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海伦·毕比、迈克尔·拉什著 ，李麒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版，48.00元
当前有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我们生活在“最哲学”的时代。如果这个说法是要用来推销哲学，或者吸引追随者，那么它就是误导性的。我们并非生活在“最哲学”的时代，因为只要人类能够开始反思自身的存在状况，哲学意识或哲学思维就与人类共存。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开篇就指出，人天性就具有求知欲，或者说天性就具有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欲望。我们之所以天性就具有求知欲，是因为人类被给予了理性思考和理性反思的能力，但我们在这方面具有的能力又不足以让我们一眼看穿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向我们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其中的一些现象可能是幻觉或者是欺骗性的，我们只能通过现象去猜测或推断世界的真相，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通过猜测或推断得出的结论是否确实反映或表达了终极实在的本质——对于我们这些仅仅具有格外有限的理性能力的存在者来说，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像是一道我们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只是我们在人类认知能力的最大限度内看到的宇宙，我们只能猜测而绝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宇宙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宇宙，或者我们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大爆炸出现之前是否还有任何宇宙。物理学家不可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因为作为人，我们确实想对一切未知的东西一探究竟，正如古代人想要理解电闪雷鸣从何而来，而当他们无法真正地理解这些自然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时，他们就创造出一个超验实在的世界，或者因为无法通过自己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来控制自身的命运而具有了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
一旦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作为纯粹动物而存在的状况，他们不仅就渴望理解自己所生活的外在世界，而且也渴望通过这种理解来认识自己并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他们为了应对自己所面临的选择压力而结为群体开始生活，并最终形成了我们当今所看到的各种形式的人类社会。人类特有的精神能力是在我们称为“社会进化”或“文化进化”的那个阶段产生的。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尽管人类产生了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开始认识到社会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就像康德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个体绝不可能被充分地社会化。一方面，自我意识让人们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及其对于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的重要性，而在任何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社会竞争也从未消失。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根本的事实，即任何人类个体实际上都无法脱离他人而过上一种繁荣昌盛或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设想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能够让我们过上比我们在孤独生活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我们需要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思考如何恰当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而即便我们承认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在道德上值得同等的尊重和对待，我们也需要思考平等与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例如自由和共同善的关系。当亚里士多德声称人天性就是社会或政治动物时，他不只是在说人天性就需要与他人一道生活，他也是在说人是具有语言和理性的动物，因此可以通过理性的对话和交流而造就一个比纯粹动物的生活更好的世界。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如何使用理性去处理我们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所碰到的或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人是能够追问其自身的存在状况的行动者，他们确实应当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追问本质上界定了哲学和哲学问题。
我之所以声称“我们生活在‘最哲学’的时代”这一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误导性的，是因为最为根本的哲学问题从人类存在以来就已经出现，得到了历代哲学家的反思和思考。这些最为一般的哲学问题包括：实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我们如何知道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我们应当如何组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或共同体？生活本身能够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是否存在生活的终极目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根本上是为了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进而寻求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生活。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活动，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实践性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沉思是为了成就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生活，而这一点无论是对整个人类来说还是对人类个体来说都成立。每个人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刻都会成为哲学家，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哲学意识的人。当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吃动物的肉时，我们可能会追问动物是否具有感受痛或快乐的能力，由此会进一步追问有意识的经验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与神经系统相联系；当我们在追问月亮在我们没有看它的时候是否存在时，我们可能是在追问一系列与存在和实体相关的问题，并进而去探究实在的根本的构成要素；当我们问我们是否可以为了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而杀死一个人时（例如在著名的“电车难题”中），我们是在探求正确行动的原则或标准；当我们想知道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的考生在高考中是否应该被加分时，我们就触及到了平等和正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无需认为哲学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因为哲学问题本身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既然我们已经被赋予了理性反思能力而无法摆脱对自身的存在状况的追问，既然人类生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生，而这样做既是为了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了对与我们一道生活的其他人负责，甚至是为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负责。我们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见识来反思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并由此而促进了我们对自己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思考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正如罗素所说：
事实上，哲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不确定性上。没有哲学色彩的人，一生都被禁锢在来自常识的偏见中，来自他的时代或他的民族的习惯性信仰中，来自在他的头脑中成长起来的信念中，而没有得到其深思熟虑的理性的合作或同意。对这样的人来说，世界倾向于变得确定、有限、明显；普通事物不会引起任何问题，而陌生的可能性则被轻蔑地拒斥。相反，一旦我们开始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最日常的事物也会导致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得到非常不完整的回答。虽然哲学不能确定地告诉我们它所提出的疑问的真实答案是什么，它却能暗示许多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思想，使它们摆脱习俗的束缚。因此，尽管哲学削弱了我们对事物是什么所具有的确定性感受，但它大大增加了我们对于它们可能是什么的认识；有些人从未进入过让我们获得自由的怀疑的领域，哲学消除了在这些人身上的那种有点傲慢的教条主义，并通过在一个陌生的方面展示熟悉的事物来保持我们的惊奇感。（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91）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是按照自己对此前的哲学遗产的审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包括当时发展出来的科学和文化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个人经验来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在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中，对核心的哲学问题的思考本身就具有一种连续性。但是，我们确实无需由此而否认每一个时代都面临自己特有的哲学问题，具有自己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的特定方式，并进而提出不同的答案。这本身就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思想活动而独具魅力的一个方面。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新科技的发展让我们面临一些人类此前不曾碰到的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迫使我们去思考机器智能是否有朝一日会超过人类智能，让我们产生了人类最终会被“取代”的忧虑；纳米技术、生物医学工程、认知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似乎使得人类以超越自然演化的方式来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变得可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明显地具有负面效应的问题，例如，核技术有可能会使得人类毁于自己手中，各种技术发明在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让我们耗尽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全球气候变化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则会对人类及其未来产生各种灾难性结果。我们确实需要利用哲学资源来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消除人工智能体最终会“取代”人类的忧虑，我们就需要思考人类心灵和人类智能的本质和来源，反思一下人类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具有或能够具有我们称为“道德地位”的那种东西，仔细考虑一下我们是否要把道德地位赋予人工智能体，而这也会导致我们去进一步思考我们与自然界其他成员（特别是非人类动物）的关系。为了探究人类增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不仅需要去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可能来源，确切地弄清楚人类精神能力与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关系，而且也需要恰当地界定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的伦理限度。为了共同面对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就需要对人性本身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不仅仅是学会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识，尽管具有这个意识是尝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其解决方案的探索中，哲学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即使哲学活动是由个别哲学家或者具有哲学意识的个人来完成的，但他们是代表全人类来思考我们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
然而，这也给哲学家或者有志于从事哲学思考的人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哲学问题是对人类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般问题，其答案一般来说是非终结性的或非结论性的——在哲学领域中并不存在任何绝对正确的答案，哲学家也不能只是按照经验观察和经验分析来尝试解决哲学问题。哲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往往是“以理服人”，即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提出尽可能有说服力的理由和论证来捍卫或反驳某个主张或论点。然而，任何人在认知、理解和反思方面都有自己的盲点。因此，既然哲学家或者有志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在为全人类思考根本的问题，他们就必须是思想开明的、谦逊的和民主的，他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哲学是要探求真理和智慧，而真理和智慧并不存在于任何以“哲学家”自居的人手中。同样，当哲学家在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们需要学会在哲学反思和现实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张力，他们需要具有某种现实感，因为不管一位哲学家得出了什么结论，哲学结论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哲学家的谦逊是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活动的本质要求，正如休谟所说，“做一个哲学家吧，但首先做一个人”。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以清晰明白、不预设任何哲学背景的方式展现了哲学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我特别乐意推荐本书。我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你可以初步感受到哲学思想的魅力及其对于个人生活的价值。感谢本书译者李麒麟教授以流畅的语言将这部短小精悍的导论性著作呈现给中文世界的读者——我自己知道从事哲学翻译是多么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本文为《哲学为什么重要》中文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