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是日本的四大垄断财阀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该财阀一直居日本四大财阀之首，是日本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三井依靠政府起家，与政府之间互相扶持、相得益彰。其影响力延续到今天，樱花银行、东芝、丰田等均属三井的产业。相比之下，中国的胡雪岩也是靠政府起家，而且还被授予一品顶戴，被称为“红顶商人”，一度在官商两界如鱼得水，但是终究没能逃脱倾家荡产的厄运。
依靠政府发家
三井财阀的成功得益于依附权力。在幕府时期，三井家族是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在吴服和钱庄经营方面享有特权。三井的吴服店于1687年获得幕府御用吴服商的地位。当时各藩上缴幕府的贡奉需要运到江户（今东京都中心千代田区），交通不便，而且路上盗匪出没，很不安全。三井设立的兑钱店解决了这个问题，三井负责收缴大阪地区的贡奉，然后以汇票的形式发到江户钱庄，再由江户钱庄把汇票兑成金银交给幕府。三井被幕府指定为御用钱庄，在兑钱的过程中，幕府允许三井在一段时间内用“公款”放贷。于是三井借此机会不断扩张家业。
1673年，三井财阀的创始人——三井八郎兵卫高利在江户和京都开办绸缎庄，并兼营钱庄，建立起了三井财阀的基础产业。
幕府大政奉还之后，三井又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御用钱庄，钱庄80%的存款来自政府。新政府初期，为筹措资金，还由三井为政府发行国债，并可以从中提成20%。三井借着这个机会申请成立西方式的银行（Bank），成为日本第一家银行的股东和经营者。在“金行”与“银行”之间，三井家族选择了“银行”这个名词，“银行”的说法从此诞生。
胡雪岩的发家历程大体相似。首先，胡雪岩结识了浙江官员王有龄，获得了政府采购和管理政府度支的差事。他通过政府采购赚取差价，并且通过垫资收取利息。他还利用管理的政府度支从事信贷业务和实业。接下来，胡雪岩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了京城，吸收官员存款。由于胡雪岩的信誉极佳，许多官员都把“灰色收入”存到他这里。王有龄殉国后，胡雪岩又结交了左宗棠。在帮助左宗棠筹借洋款的过程中，胡雪岩获得了大量回扣。
政商关系
靠权力得来的利益，如何能不被新的权力所没收呢？
三井得以长久生存与日本当时的多政治核心状况有关，而且站队正确。
三井依靠幕府成长起来，成为幕府的官商。但是在幕府末年，随着危机四起，幕府也开始吃大户，三井责无旁贷，对此三井积怨日深。后来，三井挪用幕府的公款十万两进行放贷，结果招致百万两罚款。而三井的账面只有15万两，百万两罚款等于是要让三井破产，最后，在周旋之下，罚款减为18万两，且可以分期付款。此事虽然摆平，但是三井却有了心结，开始暗地里与维新派接洽。
政治权力助推了三井的发展，三井也对政治权力予以资助，起初是支撑幕府，后来脚踩两条船开始与维新派眉来眼去。可以说维新派如果没有三井的资助，很难上台。
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
1867年10月14日，德川幕府把权力奉还给天皇。以朝廷为中心的新政府成立后决定用武力给幕府残余势力施压。为了筹措军费，新政府发行了代金券，相当于国债。三井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府，而多数富商则对新政府的吁请装聋作哑。三井的选择立刻收到了回报，新政府宣布三井为御用商。
三井资助维新派上台是一回事，维新派上台后是回报三井还是过河拆桥是另一回事。庆幸的是，明治新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需要财阀资本的合作，于是出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扶植、相得益彰的局面。在日本近代崛起过程中，财阀资本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新兴的三菱也是支持倒幕的财阀，后来实力直追三井。
三井始终得到日本最高权力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最高执政者也会有人事变动，企业的长久生存还需要制度保证。当时与三井家走的最近的维新派当权人物当属一度担任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井上馨。此人是“长州五杰”之一，倒幕前曾到英国留学，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方的政治家。井上馨积极倡导日本“脱亚入欧”，主张日本的资本主义要跑步前进必须走政商结合的道路，因此对大商人格外倚重。大久保利通掌握实权后，提出了“殖兴产业”政策，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国家的力量扶持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日本与西方列强比肩。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但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于通过政府力量扶植大企业，帮助日本迅速实现工业化。官方对企业的基本态度是，既不眷顾也不为难，以政府利益为重。
图片顺时针方向左下起井上馨、远藤谨助、井上胜、伊藤博文以及山尾庸三（UCL 供图）
长州五杰指的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长州藩政府秘密派往英国留学的五位藩士，包括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井上馨、远藤谨助。他们均在后来明治维新和之后的明治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三井的产业迅速扩张，形成了一个覆盖金融、商业和近代工业的经济帝国。到二战结束时，三井财阀几乎控制了日本十分之一的财富，富可敌国。反过来，三井也在日本近代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井积极发展军工，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三井的海外业务为日本政府收集情报，为其侵略探路。军国主义对于世界而言是场灾难，应该批判，但这里体现出的和谐政商关系值得注意。
当然日本也有被政府逼到绝境的企业。当时日本从事放贷业务的企业都有泡沫，这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政府让他们交够储备金，通过这个办法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商业资本，留下了值得政府扶持的大商业资本。这主要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非私人恩怨。
反观胡雪岩，白手起家，从草根成长起来，始终未能够到最高权力，主要是与地方官员熟悉。当时的中国处于君主专制王朝末期，地方官员自身的安全都没有绝对保证，更别说保护自己的商人朋友了。左宗棠同情慈安太后，得罪了慈禧太后，但是以左宗棠的地位，慈禧不会轻易动他，却可以拿他的身边人开刀。当然更根本的在于，对当时中国的官僚体系而言，商人只是附庸。大商人几乎都要捐官，才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员与商人结交往往有私利在里面，有人是为了让商人帮助自己谋求更大的政绩，比如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但也有人是为了中饱私囊，这种私利为国家的正式法律所不容。加之官员之间难免相互倾轧，把别人的官商关系作为攻击政敌的借口。比如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一系，就把攻击胡雪岩作为攻击左宗棠的缺口。在这种倾轧之中，道义是非被放在两边。商人生活在夹缝之中，常常是“神仙打架”，商人遭殃。
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清朝政府先后敕封这几位重臣为两江总督。王浩辉创作，现存南京总统府
此外，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大一统历史，但企业发展却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而日本虽然有着长期的藩国传统，但在明治新政府之后，企业发展却很少受到地方政府的挤压。
清朝末年，随着对外通商、洋务运动，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许多钱庄都存在泡沫。对此政府缺乏管理经验，没有有效的举措控制风险，加上洋商的挤压，政府非但不保护民族企业，还充满了内斗，胡雪岩等巨商都倒在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中。
实业维艰
从发家的产业来看，三井与胡雪岩具有类似之处，三井是靠吴服和钱庄发家，胡雪岩是靠钱庄和生丝发家。不过后来，三井的钱庄发展成了现代银行。但从“第一桶金”来看，三井与胡雪岩都具有前现代的特征。近代以来，重工业的发展愈发重要。然而重工业需要较大的投入、见效周期长，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帮扶尤为重要。三井、三菱等财阀在日本政府的帮扶下不断壮大，而胡雪岩基本上没有涉足重工业，积极投身重工业的唐廷枢等则下场凄凉。
唐廷枢
晚清改革的羁绊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先后在上海、福建设船厂，开始制造轮船。轮船业的见效周期较长，但是清廷却缺乏耐心，更有人从中作梗。一是朝中的清流，他们不了解现实，专门针砭时弊，有的是出于公心，有的难免有私人意气在里面。同治十年十二月，不受重用的内阁学士宋晋上折要求停止造船，认为：造船费用太高，应该把该项经费转到户部，以备急需。对此，李鸿章上奏《议复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经过争论，清廷最终还是采纳了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意见。最后李鸿章实行了折中策略——轮船招商，购买国外轮船，从事民用运输，同时发展军事舰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军民融合”。
二是传统产业担心被替代而百般阻挠。现代轮船业直接威胁漕帮，而漕帮也是官商，势力极大。比如朝廷让总理衙门会同南、北洋大臣共同商讨筹办轮船招商一事，曾国藩死后，何璟主持南洋事务，何璟支持漕帮，因而对主持北洋事务的李鸿章不予配合。
三是民众的传统观念难以接受新事物。比如百姓认为，采矿破坏了风水，视洋人工程师为异物。自太平天国之后，维稳是政府的要务，政府自然要考虑民意，避免激起民变。
1898年建威号驱逐舰下水仪式，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史的重要发展历程
起初中国的轮船业采用了官本官办的模式，但是由于用人不当，进展不顺。而且由于产权不清，主管者借机以权谋私，用远超市场价的价格购进已落伍的轮船。后来不得不改采官督商办模式。唐廷枢任轮船招商局总办，雷厉风行，积极募股，实现了以商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但由于政企不分，还是处处受政府掣肘。为政府利益，经常接手一些赔本的买卖不说，还要照顾各种关系，为政府或官员个人解决一些难以处理的开支，安排一些不必要的职位。如果靠关系进来的人有能力还好说，就怕一些胡作非为的人来坏事。中国近代的企业始终没有解决官商不分、私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的问题，想不出经济问题都难。在这种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再开放股票市场，无异于放大风险。
唐廷枢一直想摆脱官股的控制，但是在运作不畅之时又不得不求助于官家。对于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始终念念不忘官本官办。最终借由整顿之机，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为了揽权，赶走了唐廷枢，改变了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方针，甚至高管都要穿官服来开会，最终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大大缩水。
轮船招商总局是座古老的建筑，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经历了岁月的流逝，这座建筑的房龄已经超过110年
明治维新的近代工业探索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就出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探索，当时主要是各藩自己的摸索。这或许也是一种优势，日本当时有200多个藩，也就是说有200多个出资主体。而清政府往往依靠中央权力推行洋务，只有一个出资主体，让地方政府出资就要协调和平衡各方关系。在日本明治初期，政府出面举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涉及铁路、矿山、造船、水泥等各个领域。但同时政府也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还给民间资本提供优惠贷款。一段时间之后，官营与民营在效率上的差距显现出来。官营企业往往摊子铺得很大，却收效甚微。民营企业却能更好地集中资金、人才和技术。明治政府在认清形势之后，于1880年开始陆续处理官办产业，由官营转为民营，走直接扶植私人资本的路线。三井、三菱等财阀在这个“贱卖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迅速壮大。表面上看，当时政府是吃亏了，但长远看，这些大财阀对政府的回报巨大，而那些产业如果继续官营将难以逃脱破产的厄运。
日本六大财团组织形态一览表
在具体业务上，日本政府对待实业的态度依旧是不眷顾、不为难。特别的眷顾难免有偏私，故意刁难则会限制企业发展。当企业的行为可能危害整个行业甚至国家之时，政府才会出手。比如三井与三菱在海运方面的竞争，使得日本的海运实力壮大，货船先进、船只数量庞大、吨位数惊人……对此，虽然双方都朝中有人，但是政府并不介入二者正常的商业竞争。随着竞争逐渐恶化，双方势同水火，这时政府才出面调停，让双方成立了合资的物流公司“日本邮船”，让日本的海运业继续壮大，而不是在内耗中衰落。反观清政府，对于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不闻不问，个别官员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然而，由于明治政府过多地插手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工业品价格暴跌，同时米价上涨，一些企业停产，经济危机接踵而来。面对这种局面，政府主导拿出了以收缩战线为主旨的改革方案，使日本经济得以软着陆，保住了刚刚兴起的现代产业。
超越家族企业
三井虽然最初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三井并非一家，而是包括了血缘相近的11家，一开始就具有了企业集团的特征，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在摆平幕府罚款一事中，三井依靠的是三野村利左卫门，这是三井的一个额外收获。出身微寒的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出现从本质上改变了三井的家族企业结构，开始有外人进入企业的高管层，一步步把三井推向巅峰。三野村受到了三井家的优待，这昭示了三井的开放态度——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华，都能在三井找到一席之地。后来正是许多外姓人的职业经理人，书写了三井的辉煌篇章。在中上川负责三井银行期间，他毅然斩断了依仗政府高官的畸形关系，遵循市场规则办事，改革薪酬人事制度，使三井进一步洗脱了身上的封建残余。1891年，设立了“三井家临时评议会”，类似于董事会，除了三井家组的8个成员外，还有7个外姓人，对重大资产事宜进行决策。
三野村利左卫门（1821-1877），明治初期三井财阀的奠基人
反观胡雪岩，基本上是一言堂，其与各“分公司”主管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人情维系。由于缺少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内控机制，他的上海钱庄的档手老宓挪用公款，这成为胡雪岩资金链断裂的导火索。
家族企业的发展如果最终不能超越家族企业，将很难长久。
胡雪岩等人的经历令人唏嘘不已。中日两国商人在近代史上的不同遭遇昭示了不同的国家实力和国运走势。对照日本财阀的发展经历，其背后所体现的政商关系、企业发展模式、公司治理等问题值得深思。
作者介绍
毕竞悦：现为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