那里展演君主制思想，由各行各业的观众配合参演。这里也是君主与民众交汇相遇的场所，成千上万市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跨越城市与宫殿的边界，他们对这一空间的渗透与微妙篡夺，是君主制转变与开始瓦解的线索之一。
建造冬宫与圣彼得堡崛起
列斐伏尔曾指出，社会塑造公共空间以支持其经济运行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圣彼得堡的崛起就展现了这样的过程，它与冬宫的建造密不可分。
18世纪初，彼得大帝将王座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于涅瓦河畔修建新宅，以彰显将俄国改造成帝国的雄心。在他搭建的城市的基础上，伊丽莎白女皇聘请来自意大利的拉斯特雷利为首席建筑师，大兴土木建造冬宫。从1754年动工到1762年彼得三世入住，初具规模的冬宫耗时8年。这座皇宫的设计与圣彼得堡的城市规划一样呈现巴洛克风格，即虽然带有设计师们不同的民族传统和不同时期的特色，但又十分统一——雄心勃勃地展示统治者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力量。
冬宫项目对劳工、建材承包商、工厂生产力以及砖木等原材料资源的需求巨大，对俄罗斯西北地区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那里交通交错纵横，扩建数十年的拉多加运河连接着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水系；锯木厂和采石场相继开张；木材、黏土、沙石都沿着交通动脉流向都城。为了更好地调动资源，刊登招标广告和其他朝廷物资需求信息的报纸发行量也大幅攀升。《到冬宫去》中列举了不少修建冬宫所需的材料数据，例如，至1757年中，冬宫共使用了1600万块砖，因为吸收了三年间地方所产的大部分砖块而招致不满。而圣彼得堡的砖厂则多到需要各家在砖块上做上标记。
如何征募、培养和管理有资质的劳动力也是修建冬宫的一大挑战。一方面，对成千上万的建筑师、商贾、工匠、卫兵、仆役、厨师、洗衣工等各行各业的劳工来说，冬宫像火焰吸引飞蛾一样吸引着他们。1750至1784年间，圣彼得堡人口翻了一番，增至192000人。他们想要通过与朝廷的互动获得就业保障、教育培训，甚至为子孙后代谋求差事，实现社会流动等。可以说，圣彼得堡人往往有着多少与朝廷相关的工作，或者心向往之，与冬宫有关的生活经历深植于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另一方面，监督承包商和供应商的官僚机构日渐成形，管理着由合同工、义务人和自由工组成的复杂社会。
建造和运营冬宫让大量财力物力汇集首都，刺激了制造业和企业的发展，也让俄罗斯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彼得堡，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一座围绕冬宫这一中心组织起来的都城由此腾飞。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遇：君主制展演的舞台
与其他躲在偏远城郊的欧洲宫廷不同，罗曼诺夫王朝将朝廷设在了繁荣的都城中心，预示着冬宫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面向大众的舞台。
最初，伊丽莎白打造恢弘的冬宫，不仅因为她喜好奢华生活，更是一项政治策略。18世纪中期欧洲的国际关系动荡，伊丽莎白与其父亲夺取波罗的海地区、扩大俄罗斯西北边界，对外武力所向披靡，对内则需应对复杂的外交政策引发的各类宫廷纠葛与阴谋。当时，各国使臣和俄罗斯大贵族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将君主拉下王座。在这样的政变时代，伊丽莎白要想保住王位，必须向俄罗斯卫兵和外国使节展示皇权威严，宫廷即是一种用于内政外交的工具。锦衣华服、珍馐美酒、雄伟壮观的宫殿和声势浩大的仪式都如同一场戏，彰显俄罗斯君主无所不包的权力和实力。
冬宫
六十年代继位的叶卡捷琳娜及其后继者们，通过对冬宫广场的设计与翻新，不断完善这个展演的舞台。从执政初期举办骑兵竞技锦标赛，让外围的劳动阶层窥见女皇宫廷的娱乐活动，到利用冬宫进行军演和阅兵，庆祝在俄瑞战争中获胜，让市民一边欣赏赫赫战功，一边大快朵颐地吃着君主提供的美酒佳肴，叶卡捷琳娜逐渐打开皇宫的大门迎接市民。最负盛名的活动大约是新年化装舞会，贵族、商贾和部分市民可以直接进入冬宫内部一探究竟，舞会的入场券自然一票难求。
而到了19世纪初，俄罗斯君主制的自我展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789年至1884年，欧洲进入革命年代。俄国君主面临的生存攸关的问题：如何才能在一个宪政与民主思潮迅速传播的国际氛围中存活下去？保罗、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相继对传统仪式和习俗进行了相对保守的革新，试图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俄国君主制模式。尼古拉一世将爱国主义、家庭秩序以及文化提升凝聚一体，在冬宫这一舞台上，面向城市观众展示这些现代的公共价值观。
沙皇们组织了许多军事化的爱国集会。例如，经过与拿破仑的战役，亚历山大为牺牲的士兵建立纪念碑以纪念国家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开辟了冬宫广场周围更多的土地，好让多达十万名的士兵在广场参加阅兵……他的弟弟尼古拉的爱国主义也体现在对卫国战争的公开纪念，他发起了1812崇拜，在冬宫内建造了1812军事画廊以陈列这场战役中将领的肖像画，将每年的12月25日定为纪念日，在这一天邀请所有因战争获得勋章的老兵，并举行盛大阅兵和教堂圣礼，仪式复杂。
尼古拉统治时期的另一个主题是皇室家庭和谐安宁，他在冬宫的舞台上向市民、仆人与游客展示秩序井然的家庭品质。他以自己作为男主人的榜样，不仅是丈夫和七个孩子的父亲，也管理着大批官秩严明的差役，照料并培养他们甚至他们的后代。在他执政期间，圣彼得堡居民以年轻单身男性居多，容易造成城市的不稳定因素，尼古拉向他们展示家庭和谐、克己节制、责任心和虔诚的价值，也有助于维持城市秩序。
俄国保守的城市君主制在冬宫舞台上的第三大展示是公开展览帝国的艺术收藏，并专门为此建造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他热爱收藏绘画、雕塑与文物，赞助考古，也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艺术品采购。其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成为博物馆新的赞助人，把收购、维护、保存等运营的重任交给专家，推进了博物馆的开放。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普通民众进入了皇家艾尔米塔什接受熏陶，让那里不仅是一个舞台，更是一所培养市民文化素养的学校，逐渐融入了圣彼得堡的生活。纳博科夫就曾回忆起1915年战火纷飞的那个冬天，16岁的他常常去博物馆寻找僻静之地，与心上人一起观看文物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麦卡弗里将皇家艾尔米塔什的开放视作俄罗斯君主制的一个转折点。圣彼得堡文化和教育精英以此为契机慢慢进入朝廷机构，从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物保护员到教育家，专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直至占据主导地位。
舞台控制权易主：君主制落幕与市民登台
那么，在圣彼得堡这样一个与君主制如此息息相关的地方，能否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上演革命和共和统治的剧本？答案是肯定的。冬宫及其广场，正一步步成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中心。这里上演着季节性的庆典活动和各类仪式，偶尔也会成为民众抗议的场地。市民在这里的共同经历，都强化了广场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里相遇，并开始了对舞台控制权的争夺。正如麦卡弗里在书中指出，其实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接管冬宫之前，它已滑入了一个“准公共领域”，从君主制的象征转变为公民生活与城市的象征。
在现代政治思潮的影响下，亚历山大二世试图改换剧本，却将其变得含混不清。一方面他将俄罗斯君主制导向更民众化的方向，建设一个更高效的政府，并于1861年发布解放农奴的宣言。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强化民族主义的姿态，将拿破仑兵败50周年纪念和古罗斯建国千年庆典等活动都转移到古老的斯拉夫中心莫斯科举办。他混合的剧本难以在冬宫舞台上演。1866年，当他如同以往一样在冬宫周边自在散步时，险遭刺杀；同年，地下组织又将炸药偷偷安置进冬宫，并引发巨大爆炸。
亚历山大二世
暗杀发生之后，俄罗斯最后两位沙皇搬离了冬宫，并逐渐搬离圣彼得堡，有意地将君主政体去中心化，铁路、电报、摄影等克服距离障碍的新技术也使其成为可能。刺客与炸弹清楚地表明皇帝与城市之间的纽带已经断损，亚历山大三世不愿再忍受大舞台上的演出，他将君主制核心从皇城中心转回君主身体，他拥护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君主制，试图证明宫廷和仪式都可移动，只依赖于君主本人的身体。
被君主背弃的冬宫与君主制关系越来越疏离，却随着文化机构的蓬勃发展迎来了其他“继承人”。皇家图书馆、皇家考古委员会和皇家艾尔米塔什等机构的管理人员，逐渐扩大了对冬宫的控制，并将冬宫资源用于提升民众素养。旧“演员”退场，“观众”的人口则进一步膨胀并更加多元，19世纪80年代初就增至86万余人。几十万新劳工涌入圣彼得堡及其外围的工业区；来自帝国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供给庞大的市民人口；大学师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受过良好教育的示威者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骚乱。
麦卡弗里写道：“冬宫及广场作为一个与国家胜利、感恩、焦虑、哀悼和最终反抗等时刻相关的地方，已融入圣彼得堡的集体公民意识之中。”到了20世纪，将君主制抛到脑后的“国家剧本”开始创造。1905年至1917年，革命之火燃遍俄罗斯全国。在被讲述了无数次的十月革命传奇故事中，临时政府重新赋予冬宫行政管理中心的功能，全力保护宫中文物。而当布尔什维克士兵占领冬宫时，有人高喊：“同志们，不要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指挥官们迅速派人看守宫内文物。最后，冬宫和艾尔米塔什顺利地转到新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手中，成为国家博物馆。
相比英法等欧洲其他国家，俄国君主制的消亡经历了更长的时间，不少研究表明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政府采取了镇压与改革并存的策略，但对其政府展演方式与观众体验的关注则较少。苏珊·P.麦卡弗里借由冬宫这一舞台，考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互动，可以窥见俄国君主制的灵活性与耐久性，揭示其国祚绵长与最终覆灭的线索。冬宫从君主制象征到城市象征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俄国君主制退出舞台与城市的发展同步渐进，势力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