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共和元年”（1793）年末，托马斯·潘恩（1737-1809）被捕，罪名是“图谋颠覆共和国”。他被关押在塞纳河畔卢森堡监狱，等候宣判。此时距离他以美国革命元勋身份毅然投身法国大革命（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要为欧洲大陆每一个国家书写一本属于他们的《常识》”），尚不足两年时间。
潘恩的政治导师富兰克林曾宣称，“自由之处是吾国”，对此潘恩回应道，“自由缺失之处是吾国”——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潘恩离开英国奔赴美洲殖民地，因为他不忍直视殖民地人民遭受横征暴敛。在实地考察后，潘恩发表政治宣传册《常识》（Common Sense），揭穿“君权神授”的真面目——“在英国，除了发动战争和割让领土，国王几乎无事可做；坦白来说，就是把国家变得一贫如洗，纷争不断。对于个人来说，让他每年收入八十万英镑，且受人顶礼膜拜，这确实是桩好买卖！”与此同时，他号召大陆会议与英国彻底决裂。
潘恩的政论文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军民的革命士气：1776年底，在横渡特拉华河途中，华盛顿命令大陆军官兵传诵潘恩的《美国危机》，其中的名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最能激发革命斗志。结果，大陆军顺利攻克特伦顿，随后成功袭取普林斯顿，一举扭转战局。正如另一位革命元勋约翰·亚当斯日后所言：“如果没有《常识》作者的笔，华盛顿的剑就会徒劳无功。”
凭借他在美国革命中建立的巨大声望，潘恩与富兰克林、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一道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身份。尽管潘恩的法语并不流畅，但他还是作为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代表当选国民公会议员，数日后又被选为国民公会宪法委员会代表（共九名），承担为法兰西共和国草拟宪法的神圣使命。
这是潘恩在法国政坛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和法国大革命领袖的“蜜月期”。与潘恩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当时占据政坛主导地位的吉伦特派（如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等人）：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人不多——少数特例如拉法耶特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潘恩并肩奋战，结下了深厚情谊——而其中多属吉伦特派。潘恩之所以与上述诸人交往密切，不仅因为语言相通，便于交流，更因为他们在世界革命、人道主义以及共和思想等方面颇多共同之处。与此相反，在潘恩看来，雅各宾派多为目光狭隘的小市民，既不能讲英语，又不关心世界革命——公益律师丹东、业余科学家马拉、“不可腐蚀者”（l'Incorruptible）罗伯斯庇尔（来自加来海峡省）等皆难以入他的法眼——平心而论，对于在英国君主立宪政体下成长起来的潘恩来说，他无法同情雅各宾派（在险恶局势下掌权）的艰难处境，更难以理解产生恐怖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后来双方交恶的一个根本原因。
罗伯斯庇尔一开始对潘恩满怀期待。潘恩为驳斥柏克《论法国大革命》（1790）而作的《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1791）——其副标题为“回答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令罗伯斯庇尔大为倾倒：他天真地以为能够写出如此雄文的作者一定是自己的同道中人。但罗伯斯庇尔很快发现，手工工匠阶层出身的潘恩原来并非他所期盼的无套裤汉。双方矛盾冲突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处理已被国民公会罢黜的国王路易十六。潘恩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有专人翻译），宣称他投票支持共和国，但反对处决路易十六（担心引起欧洲王室的疯狂报复——即第一、二次“反法同盟”）。因此，潘恩建言将路易十六流放至美国——这也是华盛顿在致法国当局亲笔信中的建议：路易十六曾热心襄赞美国革命，如果法国把他送上断头台，无疑会大大“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潘恩的演讲声情并茂，但却被马拉粗暴打断，后者无端指责潘恩的贵格会（Quakers）信仰，并断言作为“一名外国人”，潘恩根本没有资格在国民公会演讲和投票——事实上，早在1792年8月，潘恩已被正式授予法国国籍。
尽管遭到雅各宾派阻挠，潘恩并未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与好友斯塔尔夫人共同策划，希望能够从国民自卫队手中解救王室（斯塔尔夫人公开为王后安托瓦内特作无罪辩护，但“革命法庭”不为所动），并协助其潜逃至美国“政治避难”。由于势单力孤，计划落空，潘恩由此益发成为雅各宾派眼中的危险人物。
1793年春，在吉伦特派操控之下，马拉以“叛国罪”受审。在法庭之上，潘恩与佩蒂翁一唱一和，当众抖落马拉诸多隐私，令座中雅各宾派群情激愤。随后，在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遭受诬陷一案中，潘恩再次出庭，为之辩白洗冤——此举与吉伦特派主张不谋而合，雅各宾派由此将潘恩视为吉伦特派的同党。然而，正如鲁昂大学卢尼西（Carine Lounissi）教授在《托马斯·潘恩文本中的政治思想》（La Pensée politique de Thomas Paine en context: Théorie et pratique）一书中所言，尽管潘恩与吉伦特派交好，也时常为该派控制的《共和报》等报刊撰稿，并且和孔多塞、布里索等人私下“往来频繁”，但他们并非像雅各宾派指控的那样结党营私。恰恰相反，潘恩与吉伦特派之间更多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比如孔多塞和潘恩在是否支持一院制立法机构、特许权的分配范围以及如何应对贫困等问题上曾多次展开激辩；布里索比潘恩更深地卷入党派和政治纠纷，而潘恩对此毫无兴趣——他在另一部名著《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中曾写到：包括党派在内，“在我看来，一切国家的教会机关，无论是犹太的、基督教的还是土耳其的，都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炮制出来用于恐吓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润”。
同年6月，雅各宾派成功铲除（字面意义上）一切政治对手，成为法国政坛的绝对主宰，同时也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清洗”。潘恩当年的政治盟友大多死于非命（潘恩曾为二十二名被控叛国罪的吉特伦派领袖进行辩护，未果），他本人在共和元年宪法中表达的人权和共和思想被无情删除——在关于是否改革法国君主制、促进人民主权、鼓励所有公民自由讨论政治，以及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问题上，潘恩提出的主张在革命派看来“过于前卫”，不合时宜——潘恩本人则由此哀叹“共和国已死”。除此之外，潘恩在法制败坏、权力过于集中、人身保护令被废止等问题上和雅各宾派发生激烈争执——雅各宾派素以不宽容著称，其座右铭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而倔强的潘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由此双方斗争已不可调和。10月，潘恩被列入公安委员会黑名单。11月，罗伯斯庇尔颁布法令，取缔外籍议员，紧接着潘恩被逐出国民公会。12月28，潘恩被捕入狱。罗伯斯庇尔死后，人们发现他的亲笔信：“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由此证明潘恩的被捕乃是出于最高领导人的旨意。
“如果法国人杀了他们的国王，那就是我离开的信号”，这是当初潘恩奔赴法国之前立下的誓言，但雅各宾派上台后，明知自身处境凶险，他却别无选择：他无法返回英国（作为“卖国贼”，他早已被政府明令通缉），也不能冒险穿越大西洋去美国（担心被英国军舰俘获）。他只能坐以待毙——或许暗存侥幸心理：毕竟他也同时拥有美国公民身份。更重要的是，此时他还有重任在肩：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创作并完成《理性时代》。正如潘恩本人日后所言：“我朋友们眼看快要丧命于断头台之下。我下定决心开始工作，因为我每天都有预感，相同的命运会降临到我身上。在我看来，我仿佛已躺在死亡之床上，因为死神就在我的周围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没有时间可以虚掷。”在押送至监狱途中，潘恩将手稿托付给好友诗人乔尔·巴洛（Joel Barlow），委托他转交出版社——因为这部作品可能是他献给自己“美国同胞”最后的礼物。
诗人巴洛没有辜负潘恩的期望。他不仅促成《理性时代》顺利出版，更通过请愿书征集到十八位在法美国公民的签名——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干预，保护潘恩这位美国公民的人身合法权利。但出乎意料的是，华盛顿政府此刻陷于联邦党与共和派之党争，内斗正酣（总统本人亦不幸躺枪），根本无暇他顾。何况，为改善美英关系，政府暗中与英国洽谈《杰伊条约》，即将大功告成，因此不愿在此关键时刻对潘恩施以援手，以免触动英国的敏感神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时任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与潘恩“积怨甚深”——作为杰斐逊的好友，潘恩时常在报刊发表政论文章，抨击莫里斯的政治立场。莫里斯则认为潘恩既无出身又无资产，不过是一名“来自英国的冒险家”，必须将他清除出革命队伍。不久，“迪恩事件”被媒体曝光，莫里斯等人颜面大损，对潘恩的仇恨越发加深。
迪恩（Silas Deane）与莫里斯同为大陆会议代表，交谊匪浅。1776年，迪恩奉命出使法国，同时肩负秘密外交任务——负责洽谈军援项目。在美国独立战争陷于困顿之时，路易十六不想公开与英国作对，故决定暗中资助大陆军。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作者）自告奋勇担任代理人——他将资助款的一半用于购买法国军火，然后运往美国高价销售——由迪恩充当中间商，并且允诺，事成之后，将付给迪恩一笔不菲的佣金。此事关涉法美两国心照不宣的秘密协定，但风声走漏后，却被媒体大肆渲染，加上嫉恶如仇的潘恩等人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局面“不可收拾”。迪恩名誉扫地，分文未得，最终远走英国隐居。潘恩亦受牵连——莫里斯等人认为他未能“谨言慎行”，明显不适合任职于外交事务委员会；同时，法国大使也抗议潘恩“暴露法国军援的秘密”——于是潘恩只能黯然去职。莫里斯对巴洛呈交的请愿书置之不理，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始终将潘恩视为“非我族类”的英国政治掮客。
对于美国国内政坛的乱局，潘恩一无所知，遂将满腔悲愤集中于华盛顿一人。他在报刊发表文章，公开谴责华盛顿“忘恩负义”，并在致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詹姆斯·门罗信中抱怨美国“不够仗义”：“我为她的自由做出了贡献，却失去了我自己的自由。”1794年热月政变后，罗伯斯庇尔垮台，旋即像他的亲密战友丹东等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经过杰斐逊和门罗的斡旋，法国政府终于同意释放已被关押十个月之久（并侥幸逃脱死刑）的潘恩，但他离开监狱时已“近乎废人”：他被斑疹伤寒、痛风、反复发烧和腹部化脓的伤口所折磨，身体一直无法痊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得蛰伏于门罗在巴黎的官邸疗养。此时潘恩的地位相当尴尬：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美国曾授予他国籍，但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处死；法国也授予过他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但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即便身陷囹圄，潘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出狱之后，他更是一刻不停地写作，总结大革命的得失成败，并尝试建言献策。在《政府首要原理》（1795）一文中，他认为恐怖统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过多的民主”，而在于行政部门一枝独大，且未能与立法部门建立平衡关系。与此同时，他竭力主张推广普选权，认为行使选举权是“一项自然和普遍的权利，而不是对拥有某些资格的奖励或赞美”。他希望普选权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否则，一个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叛乱甚至革命的威胁”。
“热月政变”后上台的督政府在恢复公共秩序和法治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潘恩对此极为赞赏。他肯定督政府改善国民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举措，同时将他自己撰写的《土地正义论》（1797）呈献给督政府和立法机构，希望能够被采纳。根据潘恩的论述，所谓“土地正义”，简而言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即通过有产者“捐赠土地换取补贴”，逐步消除土地私有制——相对于巴贝夫（Babeuf）式的武装暴动，潘恩的建议无疑更具可行性（可惜督政府涣散无力，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巩固革命成果，由此很快被拿破仑的执政府所取代）。
1799年末，拿破仑主导的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标志着更加专制的执政府崛起。尽管拿破仑对潘恩礼遇有加——在拜会潘恩时，拿破仑声称自己每晚睡觉之际枕下必定摆放一部《人权论》，并且断言“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但潘恩对此并不领情。事实上，潘恩对拿破仑的专制独裁深恶痛绝，曾在与友人书信中痛斥拿破仑是“前所未有的江湖骗子”。1802年，安全返回美国后，潘恩又在公开场合多次抨击拿破仑“窃取法国大革命果实”——从“革命之子”一变而为“人民之父”。根据传记作者樊尚（Bernard Vincent）在《跨洋的共和派：托马斯·潘恩与革命年代》（The Transatlantic Republican, Thomas Pain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s，2005）一书中的看法，此时潘恩对法国大革命“颇有些失望”，但他从不后悔自己为君主制法国转型为真正的共和国所做的努力，也从未像他的老友柏克（以及吉本、边沁）等人一样彻底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即便当他本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之时，也从未动摇他对民主共和政体优越性的坚定信念。
与当年离开美国的情形相反，1802年自法返美的潘恩遭受“冷遇”——他对华盛顿的“诋毁”令国人愤慨，他在《理性时代》中鼓吹无神论令保守人士惶恐不安，连昔日老友对他也敬而远之。政敌借机向力邀潘恩回国的杰斐逊总统发动攻势，将“两个托马斯”统统贬称为“异教徒”。1809年，落魄的潘恩在贫困潦倒、屈辱愤懑中病逝于纽约格林尼治村。“两万名悼念者参加了富兰克林的葬礼，但出席托马斯·潘恩葬礼的却只有六个”——据他的房东博纳维尔太太（Madame Bonneville）回忆，下葬的场面萧条无比：“当棺木落地，墓土撒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但后世之人并未忘记潘恩。1962年，在美国民权运动鼎盛时期，美国作家、词曲创作人鲍勃·迪伦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发布民谣《答案在风中飘》，其中唱到“一座山要矗立多久，才会被冲刷入海洋？/一个人要煎熬多少年，才能最终得自由？/一个人要多少次转头，才能假装他视而不见？/我的朋友啊，那些答案，还在风中飘，它在风中飘”。尽管这首民谣采用极富音乐性的诗性语言，含义并不确切，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鲍勃·迪伦召唤世人——美国人民、法国人民以及热爱和平自由的世界人民——不忘初心，牢记潘恩在十九世纪末倡导的民主共和理念，并以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到新的民权运动中去。事实上，直至临终之际，潘恩始终坚信，他毕生所从事的乃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