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慈禧的颐和园工程以及“海军备用款”

梁启超最早指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修建颐和园,北洋总理段祺瑞接力传播,早已喧腾众口。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的具体金额尚有争议,唯其中“海军备用款”260万两,是张之洞“定制”的名目。张之洞本想用这个名目限制挪用,没想到让慈禧背上更多骂名。

挪用海军经费兴建颐和园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兴建颐和园,几乎是近代史上的定论,争论的只是挪用了多少金额而已。梁启超从“帝党”立场出发,以含糊笔法,指责慈禧挪用了三千万,“尽数以充土木之用”,间接帮李鸿章推卸了甲午战败的部分责任。段祺瑞则专为李鸿章辩护,在《先贤咏》诗中说道:“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不图柄政者,专作园林供。”民国海军史专家池仲祐在《海军大事记》中则说:“旋又有人建议提海军款百万为颐和建筑费者,于是园工无已时,而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矣。”(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128-1129页)梁启超、段祺瑞都认为用掉海军款三千万,池仲祐言二千余万,相差不远。梁启超原文这么说:

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捐,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旁观外论,孰不谓国家费如许帑藏,如许经营,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战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绥,全军已覆,拱手以让诸敌人。论者或切齿于丁汝昌,或尸罪于李合肥,夫李丁岂曰无罪,然以败亡之咎,一举而归之彼,彼固不任受也。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梁启超:《瓜分危言》(三续前稿),载1899年《清议报》第17册)

梁启超、段祺瑞、池仲祐一再宣播此说,使“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几成铁案。樊百川认为:这些人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甲午海战的失败,主要归罪于海军经费的挪用,也即全归罪于慈禧和奕譞,而开脱李鸿章和北洋舰队自身。这种做法固然简单明了,却无助于对事情的真实认识。樊百川引用多种史料加以剖析,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用于颐和园、三海工程等,“使海军在这10年间,共总失去了1400余万至1600余万两可供用的款项。”(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2卷第1129、1146页)

康、梁师徒都提到“三千万”,这可能也是当时京城士人“共享”的数字,即前后以海军建设名义筹款在三千万左右。康的年谱叙述客观一点,提到“购铁舰十余舰”,意谓三千万两除购买十几艘军舰外,馀款用来兴建园林,这一点与樊百川的研究基本吻合。梁启超的写法则笼而统之,容易让人误会一共挪用了三千万。两者性质仍有重要区别。不过以梁启超文字的魔力,这个数字在清末民初不胫而走,变成一个“权威”数字。

本文只聚焦其中一点,即1888年冬醇亲王奕譞为“万寿山工程”向7省筹款一事。奕譞的目标是筹款200万。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讨好醇王,率先表态广东认捐100万两,最终7省一共认捐260万两,让醇王大喜过望。张之洞将其命名为“海军备用款”,大得醇王、李鸿章赞赏。

醇亲王奕譞偏袒张之洞

张之洞在广东,未经事先上奏朝廷,擅自决定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筹备建设织布局、铁厂、兵工厂,受到户部堂官翁同龢的非难,毫不足怪。张之洞晚年以弟子名义写成的《抱冰堂弟子记》,相当于一部简略的回忆录,其中所披露的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勿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谓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汉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517页)

乙丑庚寅间,即1889-1890年。“大枢某”未知确指何人,似是指军机大臣孙毓汶。台湾地区学者庄练认为,文中“大司农某”即户部尚书翁同龢。张之洞在某首诗的诗注中,指责翁同龢对他“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两人之间可谓敌意极深。醇亲王奕譞“此时毅然出来代抱不平,并为多方调护关照,对张之洞的方便就太大了。奕譞为人,志大而才疏。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张之洞,无非觉得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既不要钱,又肯为国家任劳任怨,乃是不可多得的有用人才。有此一念,所以才要多方为之调护关照,以期能有所展布”。(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第159页)

张之洞得醇亲王赏识,除了不为自己敛财、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色外,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原因。光绪帝始终要举行“大婚”,按清朝典制与惯例,“大婚”即亲政,意味着长期执政的太后必须“退居二线”。慈禧的要求是做一笔交易,营建“三海工程”“万寿山工程”。作为皇帝本生父,奕譞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着关键而又尴尬的角色。他需要封疆大吏的鼎力效劳,攒够本钱来替儿子“赎回”执政权。此时,正值醇王为颐和园工程筹款的“海防捐”被康有为、御史屠仁守搅黄,彷徨无计之际。张之洞提出的“海军备用款”,可谓雪中送炭。

康有为搅黄了海防捐

中法战争陆胜海卖败,快速议和,慈禧认为“吃亏在无水师”,由此兴起“大治水师”的念头。1885年3月,左宗棠提出“制船炮”刻不容缓,6月21日,清廷发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一上谕,促成京官与督抚在这年夏天发起了关于“大治水师”的大讨论。

10月11日,张之洞奏上《海防善后大治水师诸事宜折》,认为大治水师,“宜分为海军四大枝”,即北洋、南洋、闽洋、粤洋,遇有大敌,则责令各枝合力攻击,互相援应。这个建议碰了一鼻子灰。军机大臣奉旨于12月7日用慈禧懿旨驳斥张之洞“四洋水师”的构想,决定“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943页)

朝廷确立了精练北洋水师一支的策略,随后成立了海军衙门,简称“海署”,以奕譞挂帅,李鸿章、奕劻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为了兴建慈禧的“三海工程”、“万寿山”工程,奕譞以海军衙门名义开“海防捐”,大搞卖官鬻爵,引起康有为、御史屠仁守的愤慨。1888年12月18日,奕譞致电李鸿章:“捐为屠搅,款又一蹙。”

“捐为屠搅”指的是屠仁守12月7日递上《请停海军捐》折,使“海防捐”有不得不停之势。这份奏折,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及孔祥吉的研究,康有为负责起草,交屠仁守补充调查后上奏。《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部分,有一段夫子自道:

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舰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展转扣克,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既提海军之款营构园林,即用海军之人督大工,……又虑不足,别于户部之外,开海军捐,二三千金得实缺州县,四五千金得实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实缺道,……当时闻海军捐事,以书责吏部尚书徐桐,因与屠侍御言之,屠君查得人甚多,为之草折。既上,奉旨停止,然屠君以此为怨府。(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第20页)

康有为官服照片


“屠侍御”指的是屠仁守(1829-1900),湖北孝感人,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御史雅称为“侍御”。康有为自编年谱颇多夸大之词,但这一次说代屠仁守写奏折请停止海军捐,却没有夸大。学者孔祥吉拿《屠光禄遗稿》与《康南海自编年谱》行文核对,证实该折应为康有为起草,屠仁守有补充与修改。康有为所说“屠君以此为怨府”属于实情,慈禧、奕譞均对屠仁守恨之入骨,第二年春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光绪朝上谕档》第15册,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第88-89页)

屠仁守以康有为的草折为基础,深入调查,发现醇亲王奕譞领导的海军衙门极其腐败,“副都统恩佑乾末独多”,又列举姚宝勋、周绶、沈永泉、延熙、岑春荣等以报效银两而得官职的多个例子。屠仁守《请停海军捐》折于1888年12月7日递上,12月10日清廷始颁谕称:“本日军机大臣钦奉慈……皇太后懿旨,御史屠仁守奏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一折,所称报效万金,其营谋关通,常三数千金不等,而副都统恩佑乾没独多等语,是否属实,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王大臣确查具奏。”慈禧颁布的这道懿旨,对屠仁守奏折中所列举证据确凿的人和事大多没有涉及,只是轻描淡写的拿出“营谋关通”、“恩佑乾没”两事,让奕譞查复。管理海军街门事务王大臣于12月17日对此作辩解,并称“一俟入款如常,海防有恃,即将收捐一项停止”。

18日奕譞致电李鸿章曰“捐为屠搅”,证明奏折确实发挥了作用,“海军捐”不得不暂停,但“万寿山工程”仍要继续。于是,奕譞授意李鸿章向几个督抚私下吹风,责成他们“报效”。督抚以省份名义“报效”,应该是奕譞“入款”计划的一部分,若“报效”数字满意,则可停止臭名昭著的“海防捐”,化被动为主动。

“海军备用之款”

张之洞站了出来,为王分忧,提出广东“报效”100万两,并建议将这笔基金命名为“海军备用之款”。结果,各省“报效”总额为260万两,广东遥遥领先。各省“报效”金额如下:

广东                           100万两

江苏、安徽                   70万两

湖北                            40万两

直隶                            20万两

四川                            20万两

江西                            10万两

合计                          260万两

1888年12月24日,在收到各省上报数字并向上禀报后,李鸿章复电张之洞:“昨将贵处认解海军备用之款定数、分年、转解汇齐电复醇邸,并请奏明。顷奉邸电,集款过望,诸公急公达体,祈转电……”(《广州大典》总第344册)张之洞的报效数字,超出奕譞的预期,给与“急公达体”的很高评价。其实所谓“急公达体”不过是场面话。这次集款,是给慈禧、奕譞、光绪这一家子的“私事”帮了大忙。在得到满意退休条件下,慈禧“归政”光绪,作为光绪本生父来说,这是头等大事。张之洞充分领会奕譞意图,在这次集款中奋勇争先。第二天,李鸿章禀报军机处,对张之洞发明的“海军备用之款”一词大表赞赏,称“浑融可入奏咨”。(《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人们把张之洞叫做“巧宦”,这一次的取巧,在于用词的“浑融”,也即这笔款项,以海军名义存储,但只是“备用”,具体是用在颐和园还是海军,随境况而定。

江苏是当日公认最富裕省份,与安徽两省合共只出70万两,而广东一省则独出100万。湖北出钱40万两,原因是湖广总督满人裕禄才干平常,他能升任全靠慈禧提拔,不如此不足以表忠心。四川大省,只出了20万。至于这一大笔资金,“粤省如何筹集,心里并没有底,只是先把数字报上去,再慢慢设法搜括。”用樊百川的话来说,张之洞此举让广东这次冒了富,换来的是朝廷的继续压榨。

100万两在今人心目中可能觉得像是一笔小钱。1886年,广东藩运两库(布政司、盐运使司)总岁入为400多万两。这笔报效,相当于全省岁入的五分之一强。骤然要向北京上交这么大一笔钱,张之洞只有向民间搜括一途。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省份都声明“正、杂款内腾挪”,意谓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本应上缴国库的“正款”内抵扣,唯有广东这100万两声明“不动正款”,(《广州大典》总第344册第274页)也即是广东在上缴国库的“正款”之外另行筹措,全部都是从加重人民负担而来。如果这笔钱实打实地用来购置先进舰只,使北洋海军在甲午之战中能与日本抗衡,可称物有所值。可惜不是。

奕譞视察北洋海军时留影


加重恶名

樊百川认为,这笔260万两的“海军备用款”,“主要只是使清政府和慈禧、奕譞的恶名徒然加重,并未真使他们捞到多少实际效益。”海军衙门的奏折说“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存诸北洋生息”,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才陆续提出作军用。1890-1894年间,这笔钱存放在北洋,利息则拨给颐和园工程使用。

“文革”时期的颐和园佛香阁


这260万两,放在整个海军开支中并不算多,从其筹集过程,可见到慈禧与奕譞、李鸿章、张之洞之间,围绕着海军建设与颐和园工程进行的博弈,张之洞巧妙地利用“海军备用款”名义,化解了来自慈禧的压力,为海军建设实际增加了一笔真正备用款,但李鸿章危机意识不够,不能善用。北洋海军在1893-1894年间并不是完全无钱添置先进舰只,主要在慈禧带头享乐之下,李鸿章以“裱糊匠”自居,海军建设“涂饰外观”,并没有打算真正用来打仗。

张之洞为这笔260万两的基金命名为“海军备用款”,原意是让奕譞对上、对下都能交代,灵活运用,在颐和园工程资金紧张时可暂时挪借,事后填补,但事后来看,除了加重慈禧、奕譞恶名外,并没有为甲午备战做出实际性贡献。

慈禧对建设海军始终是“半心半意”。奕譞为了光绪帝能“亲政”,不得不假借海军建设名义为颐和园工程筹款,让慈禧退休之后,有“优游林下”之乐。“半心半意”建设起来的这支舰队,注定只能看不能打。甲午战败之后,有一香港企业家把清廷的“自强”解释成“自欺”,此语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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