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金银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造技艺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到唐代才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在国泰民安、财富聚集、相对自由的大唐帝国，奢靡享乐之风盛行，金银器物便成了人们的追求。正是此刻，“丝绸之路”兴盛畅通，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物的大量传入，犹如“万事俱备”之后的“东风”一样，为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于是，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唐代金银器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专著，研究唐代及唐以前金银器近500件，本文摘自该书第四章。
金银器的社会作用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银器的实用功能；二是由于金银器的特殊价值产生的社会功能。金银器之有别于其他如陶瓷等类器物，最重要的便是自身有很高的财富价值。用稀有而珍贵的金银材料制成造型、纹样精美的器物，其陈列观赏功能已远超出使用功能。另外，唐代金银的货币职能已充分体现出来，金银器物实际重量也象征着货币价值。金银及其器物具有体积小、价值高的优势，成为广泛运用于馈赠、供奉、赏赐、赋税的最佳物品，作为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重大政治活动，这是任何其他质料的器物无法取代的。唐代金银制造业的繁荣与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关系极为密切。
“敬晦”葵花形银盘
唐代皇室贵族对金银器近乎狂热的追求，并非仅仅因为昂贵的价值和华美的外观，还在于人们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对金银所持有的神秘观念。最普通、最常见的是，认为使用金银做成的器物对人体健康长寿有奇特功效。价值崇拜和命运向往的结合，使金银器皿更为神圣化，其生产制造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发现和收藏的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而且种类繁多，制作精美。
《太平御览》珍宝部银条载：“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李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汉代方士们崇尚“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还反复进行炼丹的实践，虽然多次失败，并未使中国古代贵族灰心。到了唐代，金银为食器可延年益寿的说法仍有极大的影响，于是求索、占有大量的金银器皿，成为帝王及贵族们共同的心愿。唐初封德彝向高祖李渊进言使用金银器的事情，想必在唐朝历代都会发生。接近晚唐时也有类似的记录，当时的名臣李德裕就曾直截了当地劝说敬宗皇帝李湛：“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又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虽然是以讥讽批判的角度指责时人对黄金的迷信，但也说明金银为食器可益寿的观念在有唐一代普遍流行，而李德裕本人在担任浙西观察使时，也被迫不遗余力地向皇室提供金银器物。
咸阳缠枝纹金注壶
但金银器皿并非人人都能使用。《唐律疏议》舍宅车服器物条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对使用纯金食器作出明确的规定，不仅反映了高级贵族中以金为食器可益寿观念的牢固，而且这种观念还渗透到重要的社会生活之中，使用金银器成为人们等级身份的标志。《唐会要》杂录云：“神龙二年（706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但是，考古发现没能证明《唐律疏议》《唐会要》中规定的实施，许多金银器皿，出土在一品官以下的墓葬及遗址中。可见以金银器物为食器可益寿的观念和等级的象征一旦深入人们的思想，反映到人们行为方式中，用法令制度规定加以限制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
黄金、白银被人类所利用后，很快超越了金属自身的实用性，对社会生活发挥出特殊作用。皇室和权贵们对金银器物的喜好，为一些人通过进奉金银物品而取得宠幸提供了机会。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就出现了地方官向皇帝进奉金银器之事。《旧唐书·李敬玄传》载：“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进奉是地方赋税之外的供献，这种额外的财富进入的不是国库，而是帝王的私囊。对此，唐代统治者并不避讳。天宝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大盈库或称内库，是皇室专有的收藏宝物之所。大盈库的宝物并非限于金银，但金银可以浓缩庞大数量的各种物品的等量价值，十分昂贵，却体积轻巧，故成为大盈库的主要收藏。体积轻巧而价格昂贵的金银器又有易于运送的优点，试图邀功取宠的地方大臣，把要进奉的财物折成金银，甚至再做成精美的器物送到长安便成了最佳的选择。
丁卯桥双鸾纹海棠形银盘
唐玄宗时期进奉之风开始兴盛，并愈演愈烈，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每逢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要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还以“助军”“贺礼”“助赏”等名义进奉财物。极盛之时，甚至有“月进”“日进”。五花八门的进奉，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和担忧，德宗时期的诗人王建《送吴谏议上饶州》诗云：“养生自有年支药，税户应停月进银”，表明江西观察使所辖之地的饶州，虽为著名产银地区，“月进银”这种正税外的特别供奉也成了当地额外的负担。
进奉物品的种类繁多，金银为重要内容，其形式先以金银铤出现。如崔焯进献的“贺冬银”铤、崔慎由进献的“端午进奉银”铤等等。但金银铤并不能用于陈列玩赏，宫廷权贵和地方官吏进奉的目的是邀宠，都希望自己所进奉的物品受到皇帝的喜爱，加深皇帝的印象。贪婪和邪恶也会刺激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将金银加工成精美器物，使之兼财富、实用和艺术为一体来取悦帝王是最好的办法。因此，伴随进奉金银之风兴起，金银器物的制作也日趋发达。《旧唐书·齐映传》载：“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齐映官至宰相，后被贬为地方官，又重新得宠与其不断进奉财物有关。他在皇帝诞日端午敬献的高八尺的大银瓶，超过以往任何人所进奉的。齐映在银瓶制作上花费的心机，自然代表着许多官吏的内心世界。竞相攀比导致了器物越做越大，越制越精，越献越多。《资治通鉴》载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仅仅是一次生日，皇帝就获得如此大量的礼品。
韩森寨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
中晚唐时，淮南道逐渐成为中央朝廷金银器的供应地。唐代宗大历时期，这里的金银器就很多。《旧唐书·田神功传》载，因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毫无疑问，田神功所献的金银器取自扬州。9世纪中央朝廷的金银器更依赖于淮南地区，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文献中就留下他三次进奉的记录。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宣索银妆奁二”。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进银榼（盒）二百枚，银盖椀（碗）一百枚，散椀（碗）二千枚”。太和元年（公元827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大历时田神功回京进献的金银器物数量并不多，而到王播时所献数目则是惊人的，三次记录的金银器皿已达5900多件。说明时代越晚，进奉的金银制品越多。
《新唐书·李绛传》载：元和时“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册府元龟》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命中使刘承谦宣副度支，近有敕文，不尽（禁）进奉。其山南东道节度使裴筠（均）所进银器六十事，共一千五百六两，宜准数收管，送纳左藏库”。裴筠（均）是经常献物邀宠的地方官，终因献大量银器而免罪。《旧唐书·韩弘传》载：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进绢三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愿留京师奉朝请”。韩弘为汴州刺史，用进奉金银器、绢的方式，达到了离开边塞回京任职的目的。
《唐代金银器研究》，齐东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