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宣布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
一、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遗址因为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而闻名，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保护面积50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超过190万平方米，发育有五级阶地，主体为第四级基座阶地，阶地上保留的第四纪堆积平均厚度超过8米，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郧县人3号头骨
2021年起，为解决 “郧县人”相关学术问题，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活化历史场景创造条件，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武汉大学、郧阳博物馆、十堰市博物馆等单位，组成多学科交叉的考古团队，对该遗址开展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
2022年5月18日，在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3号头骨形态基本正常，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
“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后，考古团队制定了科学周密的工作方案，采用最新的田野考古规程和前沿科技手段，多学科联合攻关，对埋藏头骨化石的部位及时进行了扩方发掘。2022年12月3日上午9时许，“郧县人”3号头骨在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被顺利提取出土，进入修复和研究环节。围绕人类化石和其他遗存，考古团队系统采集了1400多份用于年代、环境、埋藏、残留物和分子生物学分析等多学科研究的沉积样品，拍摄了20多万张高清照片，进行了20多次的高分辨率实景三维建模，留取了海量的发掘图片、影像与数据资料。
所展开的地层对比分析表明，“郧县人”3号头骨与以前出土的1号、2号头骨位于同一套地层中。地貌位置、地层序列和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人类化石埋藏于早—中更新世地层中。以前采用电子自旋共振、铀系法、古地磁方法测年结果指向距今约100万年，新的取样和多方法测年将会得出更精确的年代数据。
“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本次发掘的收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二、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临淄东部，南距淄河1.2千米，东距后李遗址4.2千米。属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该遗址是在配合临淄区基本建设项目发掘战国—汉代墓地的过程中发现的，发掘者根据埋藏于现地表下4～6米的红烧土薄层展开了大面积揭露、发掘与研究，并最终确认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遗址。
遗址出土陶器口沿（花边、方唇、圆唇）
遗址距今1.1～1.5万年，于冲积扇加积过程中发现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目前确认的分布面积已达数平方千米。在发掘红烧土堆积过程中，于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一处距今1.31～1.33万年的临时性活动营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至少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遗物1000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花边口沿6件，穿孔陶片5件。均为夹炭红陶，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表面磨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态多样。蚌制品20余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50余件，多权宜性工具。骨骼标本500余件，以鸟类和鹿类为主。
发掘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遗址揭露了鲁北山前冲积扇最为完整的地层序列，为山前冲积扇的形成过程及为古环境复原提供重要依据。并为下一步鲁北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相关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该遗址既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加深了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遗址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四）红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国内进行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也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崭新材料。至少说明人与火在长时段内发生了互动关系，并改造了彼此，可能与人们获取特定资源、进行景观管理、彰显领地意识密切相关。将这一发现置于农业起源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审视就更为重要了。
对同一区域的反复利用是人类迈向定居的关键；人对资源和景观的管理表明了人地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开始改造自然，是走向农业的重要起步阶段；以陶器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满足了资源强化利用的需求，客观上也降低了人群的流动性；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则代表了人群精神层面的需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
总之，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视角，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三、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城20千米，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千米。该遗址三面环河邻沟，东、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的城墙，形成一座具有内外双重城垣的石城聚落，城内残存面积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早期，绝对年代2200BC～1700BC。
碧村东门址
碧村工作始于2014年，2015年开展了首次发掘，找到了遗址核心建筑区及城墙之所在，此后，在“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等课题框架下，2016～2017年实施了核心区小玉梁整体式揭露，2020～2022年推进了东城门全面发掘集重点区域勘查，开展了碧村所在蔚汾河及周边区域调查。
截至2022年底，按照国家文物局下发执照的要求，六个年度共计完成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较全面呈现了各阶段聚落范围、核心区布局和城门结构，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兴衰历程，出土一批颇具特色的陶器和制作精美骨器及玉石器。
碧村瓮城墙角的条石及周边器物组合
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一座史前石城，属于蔚汾河流域及周边区域2000BC前后的区域中心，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遥相呼应。
该城址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防的结构，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展现了矗立于黄河东岸碧村遗址的特殊屏障作用，这为解读该区域文明提供了关键材料。
遗址占据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过渡的前沿要地，是揭示天下万国时代北方与中原的之间文化交融，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重要窗口。
四、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建筑群、官营作坊区、铸铜作坊、贵族墓葬和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等重要遗存，确认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二里头都邑西北部出土的带漆陶片
21世纪初，遗址里发现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确定了大致的布局框架。发现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有墙垣围护。
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考古人员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划分的网格中，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网格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侧的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侧存在围垣之外，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
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他区域外侧是否也有围墙，里面的内涵、布局和演变情况等更多细节，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新一轮发掘，发掘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取得重要突破。
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城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五、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考古人员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围沟2个，东西相距40米。东围沟(G1）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口部宽超过10米，最深处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在王陵区西南部探明并确认一处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在洹河北岸地区探出南北向干道的路沟，时代早于战国，长度超过1.2千米；探出2个路口。此外发现了晚期遗存。
西围沟G2南段第一地点西周早期房址F1的奠基坑
钻探可知，新探明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发掘发现多组晚期遗迹打破围沟，其中砖室墓打破G1，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南段。尤其是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的关系，证明G2早于西周早期。东围沟南段的底部填土第⑩层出土商代晚期的陶片，其上⑥-⑧层出土西周早期陶片；证明围沟的时代为商代晚期。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六、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黄土高原的腹地泾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缔造周代礼制文明的核心地域。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千米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1943年石璋如先生发现该遗址。2018年至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750平方米。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40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2022年西头遗址斜圳地点发掘全景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为探索“豳”地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西周时期建筑基址、冶铜、储粮等遗迹的发现，为商周城邑的功能结构研究提供重要例证；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人群迁徙及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提供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七、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种类丰富，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大松山马坡M22：3铜釜（南朝）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大松山墓群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大松山墓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文化面貌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见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八、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6000余平方米，对遗物进行了全部采集，其中编号文物16306件。
古城村2号寺庙址正射影像
古城村寺庙址考古发掘推动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渤海国考古学研究。1号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2号寺首次发现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遗存的叠压关系，为辨识本地区渤海国早期建筑遗存提供了标尺。1号寺、2号寺具备一定共时关系，可视为完善本地区5～10世纪考古遗存的“典型剖面”，为完善该时段区域内考古学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支撑。
促进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考古研究。1号寺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出土的“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及探讨我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寺庙址考古发掘对完善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物质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研究。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维护国家历史安全与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
九、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为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贯彻实施大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研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
州桥东侧汴河北岸石壁效果图
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截至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推测：宋代州桥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桥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
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有海马、瑞兽、祥云等。纹饰通高约3.3米，显露出的石壁最长约23.2米，构成巨幅长卷。石壁中一匹海马、两只仙鹤构成一组图案，每组图案的长度约为7.5米，每幅石雕壁画推测共有4组图案（已完整揭露出来3组，另有1组被明代州桥雁翅所遮挡），根据石壁上的编码推测每幅石雕壁画总长度约为30米。
汴河故道明代晚期建筑堆积（北向南）
北宋东京城是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轴线与汴河交汇处的州桥是最具代表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州桥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北宋船灯
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
州桥遗址见证了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2021～2022年，该遗址在基建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遗迹有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8座码头、1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2艘、数以10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砖雕等大量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
系列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
遗址出土文物
温州古城选址于江海交汇的瓯江下游港湾，城址1700年未变。宋杨蟠曾赞叹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生动勾勒出宋元时期温州港的宏阔场景，重现了“温州外滩”的繁华景象，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也使本次发掘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意义。
遗址出土文物
朔门古港遗址为温州坐实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证。南宋至明中期，龙泉瓷在外销瓷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温州凭借其发舶港口地位以及江海中转节点成为龙泉瓷外销的主要集散地和起点港。本次发掘揭露的码头遗迹群及海量瓷片堆积提供了关键物证。
温州木栈道（北-南）
朔门古港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是海丝申遗工程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世界106座历史文物灯塔之一的江心屿双塔与古港隔江呼应；宋代温州大型造船场紧邻古港西边的郭公山麓；东首海坛山建有海神庙、杨府庙（地方海神）、平水王庙。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朔门古港遗址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发挥典型样本的支撑性作用，在人类航海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遗址西部龟趺基址祭祀坑出土带盖陶钵、铜皮制牦牛、泥塑熊形动物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承载着独特的海洋文化信息，蕴含着先贤们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内涵。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赋予温州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古城选址蕴含着港口优先的发展理念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代温州渔、盐等海洋产业及工商业占有重要地位，又是著名的纺织品和漆器生产中心，产品畅销海内外。南宋以叶适（墓址在海坛山南麓）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突破传统农耕文明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在思想领域的重大贡献，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