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

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三国鼎立,相持不下。继后,五胡入华,进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朝代更迭,如同游戏。

入魏之后,最为突出的是政治之转变。在东汉时期,汉人崇尚气节,敦崇伦际,社会上形成一种醇良之气习。但曹操拥有冀州以后,开始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一些不仁不孝之人,也能治国用兵,士风大坏。如建安十五年(210)春,他就下令: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又下令曰: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显见,魏武帝曹操此举,已完全抛弃东汉时期所实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转而采取重才轻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权诈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随之失平,风俗以之败坏。时人对这种弊端风习又作如下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曹操


其实,这也怪不得曹孟德。一是风习转换,固然与他的倡导不无关系,但终究是时势所迫,他是无法负其全部责任的;二是曹孟德自己为人就任侠放荡,颇有些流氓习气。陈寿《三国志》就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就曹操的行为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他“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行为如此轻佻,说明曹操不仅是放荡儿,而且也是轻薄子。

当然,在东汉末年与三国鼎立时期,任侠放荡者并非只曹孟德一人,凡是在当时闻名者,或为人豪侠,或行为轻薄,不治操行,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流氓气。不妨试举几例。如袁绍,《三国志》卷6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就说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许禇,勇力绝人,手下养着许多“侠客”,当汉末时,“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种“少年”,其实就是流氓,而“侠客”云云,其行为也大多与流氓相近。许禇豢养这类人物,其为人也可想而知。在吴国,名为豪杰,而实与“好事少年”、“轻侠少年”、“轻薄少年”这类流氓交往者比比皆是。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虽然少为县吏,但也“性阔达,好奇节”,与一些流氓都有交往。他历佐三县,所在多得声誉,一些“好事少年”纷纷归依门下,孙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184),黄巾军起事,汉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讨伐。朱儁上表,请任孙坚为佐军司马,于是,孙坚手下的“乡里少年”纷纷一同随征。又如鲁肃,裴松之注引《吴书》,就说他“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当时天下将乱,这位鲁子敬就学习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至于吴将甘宁,更是“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到了后来,甘宁更是成了一些“轻薄少年”的首领,“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闻名郡中。

北魏时期,史料上虽少流氓活动的记述,但也能找到一些。如当时有大倪、小倪两人,“皆粗险薄行,好为劫盗,侵暴乡里,百姓毒患之”。所为虽是劫盗之事,行为却如流氓一般。又如房法寿,小名“乌头”,弱冠时一度出任州里的主簿,但从其一辈子的行为来看,却与流氓极为相近。他在少年时,就好射猎,“轻率勇果,结群小而为劫盗”,以致成为宗族内的大患。至后,又时常盗杀猪牛,还“招集壮士,常有百数”,成为一个流氓头子。还有一位刘灵助,《魏书·刘灵助传》就说他“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显见,刘灵助初时也是一位流氓。

至晋代,关于流氓的记载就比北魏多了许多。《晋书·刑法志》曾就无赖之徒作如下阐述:

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

这里所说的“奸凶无赖之徒”,就是“流氓”。《晋书·刑法志》所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一般犯徒罪的,均是一些本性“元恶不轨”之人,一旦发配到山谷作役,就必然流为盗贼。其实,在晋朝,无赖凶徒是广泛存在的。如吴皮、王隐之流,本来都是“无赖凶人”,却被“皆加重爵”,看来在官场上混得相当不错。与此同时,即使是一些官员,也绝无行检可言,行同流氓无赖一般。如周缙,曾经在建康乌衣道中遇见孔氏之婢,当时正好他与同僚同车,但他不顾廉耻,“便令左右捉婢上车”,其强暴无赖,如此张狂。

在说及晋代的流氓时,不能不提到周处。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父周鲂,是吴国鄱阳太守,出身倒算是名门,但周处所行,却一如无赖。史载:

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陆机与陆云——引者)。

这段记述,其主旨固然是说周处弃恶从善,但从中对周处少时的无赖行径也揭示得淋漓尽致。周处的恶行,可与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称“三害”,可见周处平日里“不修细行,纵情肆欲”云云,实在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际所干的可能会更加横行无忌。

南朝刘宋,无赖流氓的活动也极频繁。首先,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很喜欢“摴蒲之事”,在赌博场上鬼混,很有些流氓习气。《宋书》卷64《郑鲜之传》载此事:“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蒲,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坐(座)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座)席与人!’”皇帝如此,外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萧思话,是孝懿皇后弟之子。当他十余岁时,未知诗书,整天“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至于一般官员,其少时的流氓活动更是随处可见。如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蒲”;臧质,“少时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也是轻薄无检。

刘裕


说及刘宋一朝的流氓,不能不提到朱龄石与王僧达两位。朱龄石,字伯儿,沛县人氏。少时就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他的舅舅蒋氏,人才伫劣。龄石就让其舅卧于客厅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更为可恶的是,其舅头上长有大瘤,龄石乘其舅熟睡之际,偷偷将大瘤割去,以致其舅一命呜呼!王僧达,琅琊临沂人,为太保王弘少子。后娶临川王义庆女为妻,又出任过太子舍人。从出身、婚姻、为官来看,王僧达还是个颇有身份的人,但所行却不加检束,如无赖一般。他先是在杨列桥观鸭斗,被有司纠参,而且“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

在南梁,流氓人物与活动也时常见诸史籍。据载,在南梁,戏荡好博之人不断。如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朱异,“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而那位南郡当阳人邓元起,在少时就成了流氓头子。史籍说他“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此外,一些有名的官员,若追查他过去的简历,或轻薄好游,或不持操行,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流氓习气。如王瞻,“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闾里所患”;张充,少时也“不持操行,好逸游”,《梁书》这样记述他出猎时的行径:“左手臂鹰,右手牵狗。”架鹰牵狗,这本来就是纨绔恶少的本色。

关于南梁流氓的活动,最值得一记的是曹景宗、陈伯之两人。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自幼就善骑射,喜好畋猎,很有胆勇,手下有一批无赖少年。后来做了官,当上了侍中、将军以后,仍不能摆脱其原有的流氓习气。他为人自恃尚胜,每次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还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这一仪式,本来不过是嬉戏而已,而他的部下则借此“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部下这种流氓行径,曹景宗实负有其责。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幼时就很有膂力。年13岁时,就喜欢带獭皮帽,时常带着刺刀,等到邻里田中的稻熟,就偷偷割稻。有一次,正在割稻之时,被田主发现,伯之就大耍无赖。史籍作如下记载:“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少时的无赖习气,已是跃然纸上。

关于南陈时期的流氓活动,史籍的记载也着实不少。陈高祖少年时,就“俶傥有大志,不治生产”,颇有些流氓习气。只是长大以后,喜欢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才成为“成者为王”一类的人物。在南陈,“恶少年”的活动时有所见。如宝安,年十余岁时,就“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驰骋,靡衣偷食”,一副贵游公子的派头。后周文育为晋陵郡守,因征讨而无暇顾及郡中政事,就让宝安监知政事。宝安上任后,就“聚恶少年”,专干不法之事,成为地方上的心腹大患。值得指出的是,后陈流氓大多流入军队,危害军队的军纪与战斗力。如当时有一支“自在军”,其中招集的军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门客的活动也时见诸史载,同样应给以适当的叙述。在当时,“土豪”一词,通常是指那些先世无高官重名而在当地有财有势,但政治上却没有地位,往往被士族高门轻视的人。如西魏的“豪右”王覆怜因“先世无闻”,故被目为“土豪”。梁末的落难士族子弟王元规,即将“土豪”刘瑱看作“非类”,不愿与他联姻。不过这些土豪“子弟纵横”,为此,“百姓甚患之”。如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后刺史薛道摽率兵讨伐,李波率其宗族迎战,“大破摽军”。因此,李波一家,成了“逋逃之薮”,一些流氓无赖也纷纷归附于他。所以当时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可见,当地百姓对李波一家,惧之如虎狼。

这些土豪,手下又养着一大批“宾客”与“门客”。如南齐曹虎,“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 “荒客”云云,其实就是门客,也是一些无赖流氓。这些宾客,也是似狼如虎,在当地胡作非为,欺压平民百姓。如晋祖逖手下,就有一批“宾客义徒”,都是一些暴桀勇士。这些人平常“多为盗窃,攻剽富室”。一旦被地方官吏所获,祖逖就自己出面救解。

所谓“客”,有时又指“剑客”。如北魏阳固,性格俶傥,不拘小节,少时就任侠,“好剑客,弗事生产”。北齐高昂,为人俶傥,胆力过人,专事驰骋,剽掠当地。他“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可见,“剑客”之类,与流氓打手无异。

魏晋南北朝存在的流氓人物及其活动,也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游手游食之人颇众,为流氓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如晋人傅玄就说晋朝“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晋人束皙对当时城市游食之多,更是作了如下详尽的概括:“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其实,“数过万计”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有晋一代,实际游食的人数将远过于此。到了东晋,因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也大量随之南奔,称为“侨人”。除“侨人”外,东晋还有很多“浮浪人”。据载,所谓“浮浪人”,就是“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北周时期,从小农中也分离出一批好逸恶劳、不勤事业之人,其实就是一些农村二流子。他们游手怠惰,早归晚出。虽然地方官府将他们单独编为一籍,守令随时对他们加以处罚,但这些二流子仍是有增无减。小农一旦脱离耒耜,流入城市,游手游食,成为无籍贯的浮浪人,其中的大部分固然又会找到新的正当职业,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一部分则成为游手无赖,为害社会。

无赖少年与轻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流氓的大量活动,应该从“无赖少年”与“轻侠”中去寻找。关于“少年”,在当时称呼不一,或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与“勇敢少年”,或称“恶少年”、“乡党少年”与“州里少年”,统称“无赖少年”。所谓“轻侠”,虽可归于侠客一类,但有时与恶少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所以又有了“轻侠少年”的称呼。有关轻侠的称呼也多种多样,如“凶侠”、“奸侠”、“游侠”之类即是。“游侠”一称,固然是战国、秦汉时的遗存,而“凶侠”、“奸侠”云云,则已明确道出这些轻侠不仅有一副凶狠的无赖嘴脸,而且所行也均是一些奸恶之事,并非一身凛然侠气。

关于“无赖少年”的活动,正史中有不少记述,不妨摘引分类如次:

首先,这种无赖少年,在史籍中称之为“少年”,不作任何意义的限定。如东汉末,张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曹仁也“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

其次,在少年之前冠之以“轻薄”、“好事”、“勇敢”等限定性的词。吴将甘宁,少年时就好游侠,于是手下就招集了一批“轻薄少年”。这些少年,有些其实就是亡命之徒,身负杀人命案。北魏时,一些郡国的豪右,大为民蠹。于是,太宗下令,优诏征召豪右,但民间多留恋乡土,一些地方官吏就逼遣豪右。为此,就有一些“轻薄少年”,乘机煽风点火,“所在聚结”,以致“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吴地豪杰孙坚手下,除了乡里知旧以外,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好事少年”。北周陈忻,少年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少年对他敬惮三分。魏孝武西迁之后,陈忻“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

再次,这种少年,有时则又称“乡里少年”、“乡党少年”,或称“州里少年”。所谓“乡里”、“乡党”、“州里”云云,其实都是一种地域性的限定,意思均指本地少年。如南陈周敷,本为郡中豪族,为人胆力劲果,超出时辈,而且生性豪侠,轻财重士,于是一些“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又如任忠,少年时孤贫微贱,被乡党邻舍所蔑视。等到长大,就变得为人诡谲,足智多谋,而且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因此“州里少年皆附之”。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年,其种类甚多,他们不但为人轻薄无赖,到处煽风点火,扰乱社会治安,而且还好事凶顽,在乡里为非作歹,是一群为害社会的恶少。这批恶少的存在,对社会治安一直构成巨大的威胁。一旦封建统治秩序败坏,这些少年就会聚集在地方豪侠的门下,或与贼盗合一,或起而谋叛。如侯景之乱时,南昌著姓熊昙朗就聚集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当然,有时候朝廷与地方官府也利用这些少年好勇斗狠的特点,调遣他们镇压叛乱或农民起义。如东汉末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事,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征讨。孙坚为佐军司马,而随他出征的乡里少年也为数不少。又如梁末,海宁、黟、歙等县及鄱阳、宣城一带,多地方盗贼,近县官府甚感苦恼。当时有一位程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于是地方官府就让他招募少年,“逐捕劫盗”。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侠,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游侠,二是轻侠,三是凶侠与奸侠。分类不同,其性质也有所区别。这里所要叙述的是,这些侠客如何从行侠仗义之侠转化为为非作歹的凶侠与奸侠。

先说一般意义上的游侠。如刘宋时期的龙符,为人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年时好游侠,“结客于闾里”。又如晋时石崇,也是“任侠无行检”;还有北周时的韦祐,少年时就好游侠,与他相交游的人,都是一些“轻猾亡命”。

关于“轻侠”,其活动也时见诸当时史籍。轻侠,有时就是豪强大族的同义语,他们不但与流氓无赖相通,而且与贼盗勾结,成为控制一方的恶势力。如三国时吴国斯从,为一县吏,“轻侠为奸”。当时贺齐“守剡长”,打算对斯从严加惩治。于是,主簿劝道:“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但贺齐不听劝阻,一心严惩,将斯从立即斩首。不久,斯从的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有时“轻侠”成为豪强的门下之徒,或从事谋反,或起兵反叛。如北魏太宗时,昌黎王慕容伯儿“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又如晋代王廞,“即墨绖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至于少时轻侠、长时修改,在当时更是习以为常。如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又如刘海宝,也是“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这种轻侠,有时则称“轻果”、“轻险之徒”,与盗贼一般无异。“轻果”云云,是说这些人为人轻率果敢,不计后果;“轻险”者,则在轻率果敢之外,又增加了奸险一意。如北齐时有一位东方老,少年时粗犷无赖,结交“轻险之徒”,共为贼盗,成为乡里大患。

轻侠一变而为凶侠,说明其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侠义的一面逐渐减少,而凶残暴戾的成分却渐趋增加。直至奸侠,轻侠流氓化的历程已经彻底完成。什么是“凶侠”?一般说来,凶侠就是指那些大为民蠹的郡国豪右,也即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如北魏太宗时,下诏征召豪右入京,以致盗贼四起。太宗曾问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对凶侠乱民有所释义:“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令有逃窜。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何如?”所谓“奸侠”,比起凶侠来,就带有更多的流氓气。他们虽为人轻财重气,却也奸险狡猾,是一些十足的地方豪猾。如北齐时有一位薛脩义,少年时为人奸侠,轻财重气,时常招召豪猾,即使“有急难相投奔者,多能容匿之”。又有一位李愍,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到40岁时,仍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可见,诸如轻侠、凶侠、奸侠之辈,他们不仅是一些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而且时常聚集在豪右门下,成为地方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读书推荐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