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给孩子的古文》:一部优入著作之林的古文选本

《给孩子的古文》,商伟编注,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出版,424页,98.00元


市面上的古文选本,为数甚夥,其中差异,最是能够体现编选者的眼光与功底。由商伟编注的《给孩子的古文》(插图版),就是近年推出的一部不容忽视的选本,完全可以用精彩纷呈来描述。

首先,本书选文精当,编排得法。

作为一部给少年编选的古文读本,理所当然,应将文学史上那些历经淘洗筛选而成为典范的作品,提供给孩子们,从而指示一条进入古文苑囿的门径,一路走去,移步换景,饱览古文历史沿途重要的风景。

但是,如果仅限于那些已经为文学史与中小学古文教育所普遍接受的熟悉篇目,那么,总不免陈陈相因,缺了新鲜感。而事实上,我们阅读本书,会无比欣喜地发现一张张崭新的面孔,这些都是编选者商伟在长久的中国古典文学教研过程中,经目验心证而得以确认的新典范,它们接二连三,迎面走来,与读者一见如故,莫逆于心。而且,其中不少作品,显然打上了编选者个人的鲜明烙印,体现着独特的阅读兴趣与文学品味。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本书削弱了典范意识。商伟老师是一位在古典文学研究界训练有素、成绩斐然的学者,他对文学作品有着相当敏锐的鉴别力,对实际生活也保持着充沛的兴趣与热忱。恰恰因为这个缘故,这部选本才富有趣味与灵性,在熟知的典范之中,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因此,阅读此书,既可重温经典,又时时增长新知。这样的阅读体验,在今天这个知识大爆炸、无效信息充斥人们生活的时代,诚属难能可贵。

本书的篇目编排也可谓匠心独具,机杼自成。通常而言,选本的编纂可难可易。如果只是将单篇文章,按照作者与时代的先后顺序罗列排布,也未尝不可。但显然,编选者取其难者而为之,他重视整体的一贯与内在的关联,拒绝只是将单篇文章孤立地、随机地凑合成书。本书选文有鲜明的特点,将典范性、新鲜感、多样性、趣味性,熔铸一炉。我国古代文章如同星空,众星闪烁,浩瀚无涯。古文的世界中,不仅有道德的教化、智慧的启迪与情感的熏陶,更是不乏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趣味的记录与讨论。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古文阅读中潜移默化,获得道德、情感与智慧的教育,但是,那些灵性的、趣味的因子,同样重要。本书将涵盖这些要素的古文名篇,打成一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态,一卷在手,可以获得多方面的修习,养成健全的人格。

同时,本书也十分重视所选文章的内在关联。商伟在自序中指出,“这些关联多种多样,有的涉及主体和题材,有的涉及篇章结构、修辞风格、文体属性和其他特征”。除了他特别提示的“选了不少与水有关的文章”之外,还可举出两例。比如,本书选入韩愈《送董邵南序》、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与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三篇文章,前两者是为了展示韩、宋之文,虽文体同为“赠序”,而写法却各有不同,这是体现选文的内在关联之“同中有异”;后两者则文体虽不同,而相互之间却以“藏书家”为联结点,“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他年少时家贫,不得不向藏书家借书来抄写,而藏书家是些什么人呢?藏书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黄宗羲的这篇文章似乎正式接着这个话题往下写的”。如此,三篇不同的文章,通过这种形式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内在理路环环相扣的整体。再比如,本书选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世说新语》“陶侃故事”与《晋书》“陶母事迹”三个文本,以呈现陶渊明这样一位伟大文学家的家族世系与门风家教,让读者感受到陶渊明正直高洁的品格和朴实淡泊的人生态度,原来是箕裘克绍、渊源有自。

这样的选文用意与编排方式,使文本与文本之间形成彼此呼应的互文关系,多个文本并置而读,不仅对具体的某一方面话题,能有更为深广的拓展与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对从小培养孩子优良的阅读习惯和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大有裨益。类似的精彩个案,在本书中随处可见,编选者用心的细密与整体架构的精当,令人击节赞叹。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左)与模印砖画(右),“嵇康”


本书的优点,还体现在寓评于选,展现出博通的文学史观。

纵观历史上无数的文学选本,那些优秀的典范之著,无不灌注编选者深刻的文学史观念,古代的《昭明文选》《古文关键》是如此,现当代的王伯祥《史记选》、钱锺书《宋诗选注》也是如此。如今,商伟老师编注的此书,同样体现出严格的文学史功底,可以从中看到他对我国古文发展历程的熟稔,举凡重要的古文类型、文章流派、文本体裁、文章风格、古文作家诸多方面,皆有甄别考虑,读此选本,无形之中,受到文章学与文学史观念的熏陶。

这些要素,不仅反映在选篇之中,而且每一篇选文前皆有起到背景介绍作用的导读文字。本书题为“选注”,实则于选文与注释之外,撰写导读,旁征博引,有陈述、有议论、有赏鉴、有比勘,甚至宕开笔去,有真诚流露的性情与感慨。可以说,本书编者在导读中投入的精力之大,一般选本难以企及。

导读文字的写作,似易而实难。此书导读,既有博通的文学史视野,又有专精深入的具体研究,而且,随着不同的选文,导读文字也随“文”赋形,不拘一格,各有侧重,精义迭出,真正做到了人详则我略,人略则我详,笔下没有空言。在文笔洗练的导读中,对文学史、文学思想甚至世故人情,做出鞭辟入里而又明白如话的概括陈述,将一篇篇古文作品,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去分析品鉴,带领读者浏览更为深远广博的文学图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凸显具体作品的特色。

例如,在欧阳修《秋声赋》导读中,编者勾勒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悲秋传统,同时还点出本文作为一篇“赋”的文体学特征与欧阳修的新创造,这就有益于读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秋声赋》独一无二的文学美感与文学史地位。再如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与金圣叹《〈景阳冈武松打虎〉评点》这两篇文章的导读,分别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类独特而又重要的文章类型——题跋与评点,不仅叙述这两类文章的文体学知识,而且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展现两类文体的形式、内容、意义与特色。我国古代文章中有一些文体属于“强势”文体,历来得到读者的关注;而很多“弱势”文体,如题跋与评点,再如墓志、祭文等,曾经是广为人们运用的文体,只是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与文学风气的转移,而日益为人们所陌生乃至无视。因此,本书关注这类文体,定能发挥增广见闻、窥斑见豹的作用。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商伟老师求学并多年工作于海外,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但对欧美文学作品和思想传统也谙熟于心,照理说,一部中国古文选本,无需与外国文学、思想发生必然关联。而商伟笔下,中国的古文世界,始终有一个外在的参照系统,显然,他是有意将一种开阔的视野带给读者。例如,由孔子的川上感叹而想及古希腊哲人的名言;由《战国策》中的寓言而联想到伊索寓言,指出“寓言的智慧往往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而彼此相通,未必就是谁受了谁的影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读此不能不感到精神世界得以拓展。

本书导读,包含了编选者鲜明的当代意识。我们读古文,一方面是为了继承古代文学传统,了解古人的语言、思想、情感与生活;另一方面也应当以古为鉴、与古为新。当代意识的介入,可以消除读者与古文之间的隔阂,让古代经典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联。例如《偃师献计》中,由古代的一门奇技而连发三个惊叹:“他多像今天的机器人”“仿佛作者就活在当下,与今天的世界息息相通” “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在面对着”;《与吴质书》中,劈头盖面而来一句:“书信在今天已经濒临绝迹了!”继而慨叹:“我们才知道,今天这个没有书信的时代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如何相形失色了。”《天一阁藏书记》中,从古代那个显得陌生的藏书世界,拉回到你我熟悉的现代:“在一个读电子书的时代,我们回顾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藏书史,不免有恍然隔世之感,也令人感慨唏嘘。”诸如此类,古今相照,读罢令人掩卷深思。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商伟老师的导读文字凝练精准,雅驯清通,既富文采,又有哲思,往往只言片语中,流露天机清妙,经得住反复玩味。阅读的过程,常如在山阴道中行走,迤逦风光排闼而来,令人目不暇给。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关于庄惠“濠梁之辩”、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姚鼐《登泰山记》的导读部分,如果单独取出,即是一篇篇绝妙好文,性灵摇曳,理趣盎然,对自然世界、人生处境和文学艺术的体察深悟,皆寓其中。而更进一步说,如果将本书全部导读抽取出来,连贯为一体,则不啻一部简明的“中国古典散文小史”。

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当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这样的三长,依此而言,本书可谓兼具文才、文学与文识三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本书已经由一部普及选本,而优入著作之林。

本书又一优点,是图文并茂,呈现出文学与艺术水乳交融的丰富图景。

作为普及读物,一般编写者都会考虑在书中插入图画,以此增加可读性与美观度。但是,同样是插图,也反映着编写者用心之多寡与水准之高下。本书插图近百幅之多,大多为书画史上的名篇佳作。

首先,在配图的选择方面,颇具匠心,往往相题而设,一一根据古文的实际内容来选配书画,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非泛泛地选图,仅为增色而已,更不是胡乱搭配,“图”不对文。比如《世说新语·雪夜访戴》配张渥《雪夜访戴图》,《帝京景物略·水尽头》配王绂《北京八景图》,吴均《与宋元思书》配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欧阳修《秋声赋》配以赵孟頫书《秋声赋》,苏轼《答谢民师书》配东坡自书墨迹等,皆是一一相合,完全切题。此外,还有一些古文在艺术史上未必有相对应的书画作品,编者则深入艺术资源库,煞费苦心,采择合适的作品来相配。如以柳如是《河东君仿古》配《项脊轩志》,表现古人居住之所的风貌;以钱选《浮玉山居图》配《答谢中书书》,图中霅川风景,文中江南山水,左图右史,图文互证,读者不仅享受艺术的美感,而且用艺术的直观形象来加强文学的阅读体悟,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其次,本书配图以相当精确科学的著录方式对待,具体而言,涉及图片的时代、作者、标题、材质、尺寸、藏地这些必备信息,皆一丝不苟。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包括了今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与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无用师卷》,这就准确记录了此图情况,以合璧形式一同呈现;再如《戏藻群鱼图扇页》于作者“刘寀”名后标出“传”字,表明此图作者尚存争议,无法最终定谳。这些都体现了相当专业的书画著录标准。读者在可靠的艺术文献里无形之中耳濡目染,提升艺术的赏鉴能力。

再次,配图的主题、形式与类型丰富多彩,举凡山水、花鸟、人物、建筑、赏石、碑帖、竹简、砖画、木版画、敦煌写本、版刻古籍、近代报刊杂志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开卷就如同步入艺术世界的无尽藏,既悦目赏心,又增广识见。而这些,之所能够荟萃一书,得益于商伟个人学问淹博,且复交游满四海,许多配图,换作他人,或许很难得到,而此书却一一罗致,国内海外,公藏私藏,皆能左右逢源、无远弗届。其中,读者或许会留心到《李公麟圣贤图石刻拓本》藏淳石斋、《岩壑奇姿图》藏十面灵璧居、《沈周九段锦》藏近墨堂,这些皆反映配图来源的多样性,实属难能可贵,是读者的眼福所在。

综合性的艺术元素,与古文选本相互辉映。以书画艺术激活文字世界,同时,又在图文比对的阅读体验中,再一次证明文学语言本身从声音到意义的独特魅力,让读者在古文名篇的涵咏声中,感受文学之美。

陈洪绶《校书图》


不过,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又如古人所言,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本书也同样存在一些瑕疵,在此提出,以备作者斟酌参考。

除了一些字词或可勘误,在此不一一列出,作者在注释与导读中有几处表述存在疏漏。如《五柳先生传》“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注释“兹”为“指五柳先生”,固然是对的,然关于此句的理解,似乎目前所见各种教材与选注本多有不足,即陶渊明此句“兹若”二字当连在一起训释,是同义复词,俱训为“此”。这一语言现象,在古代汉语中,为例不少,如《孔雀东南飞》“登即相许和”之“登即”,《桃花源记》“仿佛若有光”之“仿佛若”皆是同义复词连用相训。将“兹若”拆开,单释“兹”而落下“若”,一般读者对具体语词,难免不甚了了。

又如在《岳阳楼记》导读中,作者写道:“据说,滕子京请人绘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供他写作时参考。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即便有图为证,范仲淹笔下的‘巴陵胜状’也终究不过是想象之辞罢了。”指出范仲淹写岳阳楼与洞庭湖是出于想象之辞,这对读者把握此文的特色,颇有助益。然称滕子京请人绘图给范仲淹参考,“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则不甚确。事实上,滕子京请托范仲淹撰《岳阳楼记》,事先专门写了一封长信,不仅说明请托之由,而且还请僚属抄录唐贤今人诗文近百篇,以助文思。此信标题作《与范经略求记书》,载于《湖南通志》《洞庭湖志》等书,后《全宋文》卷三九六予以收录。而且,根据《求记文》,滕子京请人所绘图标题为《洞庭秋晚图》,而非“晚秋”。该段行文,当据此调整表述,庶求精确。

又如,袁中道《寄四五弟》与《寄八舅》两篇选文,导读将文中提及的山水之胜归属于北京西山,而事实上,指湖北当阳城西十五里处的玉泉山,此山又有覆船、柴紫、堆蓝诸名,由于山在城西,故而又呼以“西山”。因此,《寄四五弟》才有“西山一带,堆蓝设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气”之句,《寄八舅》也才有“仰看堆蓝之山色”之语。两封信中的“堆蓝”云云,并非凭空而来的描摹修辞,而是实指玉泉山也即以山色碧蓝得名的堆蓝山。袁中道是湖北公安人,他与当阳很有缘分,曾长时间居住玉泉寺,游踪遍及此间山水,写下不少诗文,以“堆蓝山”为题者即有多篇。推想致误之由,或许是因《寄四五弟》《寄八舅》这两封信之前的一篇选文,恰好是《西山十记》(记一),而该文所写的“西山”,却真真正正是北京郊外的西山。

最后,顺带说及本书的一处插图,即第4页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老子》,通行本《老子》作“善利万物而不争”,而释读竹简上的文字,此句却作“善利万物而有争”,意思正好相反。二者孰是孰非?其实,这背后涉及《老子》文本流传史上的重要一环。此句各本有异,除了“有争”与“不争”外,还有作“有静”,因“有争”字面意义与《老子》无为、不争的思想相抵牾,故而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最终被改定为“善利万物而不争”。相关讨论可参罗尚贤《老子章段今解》以及崔晓姣刊于《中国哲学史》上的论文。虽然这个涉及版本学与哲学思想史的话题,在一部给孩子作普及读物的古文选本中不宜涉入过深,但是既然选用此插图,倒也不妨在图下略加说明,以见异同,说不定能引发读者一探究竟的兴趣,也是善莫大焉。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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