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开张东刚研究表明，我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在1931至1936年间,国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尚未突破一二十年代的贫困状况。但也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世上有三种职业是镶了金边的饭碗，轻易打不破，又都有相当的富丽安适，那就是银行、海关，邮政”。当时流传着“海关是金饭碗，邮局是铁饭碗，电信局是橡皮饭碗”的说法。本文所谈，以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人员为主。国营金融，主要指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即学界称之为“四行”。
一、全面抗战前：“镶了金边的饭碗”
以中行为例，《中行生活》杂志曾经刊登过当时行员的生活状况，式如是善于生活的银行职员，他“勤于工作，量入为出”，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比较顺畅。他月薪50元，属三等十六级薪资标准，初级职员。但他却养活了一家四口：本人、妻子和两个儿女，还聘请了一位女仆。其年间津贴另外存储，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使用恩格尔系数计算为59%，生活状况处于“温饱”水平。
另一位署名李缙者，月收入110元左右，属三等四级薪资水平，中级职员。李缙的生活按照其本人叙述为：“十余年来，虽无若何积蓄，然亦无负债”。根据恩格尔系数计算：结果为39%，属于“最富裕生活”之列。还有一名中国银行职员G.D.本俸540元，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其家庭成员共七人：包括祖母、母亲、妻、子，女等。其恩格尔系数经计算为为21%，属“最富裕”之列。
根据以上计算，中国银行初、中、高级职员恩格尔系数的“温饱”“最富裕”和“最富裕”说明四行人员生活较舒适。尽管这种不完全归纳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作为一名低级职员，其收入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还能聘请女佣侧面说明四行人员生活状况不会太差。
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早晚有读书会，早习英文，晚俄文。俄文系外聘教师，英文教授由同人担任。此外有图书室，藏书颇丰，可随意阅览。室内消遣品，有无线电机，各种棋类，乒乓球台。室外运动如网球、篮球，均设备完善，足供公余之消遣运动，以其得到健康之身体，为社会服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还经常组织行员国内旅游，爬山，举行读书会、体育比赛，甚至还有境外旅游，《中行生活》《交行通讯》经常报道上述活动。此外，行员还有其他福利，如药费报销，子女教育补助，行员储蓄优息等。这些福利虽无法准确估算，但侧面说明，将银行人员比作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基本符合史实。当然，低级行员如练习生、低级雇员及工役生活压力可能较大。
战前生活状况据曾供职于中行的刘善长回忆，抗战前，行局一般职员月入（包括各项津贴）在百元以上（当时米价每石十元左右），百元以下的就是低级职员。上层人员月薪最高达700-1000元。行局工友的待遇比一般行庄工友和产业工人待遇为高，大抵为低级职员待遇的五六成。
中央银行造币厂
二、全面抗战期间：“开始褪色的金饭碗”
抗日战争期间，四行人员生活状况下降，由原来相对稳定而进入战时生活状态，生活处于动荡之中，“金饭碗”开始褪色。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沿海地区相继沦陷。1938年2月起，日寇飞机几乎每天轮番轰炸粤汉、广九铁路，并时常闯入沿海城市，日舰则封锁虎门出海口，时常炮轰。中国银行粤行暂存广支行的申钞共62万元，及大数库存，均存入沙面外仓，每天的营业收入，也随时存入沙面。1938年10月日寇进犯大鹏湾，15日攻入惠阳，各银行停业。17日下午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示意撤退。四行经理往见当地驻军余汉谋，请求保护各银行封存之船只，并逐步撤退。
战时，各行员历经千辛万苦，但在撤退中总体还算较顺利，有些分支行处由于战事紧急，损失较重。比如中行琼州办事处失陷当天，即被日本海军占作军部，所有家具，未及带走的镍币及行员公役行李衣物全部损失。各同人只好在海关收税处躲避，此后一切生活及旅途费用，幸有所收而未送入库的税款得以支用。失陷第二天，谣传说中行库存300万元，省行库存200万元，日本人定要拿出充公。琼州中行告知日本人，只有30余万海关税款，在海关库房。同日，日本领事通知税务司将库房加封，日本领事又要中行复业，而管辖行则告知不能复业，为此往来四十余次。恰好日本正金银行到海关接收关税，经过交涉，同意由中行在海南交还税务司共国币21万余元，总算为中行挽回一些损失。库存被掠去，中行全体人员携带账册单据计划离琼，要求日领事早日发给许可证，但是日方百般推诿，直至5月29日下午，才通知中行于30日早晨乘船离琼。是日海口狂风大雨，中行全体人员连同行李账册等经日军严格检查，并被日军搜去救国公债临时收据存根25本后，乘船离琼。由于风浪过大，至第四日下午始抵达广州湾。
交通银行则在“八·一三”沪战发生后，奉财政部命令，总行暂移上海霞飞路所租房屋办公。同年9月总行改为总管理处，12月奉命移汉。总处分驻港、汉，重要人员在港，对外不挂总处招牌。香港沦陷后，在港人员不能继续工作，从此总处工作重心遂移至重庆。
此外，还有人员牺牲。抗日战争期间，四行于上海租借设立机构，并与敌人实行金融货币战。1941那3月，敌伪绑架上海四行百余人，炸死炸伤数十人。后来四联总处召开会议，要求四行紧缩不必要机构与人员。四行在上海租界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于维持法币在沦陷区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国营金融业人员开始流失，交通银行甚至出现行职员申请退休返乡、自谋生路情事。如沪行员生严忠垚1942年在递交的辞职信上提到，“迩来上海百物昂贵，生活日趋艰苦，职眷留此难以维持，拟呈请辞职，俾便携眷还乡另谋棲枝，敬乞赐予照准”。还有其他相近或类似理由辞职者。
中行已有类似情形。据1940年2月份卞白眉日记记载，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中下级行员及行役生活已非常艰苦。刘善长回忆，日寇占领租借以后，中行员工实际收入大大减少，最低时仅相当于五斗米，上下差距也大为缩小，生活水平降低到同产业工人相差无几。
这说明，“镶了金边的饭碗”已经开始大大褪色。
三、全面抗日战争胜利后：“日益褪色的金饭碗”
抗战胜利后的18个月里，国民政府外汇储备大幅下降，进口逐渐减少。此时，各行职工运动兴起，为争取生存而奋斗。
1946年初，物价上涨飞快，而职工工资却仍处于低位。中行、交行两行积极分子争取到四行二局其他员工的支持，提出了职员每月法币15.6万元，工友每月每人11.2万元的最低生活费标准的要求，最后在群众巨大压力之下，中行总经理宋汉章倡议全部接受以上建议。
此次斗争，进一步鼓励了各行业职工联合的积极性，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联络下，3月3日，“四行两局职工联谊会”借浦东同乡会成立，“六联”的成立，标志着行局职工群众运动进入新阶段。有组织的群众队伍，由中行一个单位，扩大到四行二局六个单位，总数近两千人，占各行局职工三分之一以上。5月25日，“六联”创办了中行支部负责的《联讯》，并争取到宋汉章为期刊题写刊头。1947年5月，“六联”开始第二次征求会员活动，到8月底，会员已达4783人。其中中行会员1326人，占70%左右。
“六联”存续期间，主要领导了三次影响较大为提高待遇而进行的抗议活动。
第一次为“九二六饿工运动。”“四行二局联谊会”骨干经过商议，决定于1947年9月26日绝食一餐，以示抗议。当天各行局6000多名职工，包括大多数中层人员，都参加了绝食行动，动作整齐，气氛严肃，向来被称为“捧着金饭碗”的国家行局职工，居然也为抗议降低待遇举行绝食，这是对当权者的一种莫大讽刺。这件事经过报纸宣传后，影响很大，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亦受到震撼。这次运动，在上海不少行庄引起连锁反应。第二次是“三八等工斗争。”这次主要是抗议四联总处削减四行一局（邮汇局由邮政总局决定）的“实物配售差额金。”第三次为“三一三罢工斗争。”
综合考察，对比战前四行人员优裕的生活，丰厚的福利，到了战后通货膨胀严重期间，一度发生绝食抗议待遇下降情事，可见，四行“金饭碗”日益褪色。那么，“金饭碗”褪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影视剧《北平无战事》中供职于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崔中石着“节约领”
四、“金饭碗”日益褪色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业人员“金饭碗”褪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
第一，战争破坏了金融业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这是间接原因。
首先，金融业的正常运行需要稳定的政局。中行历年营业报告，都肯定了这点。“国无宁日，遑论营业。”一旦政局趋稳，则银行营业逐步恢复正常，比如1928年中行营业报告称：“1928年度在政治上由完成北伐而趋重建设，在金融界恢复运输而渐呈佳象。”如果政局不稳，银行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经济环境。学界认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一个较为快速增长的阶段，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抗战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相对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事业抗战前的相对繁荣是因为中国经济有所增长，生产有所发展，为金融业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旦发生战争，则金融业发展所受影响立竿见影。
第二，战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使各行损失惨重，这是银行经营困难的直接原因。
东三省沦陷，各大银行业务减少，收入下降。以交行为例，1930年交行盈余734 884.20元，1931年度盈余743915.11元，到了1932年度仅420530.35元，1932年度与1930年度相比减少314353.85元，与1931年度比较减少323384.76元，分别减少43%！业务削减，盈余下滑，迫使1932年交行来年不增新人，还要减薪。
这些仅是部分损失。全面抗战期间，四行各方面财力、物力和人员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且巨。1931-1949年的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几代人辛苦建设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中国的财富损失，加上战争消耗，损失达1000亿美元。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所打断，中国现代化又一次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
第三，“金饭碗”日益褪色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行“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管理。
首先，军费开支过大，银行无限制为国库垫款，削弱了银行支持生产建设的能力。
1933年，国民政府全年收入68000余万元，而支出则高达82890余万元，每年不足之数，恒在14000余万元，而军费开支，居其大半。“每年发行公债之数，除1932年外，常在票额一二万万元；1933年亦发行12400万元，社会仅有之资金，悉为厚利公债所吸收；而人人叹息痛恨于建设生产资金之缺乏。无生产资金，何以求生产之改良增进而得贸易之平衡？无经济建设，何以裕人之购买力而促物价之提高？”“补救之策，唯有政府切实大减军费，屏除不急之支出；减少公债发行，增加生产建设资金。”但事实上不可能，让南京国民政府削减军费，无异于与虎谋皮。
财权包括财政与金融，而要维持困难重重的财政，非依赖金融不可。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依赖主要是：一是发行公债，二是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大量的垫款，削弱了银行支持生产建设的能力，也削弱了银行自身的金融服务能力。垫款越多，经营也越困难。
其次，大量发行纸币，加剧通货膨胀，导致四行人员收入购买力下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发行权主要归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上农民）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中央银行的发行额迅速扩大，从1934年底到1936年底，中央银行发行增加四倍，中国银行增加1.8倍，交通银行增加2.7倍。到了1942年7月，集中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央行的垄断地位更强了。由央行一家发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央行本应担负起稳定币值，合理供应货币的任务，但因为蒋介石要打内战，财政收支无法平衡，便大量发行货币，物价上涨36万亿倍，从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旧中国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惊人的天文数字，确实可称为世界通货膨胀史上最突出的事例之一。
总之，“褪色的金饭碗”说明，国泰才能民安，国家强大，才能具备阻止外敌入侵，保卫本国国民过上安稳生活的能力。四行人员不管是捧着金饭碗还是银饭碗，山河一旦破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美好的生活环境，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只能是雾中月水中花。金融健康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提高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个体层面分析，收入与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据统计，在近代银行业展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曾留学外国者48人，占43.6%。宋子文、张嘉璈等民国金融界的精英，基本都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四行人员“金饭碗”虽在通货膨胀时期日益褪色，但仍高于其他工薪群体。这说明，收入与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