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的院落里，有一座淡黄色的花园洋房，老洋房的一楼如今被命名为“草婴书房”，这是根据翻译家草婴生前遗愿而设立的，其中收藏着草婴生前使用的书桌、书橱、手稿和译著等，可供游客缅怀草婴或者举办读书活动。
草婴书房
作为翻译家，草婴不朽的事功是用整整20年的时间（1977年-1997年）从俄文翻译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这项巨大工程共计十二卷，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巨著，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六十多个中短篇小说，让中文读者有机会读到风格相对统一、译自俄文原文的托翁作品。
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草婴译著全集
草婴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促使他翻译托尔斯泰的动力就是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关于翻译家本人的生平经历以及如何走上翻译道路，已有多篇文章记述，这里只想重提他在21世纪来临之初写给另一位著名俄语翻译家蓝英年的两封信，可以集中体现出他不只是一位勤奋高产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充满良知和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
草婴（1923年3月24日-2015年10月24日）
另一个高尔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蓝英年在《读书》《随笔》《书屋》等杂志上开辟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反思俄苏文学的随笔文章，这些文章内容涉及俄苏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不幸遭遇、苏联文学作品受到追捧或批判的历史原因等等，大多是来自最新披露的档案材料，还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颠覆了国人很多耳熟能详的传统观念。这些文章在20世纪末结集为《寻墓者说》（1998）、《青山遮不住》（1999）、《冷月葬诗魂》（1999）等书，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草婴亦是蓝英年随笔的忠实读者之一。
草婴给蓝英年的第一封信名为《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开头先是简要地介绍了自己从年轻时走上翻译道路的人生经历，然后指出：“随着苏联社会的历史性演变，我们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也逐渐有所了解，那种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做法已成为过去。同样，对苏联文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已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要打破长期形成的观念很不容易，要重新评价像苏联文学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里需要勇气，需要胆识，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接下来，草婴举了高尔基的例子。
高尔基是中国读者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传统认知中，在斯大林给予的崇高地位和优厚待遇下，高尔基本人似乎也乐于充当“歌德派”。但随着档案材料的解密，特别是高尔基被封禁长达七十年的政论性随笔集《不合时宜的思想》重见天日，公众开始认识另一个高尔基，这个高尔基充满人道主义文化理想和对权威的批判精神。
关于另一个高尔基，蓝英年写出了《高尔基出国》《高尔基回国》《真实的高尔基向我们走近》《霍达维奇回忆高尔基》《老年高尔基之烦恼》《高尔基研究中的空白》等几篇文章，草婴读过后感到“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高尔基所处的环境真是太复杂了，他的精神压力真是太沉重了。如果高尔基没有他那种超人的良知和勇气，换了别人，他很可能变得消沉，屈服于强大的压力，甚至也为了保护自己而参加歌功颂德的合唱队，昧着良心充任总管文艺界的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高尔基不是这样的人，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总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真理，千方百计保护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他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俄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他还说：“摧毁俄国知识分子，就是摧毁俄国人民的核心。”
高尔基不仅这样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在推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且亲自以实际行动保护知识分子，到处奔走呼吁反对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要求当局尊重知识分子的权利，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困难，照顾他们的生活。他的活动远远超出一名作家或文艺工作者的范围，他的贡献自然也就比一般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要大得多。
高尔基的例子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草婴作为国内资深的俄苏文学翻译工作者，想要借此在新世纪重新评价俄苏文学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全面还原未被粉饰的真实历史。
法捷耶夫的遗书
《谈法捷耶夫的悲剧》是草婴写给蓝英年的第二封信。法捷耶夫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同样不会陌生，他的代表作《毁灭》早在1931年就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赞美过这部小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捷耶夫的另一部代表作、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鸿篇巨制《青年近卫军》发表于1946年，仅仅一年之后便由叶水夫（1920-2002）译为中文出版。
鲁迅译《毁灭》
凭借《毁灭》和《青年近卫军》这两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法捷耶夫成为苏联文学的旗手，在体制内身居高位，1946年至1954年任作协书记，1939年至1956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却于1956年在自己别墅家中开枪自杀，为了解释自杀原因，当年苏联官方发布的讣告中附有一份医生鉴定：“多年以来法捷耶夫嗜酒成性，并愈演愈烈。近三年发作次数愈加频繁，以致引起心肌和肝硬变。他曾在医院和疗养院多次治疗。5月13日再次发作，在心情极度抑郁下开枪自杀。”
其实法捷耶夫自杀前留有一封遗书，但这封遗书直到1990年才被《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公之于众。蓝英年在《法捷耶夫之死》这篇文章中将这封遗书全文译出，表明他自杀的原因是对当时的文艺政策极度失望：“优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
1949年，草婴在上海接待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当时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法捷耶夫。近半个世纪过去后，草婴读到蓝英年翻译的法捷耶夫遗书后，不禁百感交集：
往事如烟，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心里留下多少悲凉和沉思！但我想，如果人类只沉溺在痛苦的回忆中，或者讳言历史的悲剧而不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一味用粉红色的幕布来掩盖血淋淋的事实，那就不仅愧对千万死不瞑目的冤魂，而且无颜向子孙后代交代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
随后草婴又举了瓦西里·格罗斯曼事件来说明法捷耶夫当年所处的困境和“悲剧的深度”。格罗斯曼1905年生于乌克兰，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1930年代投身写作。二战期间，格罗斯曼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出版纪实文学作品《特烈勃林卡地狱》，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血腥真相。战后，格罗斯曼根据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前线的亲身见闻，创作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并将手稿寄给《新世界》杂志。在法捷耶夫的赏识和授意下，《新世界》杂志连载了《为了正义的事业》，获得读者好评。不料两个月后风云突变，作家布宾诺夫告密，对《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严厉批判，于是法捷耶夫不得不在作协理事会上做公开检讨。1953年，苏联各界开始“解冻”，法捷耶夫才又向格罗斯曼道歉，承认此前对《为了正义的事业》的批判是错误的。
通过格罗斯曼事件，草婴意在说明法捷耶夫确实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而且始终没有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但他的悲剧就在于同时充当了“文艺总管”，当“责任”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也只能独自承受内心痛苦的煎熬，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格罗斯曼《特烈勃林卡地狱》
守护知识分子良知
高莽曾在《翻译家草婴其人》这篇文章中，自述在1983年黄山开会期间，与草婴谈论过有关翻译的话题：
草婴贫于开口，但，一旦谈到他常日思考的事，话就有些止不住。他说：他翻译一部作品要经过很多个步骤。他掂量了一下语句的分量：“第一步是反反复复阅读原文，首先要把原作读懂，这是关键的关键。”他说：“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我在静静地听。他接着说：“第二步是动笔翻译，也就是逐字逐句地忠实地把原著译成汉文。翻译家不是机器，文学翻译要有感情色彩……”“您平时用字典吗？”我问道。他说：“离不开字典，离不开各种工具书和参考书。”他有所思忖，然后一字一句地说：“你试想，《战争与和平》有那么多纷纭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牵涉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译者就必须跟随作者了解天文地理的广泛知识，特别是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等。我们哪能有那么多的知识？”草婴缓了一口气：“下一步是仔细核对译文。检查一下有没有漏译，有没有误解的地方。仔仔细细一句一句地核对。再下一步就是摆脱原作，单纯从译文角度来审阅译稿。”他说他尽量做到译文流畅易读。说到这里他狡黠地笑了笑：“有时还请演员朋友帮助朗诵译稿，改动拗口的句子。”“再下一步就是把完成的译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审读了。负责的编辑能提出宝贵的意见，然后我再根据编辑的意见认真考虑，作必要的修改。”草婴沉思了一刻，最后说：“在校样出来后，我坚持自己至少通读一遍。这是我经手的最后一关。再以后得听读者的意见了。”
这段话后来被归纳为草婴的“六步翻译法”在文学翻译界广为流传。草婴2015年去世后，许多友人在回忆文章中也都转述过“六步翻译法”并认为这就是草婴能够译出原作神韵的关键。
草婴以毕生精力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
作家冯骥才曾如此表达他对草婴译文的喜爱：“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冯骥才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作《草婴先生瘦小的重》，十分巧妙地用“瘦小”和“重”这对反向形容词去形容草婴的文人形象和精神品质：
他选择做翻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我感谢他。他让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无独有偶，上海作家赵丽宏在怀念草婴的文章中同样强调了这种反差：
草婴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谦虚温和，生前从未听他高声说话，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然而作为翻译家，草婴先生可谓一个巨人……草婴先生很谦虚，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学翻译为世界添绿。草婴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当之无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身处动荡艰困的时代，历经人世的曲折沧桑，他始终没有停止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也没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他正在和托尔斯泰聊天——回忆草婴》）
今天我们纪念草婴先生诞辰100周年，除了可以阅读他留下的皇皇译著之外，更需要铭记他通过翻译传递给读者的理想信念，那或许才是他最想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