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出,在传承中凝聚新力量

3月19日,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颁出。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熊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突进的艺术与革命意识的重构》、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路杨的《经验、情理与真实——再论古元延安木刻的风格“转变”》、 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羽的《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的“风格”政治刍议》、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的《“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准聘副教授袁先欣的《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5篇作品获奖。

唐弢是我国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藏书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其家人在唐弢逝世后将其全部藏书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赢得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敬意。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意在弘扬唐弢的学术精神,鼓励年龄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青年学术奖之一。自2022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举办该奖项,支持中国青年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成长。

唐弢之子唐若昕


今年是唐弢诞辰110周年,唐弢之子唐若昕出席了颁奖仪式并为奖项揭幕奖杯。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特别介绍,奖杯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唐弢书椅进行3D复原等比例缩小,唐弢书椅可以变成梯子蹬踩拿取图书,以唐弢书椅作为奖杯,取“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之意,期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够以书为伴,以学问为志向,以老一辈学者为榜样,在学术研究上不断精进。

在活动现场,唐若昕深情回忆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由来,他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十几年来得到的支持表示感谢,也对文学事业的生生不息表达敬意与感慨。

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唐弢书椅进行3D复原等比例缩小的奖杯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今天在上海颁发“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一定意义上,“唐弢先生回到了上海”。人们相聚这里,也是对唐弢那一代人的初心和志业最好的纪念、重温、继承和弘扬。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几代人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所倾注的心力和热情,所以我相信它会真正成为一代又一代满怀理想、才华的学人们,踏上他们更为宽阔的学术道路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路标。”李敬泽说。

评委代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表示,“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给了广大青年学者一个有力的支持,让他们能在高校指标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兴趣、方向和标准。

获奖代表袁先欣坦言,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后学,她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正是高喊“文学已死”“现代文学已死”的时代。“今日回想起来,最终吸引我留在现代文学的,除开对议题本身的兴趣,或许更重要的是几位师长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文学,研究与深切的时代关怀,仍然以活的方式互相关联。这正是唐弢先生所遗留下来的、与他的著述一样珍贵的传统。”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随后举办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学术研讨会和中国青年批评家系列活动。李敬泽、陈思和、王军、吴俊、王鸿生、郜元宝、罗岗、程光炜、文贵良、李丹梦、周展安、金理、黄平、项静、李斌、姜振宇、石岸书等学者就“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展开探讨;李蔚超、周展安、熊鹰、袁先欣、邓小燕、李斌、朱羽、路杨、罗雅琳、黄平、金理、陈培浩、樊迎春等青年批评家则就青年学者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畅所欲言。

这个周末(3月18、19日),首届短篇小说论坛、思南读书会对谈、唐奖青年学者对话等活动都在上海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参加了各类文学活动。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增强为高校、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学术支持的能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继续发展,培养中国文学批评新力量的重要举措。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阚宁辉说,作为九十年前唐弢先生文学起步的地方,上海将通过举办和开展一系列高质量的论坛和出版活动,开启“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世纪新篇章和海上新里程。

活动海报


附: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授奖词

熊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突进的艺术与革命意识的重构》熟练运用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材料,以德国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革命及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为线索,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德国-中国-日本等多重语境的比较分析,不仅为鲁迅在1930年代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权的思考提供了独特诠释,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案例。

路杨的《经验、情理与真实——再论古元延安木刻的风格“转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古元木刻在开掘新生活与旧形式的创作经验,指出古元的形式探索真正关切的是如何通过扎实创作,构造富于情感性的艺术“细节”与有条件的“真实”,从而在根本上贴近农民的生活经验、情理结构与身心感觉。

朱羽的《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的“风格”政治刍议》接续唐弢对于周立波新旧叠合风格的解读,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富于说服力地呈现了周立波所认同且依赖的“政治风格”,在“以小见大”中折射时代的伦理难题,具体而微地重构了周立波作品中作为“生”之“态”的社会主义生活世界,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提供了文学经验的线索。论文切入点准确独到,同时具有理论和历史的纵深。

陈培浩的《“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 紧紧抓住“现代汉诗”与“当代性”两个概念,将其作为现象及理论问题展开探讨。论文涉及如何看待现代性,如何面对现代性的产生和展开,如何面对非西方艺术在现代化与主体性之间取得复杂、微妙、艰难的平衡等重要问题,为现代汉诗研究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新思路。

袁先欣的《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笔下的苗人,与湘西苗族调查、苗民革屯运动进行了历史性对读,深入解剖了作家对民族、地方、国家等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有力地呈现了沈从文的族群观念与同时代的知识生产、政治事件、民众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视野开阔,史论结合,深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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