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说谎？”
对于从事悬疑写作二十年的蔡骏来说，“谎言”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在新作《谎言之子》中，他讲述了一个构建在谎言之上的故事，以此折射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奈。3月12日，蔡骏与作家那多、走走做客上海钟书阁，与读者剖析《谎言之子》中两桩跨越16年的谜案，以及案件背后的悲剧和秘密。
《谎言之子》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
原生家庭有时是叠加在孩子身上的恶
16年前的清明夜，上海郊区工地上发现一具面目全非且被剪断手指的尸体。刑警许大庆查案未果，不久妻子文雅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在家中自杀。16年后，许大庆在妻子遗物中发现她与一个陌生男人的亲密合影。当一起连环车祸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潘多拉之盒”，一场盘根错节的死亡迷局被再次引爆。
而对于这场迷局，小说的名字或许给出了些许答案。蔡骏透露，《谎言之子》的最初构想是以一个孩子的“犯罪”为核心。“作为作家，我更关注当下与未来。而孩子是中国的当下以及中国的未来。”在创作过程中，蔡骏不断加入一家三口等元素，为孩子的“犯罪”裹上一层悬疑的外衣，把个体的“谎言”变成了一群人的“谎言”。“这代表了我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比如原生家庭的影响有时是叠加在孩子身上的恶。没有犯罪的人并不意味着不是一个恶人。很多时候，有些人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犯罪’。”
为了营造一种罗生门式的艺术效果，小说叙述分为阴面和阳面。蔡骏说，文学作品中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人物意义上的谎言，通过人物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营造出迷惑性的假象，另一种则是作家意义上的谎言，这是文学技巧的一部分。两种谎言融合在一起，会构成独特的魅力。
“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交织着个体与集体的‘谎言’，维持着社会的假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才衍生出了很多悬疑犯罪小说中所涉及到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蔡骏说。
蔡骏
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游戏
走走认为，蔡骏的创作更侧重于探讨真实的社会议题，表现出更深的社会关照。《谎言之子》基于家庭的情感走向已经有了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倾向，体现了东方式的创作理念。中西方的推理悬疑虽然都源于因果论，但东方的因果论中有更多的情感羁绊，欧美则更注重展现犯罪的科技走向，有一套完整的犯罪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
那多也观察到《谎言之子》对于真实案件的影射和延伸。在《谎言之子》中，人们如何戴上面具，并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样的主题很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本格、新本格可能更注重谜团、密室，更具游戏性和娱乐性，但社会派更注重情感，这种共情感是读者喜欢这一类型小说的原因。
那多表示：“在社会派推理中你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小说中的故事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能看到一个人‘从哪里来，如何走到杀人的那一步，之后又往哪里去’。我们会感到在生活中做错一个选择也有可能变成和小说中人物一样的处境。这是读者喜欢这类小说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游戏。”
活动现场
回归创作的原点，找到笔下的“现实”
拓展到整个文学的维度，走走分析了包括悬疑推理小说在内的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别。纯文学倾向于从宏观角度上去看待细节对人的影响，就像“蝴蝶效应”，乐于构想一个罪案如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类型文学更关注人的犯罪动机。《谎言之子》中“人的身份被篡改”的细节让走走看到了当下中国推理开始有了把社会和真相放进来的努力。
她认为最好的悬疑小说不是叙述诡计的那一类，不局限于刑侦、法医学的范畴，还需要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广告学等等学科的内容。同时，一部没有遗憾的悬疑作品还要能系统地处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尖锐的现实矛盾。
“生活永远比小说更曲折离奇。”那多表示，真实案件中往往存在很多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因素，这些反而需要在小说创作中得到梳理，需要小说家通过由虚化实的方式让读者信服。这意味着，小说家在走进真实案件的同时，又要能做到从真实案件中走出来，回归创作的原点，找到笔下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