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也曾隔窗窥新月：刘心武笔下的文坛往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行。作家刘心武、《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文化学者祝勇齐聚现场，活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主持。
《也曾隔窗窥新月——刘心武笔下的文坛往事》新书分享会在首图论坛举行
今年3月，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刘心武回忆了他与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陈梦家、汪曾祺、陆文夫、周汝昌、启功、孙犁、严文井、王蒙、孙维世、胡兰畦、范用、冯亦代、郁风、王小波、夏志清、刘以鬯、谢晋、董行佶、王澍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时代激荡与文坛变迁，讲述了主人公们独特的传奇与沉浮故事，刻画了那些温润智者的生命方式与人生哲学，彰显了他们在历经岁月尘烟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凝视新月的境界。
主持人、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作家刘心武，《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文化学者祝勇
刘心武，1942年出生，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2016年出版《刘心武文粹》26卷。其作品在海外有英、法、日、德、俄、意、韩、瑞典、希伯来等文字的翻译出版。
刘心武
20世纪90年代后，刘心武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展系列讲座，还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其中涉及上世纪中至本世纪所亲身接触到的文化名人之轶事，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富有史料价值。此外，他还长期关注北京常见的有名建筑，曾将评论结集成书《刘心武建筑评论大观》。
“社交达人”与文化界的奇妙缘分
说起来，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心武与文化界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35号的海关总署宿舍，隔壁34号住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陈梦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的母亲曾是冰心热心的读者，与少年刘心武谈起新月派的诗人陈梦家来，竟还记得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而在刘心武父母的亲戚和友人中，亦有不少文化界的名人，像他称作“娘娘”的胡兰畦、称作“兰姑姑”的孙维世。更奇的是，他的妻子小时候住在无量大人胡同时，曾和歌唱家张权共用一个院子。歌唱家美妙动听的歌声、琴声，曾让那个小女孩如醉如痴。刘心武后来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似乎早已成了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分享会现场，何奎介绍说刘心武在中国文坛鼎鼎大名，但很多人对他的另一个身份还不大熟悉。“刘老师其实还是一位社交达人。他也曾经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过，最开始是做文学杂志《十月》的编辑，后来又当过《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职业关系加上刘老师的文学成就影响，他跟当代文坛好几百位的名家都有过广泛而密切的接触。”
在何奎看来，这几十年来，刘心武不仅参与或者见证了中国文坛许多重要的事件，同时他自己也和这些名家们建立了很深厚的个人友谊。“这几年刘老师陆续开始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两年前，他把这些文章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交给了三联书店。他给到我的大概有两百多篇文章，最后我选了55个人，53篇文章，因为有两篇同时写了两个人，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爱。我们整理出来，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这本《也曾隔窗窥新月——刘心武笔下的文坛往事》。”
书中记载：1978年，刘心武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十月》杂志工作时，向还没有平反的丁玲约稿散文《杜晚香》。准备刊发的头天晚上，稿子却被《人民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临时“截”走了——原来，中央决定给丁玲平反，需要立即安排丁玲复出的事宜，于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她的新作品，并让人民文学出版社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当时的情形是十万火急，《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葛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都坐着小汽车亲自来找刘心武要丁玲的稿子。很有戏剧性。”
而胡兰畦人生境遇中的历史细节，也让人喟叹。她在1933年写的《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出版后，被译为俄文，在苏联风靡一时。1934年到1935年，她作为“国际大作家”在莫斯科活动，并作为唯一的中国女作家出席了1934年召开的全苏作家大会。当时的苏联作协主席高尔基对胡兰畦非常欣赏，除了在大会活动中主动与胡兰畦交谈，还多次邀请她到城外别墅做客。“那时候胡兰畦接触的苏联官员与文化界人士中，赫赫有名的除高尔基外，还有布哈林、日丹诺夫等。在1936年高尔基的葬礼上，‘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被斯大林指定为执绋人之一。但她‘人生最风光的日子，也就那么几年’。此后命运多舛，她的名字和作品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刘心武写道。
老蚌怀珠，“有了光晕，带了包浆，更有滋味”
今年已经81岁的刘心武在发言时，自道是“老蚌怀珠”。“书里面提到的很多传主都是非常大的人物，说巨擘一点不过分。而今，他们很多人已经作古，研究他们的人很多，关于他们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各自传记就有的不止一种。但是我的文章可以起到补阙拾遗的作用，在正传里看不到，通过我的这样一颗颗珠子，读者能够发现他原来有这么一段事，还有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心态，这样一种肢体语言。”
在刘心武看来，历史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它那筛网的网眼儿是很大的，它经常要无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牺牲掉许许多多真实生动的细节。但作为个人的忆念性叙述，越是尊重、敬畏历史，便越应该如实地给历史以细节的补充。这是一般读者所企望的，也是史家所不拒的。”
施战军在发言时认为，刘心武是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主脉上的主要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一股思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建立了起来，就是属于中国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而刘老师最初的作品《班主任》，可以说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我们说伤痕文学有两部代表作，一部是《班主任》，一部是《伤痕》。”
祝勇品读出《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三个层面的意涵和内容。“首先读到刘老师从事文学创作的幕后点滴和跟文坛上各位老师、朋友交往的花絮，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刘老师文学创作的历程；第二个层面，书中的这些作家，从巴金、丁玲、冰心、端木蕻良、邵燕祥、冯亦代、汪曾祺……一直到更年轻的王小波等几代作家，他们创作和生活的侧面。”
“见刘老师其人，见文坛众生相，第三个层面便是（读者）可以见自己。刘老师笔下这些作家的面貌，虽然描述得零零散散，但是会让几代读者会回味起自己当年阅读这些作家作品时的心路历程。余生已晚，没有刘老师的幸运可以见到巴金、冰心、端木蕻良、沙汀、艾芜……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但他们的作品我们非常熟悉，所以我也重温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这种互文与观照，让我读来特别熟悉、特别生动。”
“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下笔”
文学家是多情的，刘心武对于生命中的友人、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一直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恩之情。年岁大了以后，这份情谊在书中酿得尤为酽念激荡，读来令人动容不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心武还记得与邵燕祥在琉璃厂邂逅时对方的一声呼唤。“燕祥兄迎面骑车而来，见到我亲热地唤我一声‘心武’。他可能早忘怀了，我却仍回味着这小小的插曲。”
谈到茅盾时，他说：“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原来，在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给予了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刘心武赞许与鼓励。这在茅盾的一生中并不算什么，但刘心武说：“我得承认，在《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也是我发愤结撰的原动力。”
对于周汝昌先生，刘心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如今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学家’，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我以为，汝昌师对我的无私扶植，正与胡适当年的学术风范相类。我将永远铭记、感怀！”
作为《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的责编，何奎在分享会上谈及刘心武同文坛故旧间的不少生活细节。“刘老师书中写到同好几位友人喝酒，比如跟叶圣陶先生见面，便是在酒桌上。还有他和陆文夫先生在餐馆吃饭，吃完饭两人都没结账就走了。半路想起来回去结账，问服务员怎么不追出来，服务员说看你们两位都是有文化的人，肯定会找回来的（笑）。而刘老师当年看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马上就电话同他约在一家小餐馆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推杯换盏颇有鲁迅先生讲的魏晋风度。”
“这本书写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下笔。”刘心武自问自答，“现在我自己回看，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年代，发表在不同的园地，但我自己可以总结出来，这些人打动我主要有以下四个闪光点：一是所有这些人，无论是进入现代文学史还是进入当代文学史，都真正热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爱这个民族。冰心先生当年在波士顿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文学，碧草蓝天，她怀念的却是北京城的万丈沙尘。1987年，汪曾祺先生去爱荷华大学访学，做住校作家，为期三个月。他见到我时却说，自己倦游了，不想在这儿待，想回北京，说得是那么真切……”
“第二，是他们都对时代的认知有高度的理性。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书里写到了政治运动，写到了时代的颠簸，写到了他们的坎坷遭遇，但这不是这本书所写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他们多数人能够超越这些，达到一种清晰的生命认知，一种对时代的明确把握。吴祖光先生晚年经常写大字，他也是书法家，老写‘生正逢时’四个字。”
“另外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那便是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我特别讨厌‘空头文学家’，没什么东西，没多大能耐，得到一点荣誉或名位就膨胀得不得了。你真跟他聊起来，也说不出一些所以然来。书中的这些人不一样，他们献身文学、艺术，绘画或者戏剧，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到了痴迷忘我的程度。”
“最后，我觉得是一种强烈的内心的善。善良据说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少了，在座的人扪心自问，你心里还有几许善？我写过一篇《救心电话》，写了顾行，顾行的知名度不高，他是当年《北京晚报》副刊部主任，我同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相识了……十年前我摔了个大跟头，他在获悉有关我的这一信息的三分钟后，立刻拨来了电话。短短几句话，不啻救心丹丸！当时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正住在安贞医院，他是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开病房，走过好长一段走廊，到公用电话亭给我拨的电话。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