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西药东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带来五口通商、医学传教士。之后，1879年清末儒学大师俞樾的《废医论》，主张“中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继而1892年鸦片戒烟药的泛滥、1900年本牌药物的推广、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废止中医之办法》及1930年《中华药典》的出版等一个世纪对传统医药的冲击，从此奠定了新药在华的根基。从西药学的传入到中国药学的流变，在中西互鉴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宏大气度。聚焦中西方文明互鉴，探索中西汇通下中国药学的发展、西药学的传入与中西医药的互动与博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2023年2月11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与《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了“中西互鉴：西药学的传入与中国药学的流变”学术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本次学术会议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舒健主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张勇安、香港药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赵粤致辞发言，特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副教授范家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黄运、台湾地区“中大”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皮国立、复旦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兼常务副院长潘俊、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王亚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夏昀、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研究员朱珠作为主讲嘉宾。
参与本次学术圆桌会议的学者，研究方向涵盖了元明中医药史、近代中国毒品史、香港与五口通商药学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医疗社会史、疾病史与中国近代战争与科技、国际禁毒史、西方医疗社会史等诸多领域。中、西医药学历史的专家学者就西药学在华落地、孕育、发展与中华文化碰撞而擦出火花等专题展开探讨，以药学作为索引，深入讨论药学史的发展历程，思考未来药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本文整理自会议记录稿。
一、专家致辞
香港药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赵粤在致辞中表示，目前大陆（内地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在传统药学史本草文献研究、近现代禁毒史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总体而言，近现代医药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此次举办圆桌会议的目的在于鼓励更多年轻学者在近现代药学史领域深耕，丰富医疗社会史中近现代药学史范畴的研究，从医疗社会史层面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张勇安则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如火如荼，并且中西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各有侧重，主要涉及到疾病、卫生、治疗、药学四个层面。西方学术界在上述四个层面的研究发展较快，但药理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仍较为薄弱，而在国内这一情况更趋于严重，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较多地关注医疗、患者、疾病以及治疗方面，未能对药学发展史展开深入研究。随后，张勇安教授进一步指出药学发展史本身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它囊括药学的历史、中西汇通下中国药学的发展以及西药学的传入和中药学的互动与博弈，期待以本次学术圆桌会议为起点，在未来更为深入地探讨中国药学史的发展历程。
二、学者发言
范家伟副教授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探讨“元代官修本草与中西药物融合”问题。他指出元代官修本草与中西药物融合的背景：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幅员辽阔，许多医疗技术以及药物未被中土汉人所认识。同时，在入元之后，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种人分别构成不同的权力结构，并且将域外的文化带入中国，产生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而这其中也包括西域医学的传入。
范家伟对元代以前本草书编修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在元代以前，外来药物极多，并且在药物被认识或应用后，可能由医者个人或官方纳入《本草》。历代《本草》对前代《本草》所载药物或有增删，或作注解。经过历代积累，《本草》收载药物不断增多，药物知识亦得以更新。同时，他指出，增修《本草》是很大的工程，尤其要普查全国药物，厘定药性，分辨异同，殊不容易，需要极大人力、物力。中国传统本草书，均在前代本草书（《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基础上增修而成，而整体框架仍沿用《神农本草经》。
之后，范家伟梳理了元代《本草》的修订背景与历程。他指出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的本草书涵盖域外药物有限，同时，西域人将西域医学和药物传入中土，而在元廷之内，汉人与西域两个医疗体系并存。因此，对元帝国来说，若能有一部包揽中土与西域药物的本草书，是极为有用的。由此，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先后两次进行《本草》编修工作，但由于元朝时期汉人与回回人之间存在政治上的争斗与文化上的差异，主持太医院事务的重臣许国祯并没有与回回医者合作的意愿，选择自己另找班底而不是吸收西域人加入编修工作，最终影响了《本草》的编修。
最后，经过一系列论证，范家伟得出结论：元代时期汉人对西域人的排斥以及汉人与西域人之间政治斗争的战场延伸至医学领域，使得有史以来在最有机会扩大本草药物的时代，域外药物无法纳入传统本草书中。同时，他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马思荅吉的描述为例，说明传统本草知识太坚固，离开传统本草书的论述，汉人或无法理解。所以，域外药物进入中国，无论是唐宋时代，还是元代都会经历被纳入本草书的历程，元代错过了中国与域外药物交流与融合的大好机会，而下一次机会则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
朱珠教授从北京协和医院药房说起，探究清代民初西医院的发展与药房的概况。朱珠指出自汉代以下直到清朝中叶，历代传入的医药知识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到19世纪以后，情况大有不同，由于西方科学的进步，医学也取得较快的发展，因此西方医学逐渐取得我国人民的信任和欢迎。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鼓励对华输入西方医药，外国侵略者凭借特权在我国各地开设教堂和医院，因而改变了以前外国传教医士只能在澳门、广州等少数地区活动的局面，从此西方药学开始在中国得到较快的发展和传播。
随后，朱珠回顾了从元代到清末民初医院的创办历程。她提到，在元代，阿拉伯医学传入我国，1292年建立“回回药物院”，为阿拉伯式医院，也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和西药房。随后，在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天主教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设立圣拉斐尔医院，为来华的外国人与周围华人诊治。同时，朱珠介绍了在近代各种不平等条约签订下，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在华设立的诸多医院。光绪三年（1877年），外国教会在华设立医院16处，诊所26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教会医院发展至166处，诊所241所。1937年在华英美基督教会办医院已达300所，病床合计21000张，诊所约600处，同时，美国天主教会也在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开设医院。
之后，朱珠介绍了中药与西药的药品采购，并对西药在中国发展衍生出的洋行、药厂、药店、药行进行了梳理，还介绍了近代药品管理方面的要求，诸如药品分门别类、摆放有序；剧药、毒药、麻醉药专柜专册专锁；药事管理处方集，等。随后，她提到中国与英美的药店最开始均为学徒制，随后有志学者选择前往日本、美国、英国留学后，逐步创立了北洋医学堂、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江苏私立南通医学园、北京药学讲习所等药学教育机构，同时，康约翰、斐威廉、米玉士等著书立说，推广规范的药学知识和制剂理论与实践，对药学教育、药学规范化操作带来不小的影响。同时，朱珠教授提及药品质量控制问题，对药品质量混乱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中华药典》的诞生历程。
中华民国药典第一版起草同人摄影
孟目的先生（左一）与康约翰先生（右一）合影
在规范医院内部的药品品规与临床使用方面，朱珠指出，北京协和医院、齐鲁医院、华西联合大学等均有相应处方集。而在药学研究方面，我国近代的药物研究主要内容为中药的化学和药理研究。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医疗业务逐渐扩大，医务人员及技术力量较前有所加强，药房有所扩大，同时配备专门药工人员，但总的来说，存在多数医院药房仍然设备简陋，药方技术水平、药品检验条件无法保证质量的困境。
最后，朱珠介绍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模式。她阐述了从1861年京施医院（双旗杆医院）、1906年协和医学堂、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到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的发展历程，同时强调北京协和医院以人为本的办院理念，本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为社会、临床和患者服务做出贡献，在药事管理方面构建其包含采购、贮存、配制、处方审核、患者使用的风险管理闭环防控，是领航医教研与药事管理的典范，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开创性影响。
黄运博士探讨了吗啡在清季如何被引入并使用，以及吗啡的地位如何从域外之外变为邪恶之毒。黄运首先介绍吗啡提炼到其商业生产的过程，指出最初吗啡这一“域外之药”是经由基督教新教医疗传教士传入中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有医疗传教士尝试使用吗啡来解除患者鸦片烟瘾，除了给鸦片成瘾者注射吗啡，传教士还散发含有吗啡的戒烟药，这两种戒烟法出现的时间相隔不远。黄运指出欧美制药公司及其代理是清季吗啡入华和扩散的重要推手，欧美快速发展的制药业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积极在亚非拉地区开拓市场，其产品最初经由中国口岸城市的洋行进入中国市场，随后一些西药房发展起来，如英商大英医院和老德记药房。
消费市场的形成不仅包含供应侧的因素，同时还有消费侧的拉动，由此黄运进一步对十九世纪末期世人使用吗啡的原因进行探讨。他认为使用吗啡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使用前就有鸦片烟瘾，而另一类是在使用前没有鸦片烟瘾。对此，黄运认为使用前就有鸦片烟瘾的人选择使用吗啡的原因有：第一，鸦片与吗啡价格均在上涨，但相对而言使用吗啡是较为经济的选择；第二，禁烟话语持续发酵；第三，鸦片管制政策的出现。上述诸多因素促使吸食鸦片的人去寻求替代物质，而吗啡就成为一种选择。而使用前没有鸦片烟瘾的人选择使用吗啡的原因，一是在使用医治疾病的过程中染上吗啡瘾；二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沾染成瘾；三是受到商贩蛊惑而沾染成瘾，以上因素在当时史料中均有所记载。
黄运提出，吗啡滥用日益严重首先引起了昔日引介吗啡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关注，并开始了一些行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传教士在其出版物上刊发吗啡害处的文章，当时的欧美医学界对吗啡之害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一是成瘾性，二是单次过量使用会中毒，包括自愿性或者误服产生的药物过量。黄博士指出，医疗传教士群体对于吗啡害处的讨论在1890年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有所体现，博医会主席文恒理也曾报告中国南方存在的滥用吗啡的情况，同时较为有趣的是其报告呈现出的问题不是因为吗啡有害，而是使用吗啡的权力在谁手中。而同时期，国人也开始刊文谴责吗啡滥用。除了前述医疗传教士关于吗啡之害的讨论，甲午战后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持续酝酿的禁烟话语，也是促发国人谴责吗啡滥用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吸食鸦片和滥用吗啡被批评为亡国灭种的恶习，对此，黄运博士提及1899年《申报》上的记载，时人大声疾呼：“嗟乎！ 嗟乎！我中国四万万子民此后其将尽被机针所戕贼乎？”人们开始呼吁地方政府介入管制，1899年，沈维瀚和徐元章禀请华亭知县刘谦三出告示严禁吗啡。此外，他们还禀请上海知县照会英法租界工部局和值年领事对租界内的吗啡进行管制。上海知县王欣甫采纳了二人的禀请，并发布告示。
《申报》，1899年10月17日第1版
然而，这些告示似乎并未被落实，但管制吗啡的舆论在持续发酵，国家层面的吗啡管制政策在庚子事变后的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被提上议程。中外修约交涉以中英谈判为开端，主要议题是裁厘加税和内河航运等。盛宣怀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并在8月6日的谈判中向马凯提出吗啡进口管制的条款，起初英方并不同意该要求，一番交涉后英国虽然同意，但仍然设置其实施条件的限制。
最后，黄运总结说，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吗啡从域外奇药变为被管制的毒品。其入华和扩散，是传教士、制药公司、禁烟人士和瘾君子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传教士引吗啡入华，用于治疗鸦片瘾，这一医疗事功有利于其在华传教。而迅速发展的欧美制药公司满足了这一需求，提供了所需产品。与此同时，本土力量也在吗啡引入和扩散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包括分发戒烟药丸的华人教徒、欧美药企的在华代理和华人药店，以及在茶馆中为人扎吗啡针的针师。此外，一些原本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转而使用吗啡，他们的选择也是吗啡扩散的因素之一。
吗啡在清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既有吗啡滥用日益扩散的事实，也有当时的社会恐慌对这一事实的构建。昔日大力宣扬吗啡用处的医疗传教士也是最早发出警告的人群。以博医会为主的在华西医群体关于吗啡之害的讨论，既引入欧美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也包含他们的在华医疗实践和观察，及其舆论构建。和鸦片问题一样，传教士反对吗啡滥用，并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道德谴责。随后加入吗啡之害讨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对清政府的统治以及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震荡，来自外洋的吗啡也被加入既有的“鸦片吸食——亡国灭种”的叙事之中，吗啡也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域外之药变成邪恶之毒。
王亚楷以《近代中国本土戒烟药的营销与效用迷梦》为题，讨论近代中国本土戒烟药营销方式及其效用。她认为近代中国鸦片烟毒肆虐，在社会领域产生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影响，涉及到商业、政治、医学与观念的互动。这一问题以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禁烟潮流为起点，因为鸦片、毒品问题的延续和嬗变而一直存在，又因为不同的政策环境、经济背景、医学观念一时一变，所以其内容、表现和影响是多维且复杂的。
王亚楷首先介绍其研究缘起，认为戒烟药从其定义而言，是一种以戒除鸦片瘾为目的药物，并将近代中国本土药商、药房售卖的戒烟药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本土药商与同时期的外商相比，更熟悉消费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具体需求，其营销方式也更具丰富性、多样性、代表性，对当时商机、潮流的捕捉也更为精准，其所呈现出来的对当时社会观念、变化的回应也更为迅速与敏感。
推动戒烟药成为戒烟的主要方式或者将其真正推广流行，源自清代的戒烟名臣林则徐，他在向道光皇帝详陈的戒烟章程中的附录中提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戒烟药方，即“忌酸丸方”“补正丸方”。林则徐倡导的通过药物戒除鸦片瘾的治疗观念随着禁烟政令推行被官方承认，并在民间传播。从戒烟药的创制过程来看，政策导向对戒烟药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后戒烟药行业的兴衰也与政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即一旦禁烟政策有所加强，政策对吸食鸦片的人有规定和要求，戒烟药的生意就会更为兴隆，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联动关系。
王亚楷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导致中国出现戒烟药流行的现象不只因为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鸦片商品化程度提高、烟民群体数量增加、吗啡等西药的流入都为其创造了契机。同时，近代报刊和广告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戒烟药甚至是整个近代中国医药行业的销售思路和宣传路径。另外，戒烟药本身具备的特点，包括制备难度不大、原料易得性高、技术门槛较低、缺乏政策限制、利润丰厚。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年戒烟药行业兴起壮大并且形成了潮流，其主要表现是出现戒烟药广告“井喷”现象。
王亚楷认为广告“井喷”不仅意味着整个禁烟药市场的兴旺，同时也表明其行业内部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随后，她对营销手段进行了归纳梳理。首先，戒烟药商品名称的多样性，其中隐藏的是戒烟药的卖点，比如原料珍贵、药方权威、药效迅速、时髦趋新、功效特色、形态特别等等。其次，在报纸上增加广告频次、版面也是重要营销手段之一。再次，价格促销也是古今通用的方法，包括批发价、打折券、购物积分等手段。最后，运用广告话术，包括假托购买者的报德单、名流代言、泛政治化语言、新奇医学观念附会、歌谣、竹枝词、白话文编排、驳斥假药告白等等。
之后，王亚楷讨论了戒烟药的效用。判断是否有效用，她认为首先需要对有效成分、效力、适用症进行查看；其次，通过递减、替换和滋补等原理制作戒烟药；再次，在不同制药思路影响下，戒烟药种类繁多，其服用效果也因人而异，这不仅取决于生理因素，同时克服“心瘾”、心理安慰也是其作用的体现。药效本身的夸张以及服用者对药效的期待也是她提及戒烟药效果的“迷”与“梦”的原因，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在戒烟药本身所处的销售与消费环境当中，可以暂时将真、假之辨暂置一旁，思考其在具体时代和语境当中的影响可能更贴近历史本身。
最后，王亚楷对近代本土戒烟药的效用“迷梦”进行总结。她认为戒烟药的创制和流行，与禁烟政策变化息息相关，同时消费者的需求和商业宣传媒介的促动让戒烟药成为一个“时髦商品”大行其道。一方面，戒烟药的成功离不开药商们极具技巧性的营销与宣传，另外，其对消费者心态的揣摩和时事政治的敏感度、灵活的销售方式成功建构起了使用戒烟药的合理性。利用低成本原料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影响了民众对戒烟方式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它的出现迎合了消费者的渴望与妥协的复杂心态，成为戒烟压力之下别无他法的选择。虽然将戒烟药全然视作假药和药效的虚构并不妥当，但是戒烟药的过度营销也将该行业逐步引向了“宣传大于实质”的危险领域，特别对吗啡及海洛因等物质的滥用，不仅让戒烟药沦为送命药，也更进一步加重了近代医药市场的乱象。
潘俊副教授以从业者的视角，探讨我国现代药学教育的开端。她首先介绍了近代西医西药知识输入的时代背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多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口岸，自此不仅是外国商品，包括许多西药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市场。随后，外国人有权在口岸开办诊所、医院，设立洋行、药房、药厂，并建立西医院校，使得西药知识开始传播。随着国人对西医、西药的认识与了解逐步加深，中国政府对西药书籍刊物着手组织团体，开展翻译与出版工作。同时，我国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药学技术，促进中国近代药学教育起步。
为满足业务拓展需要，西方人士在其所开办的医院、诊所以及药房中招收中国人作为学徒，教授一些西方药学特别是调剂方面的知识以作为其医务上的助手，中国近代药学教育即萌芽于此。不仅是西方教会创办药学教育机构，中国也开始创立两种类型的教育机构，第一种是私人或团体主办的初中等药学（西药）教育机构，包括药学讲习所、药剂职业学校（班）、药科学校、补习学校（班）等；第二种是高等医药学校系（科）举办的中等药学教育机构，包括药剂班、调剂训练班、补习班等，主要目的是帮助近代医院药房的药剂人员学习西医、西药的知识，来造就调剂人才供药房医院聘用。在此过程中，我国拥有了第一批自己的拥有西医、西药知识的司药人员。
随后，潘俊提到在我国近代药学教育的萌芽过程中，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药学院校也逐渐地成长起来了，包括陆军医学堂、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院、齐鲁大学、中法大学、红军卫生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教育机构均设立药科，并对大学与医学专门学校所办医学、药学进行了学制和科目规定，同时规定课程设置标准，直接使用或者翻译西方教材。对此，潘俊指出在当时的重医轻药的社会背景下，高等药学教育机构设置较为混乱，并没有统一的药学教育学制。
内迁于重庆时上海医学院药学专修科课程设置
在中国现代药学教育的起始阶段，药学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药研究方面，潘俊指出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成立的各类药学院校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总体而言其实用性远远高于研究性，主要是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为目标，当时只有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孙宗彭确定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药学教育实践的先驱者们也在提出许多符合国情的办学思想，并列举了林公际、孟目的、於达望、薛愚、颜福庆等有识之士的观点。
最后，潘俊指出，在中国药学发展初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总体来说比较缺乏统一的学制、教育规划与培养目标不明确；第二，专业设置、教材、设备缺乏统一标准；第三，办学规模和质量参差不齐。同时，潘老师提到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者们怀揣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积极投身到中国药学教育的实践当中，而这其中很多人成为药学领域学科的创始人，开创了中国人自主研发药物的先河，同时也培养出我国最早一批优秀的药学人才，相当一部分成为了我国药学教育引领者、学科奠基人以及新药研发领域的先驱。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药学教育的雏形逐渐形成，专业覆盖面已较为完整，为我国现代药学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赵粤教授的报告探讨外来戒烟药、品牌药对现代民族企业的影响以及民族企业家对西药发展的贡献。首先他介绍了鸦片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鸦片的具体药用功效，以及鸦片的引入历程。随后，赵教授对19世纪欧洲止痛药物的量化生产进行了概述，指出吗啡、可待因、海洛因在德国被作为止痛药物量化生产。之后，赵教授对欧美品牌药的面世也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认为品牌药作为一种非处方药剂，英国、德国均推行品牌药相关法律而未公开具体成分。1880年德国制药工业突飞猛进，化学药品广泛进入市场，英美国家为保护市场，推动更多的品牌药逐渐传入亚洲，尤其是中国。他还介绍了在华外商的主要药房，从1832年的广东大药房（诊所）开始，在华外商经营的西药房也从1840年代初受殖民统治的香港、上海、通商口岸的诊所转型为船舶供应商一直到了1880年代后期西药房因为华商的参与全面提供戒烟药、品牌药的供应、制造与批发业务。
赵教授提到在不平等的贸易条款下，鸦片在1860年后的无限制进口导致吸鸦片人口大大提升，各省的种植也快速增加。从1826年至1880年期间，国内由年产300公吨鸦片增加21倍至6600公吨，与当年从印度与土耳其的量一样。清廷在1890 年正式承认这种做法后，中国的鸦片产量激增，在1906年达到了35000多公吨的历史新高。
屈臣氏自制“戒烟粉”广告，来源：香港循环日报1882年11月27日
屈臣氏“戒瘾药”及其他药物广告，来源：申报1895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赵教授还介绍了1889年中国“戒烟药”巨子——屈臣氏，在香港由进口转为就地生产，同时在香港、上海和台湾等地区均发布广告。1870年至1910年期间，外商戒烟药从进口逐渐被华商配方、生产、包装、到渠道的建立以取代外商。赵教授随后通过上海零售西药房（中西药房、华英药房、中法药房、五洲大药房）说明了外商与华商之间的关系。
此外，赵教授还介绍了民族新药工业兴起历程。1910年到1945年间，华资药厂从3家发展到168家，而外资药厂6家发展到只剩下2家。以科发药厂为案例，其作为第一家德国外商的综合性处方药与医疗物品生产者，主要产品包括冻疮药膏、哮喘药丸、咳嗽糖浆、眼药水、痧药，之后华商通过财力对药厂进行收购。同时，赵教授介绍了继中法药房后另一个处方药成功的案例——新亚药业，并总结其成功原因：其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衡短期与长期的盈利和投资回报；其二，配合西医药市场发展，侧重和研发化学药物；其三，视人才为资本与建立专家库，包容不同学术背景（中、美、欧、日）； 其四，积极推广医院、医生和药剂师；其五，保证药物能够顺利地供应医院与病者，抗战期间仍然保持与各省政府沟通。
最后，赵粤教授对外来戒烟药、品牌药对民族企业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自十九世纪末以降，民族企业家对外来“戒烟药”与“品牌药”的仿制建立了中国零售药品的新渠道与制药工业的奠基。第一次甲午战争接着庚子事变后，中国留学生在医药、化工等领域往日本、欧美等国学习化学、药剂、生产工艺等最新科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民族企业家与专业药学从业者在“西药东渐”的历程中，挎手迈出了“自立更新”的目标。
夏昀教授聚焦国医、汉方和民间疗法，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医学交流。她提到在撰写专著Down with Traitors: Justice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China的过程中，注意到日本在1941年召开大东亚医学会等医学界相关的资料，并且在后续资料搜集过程中发现日本的汉方名家矢数道明、大塚敬节等长期保持着同几位中国名医的文书往来甚至互访，其中尤其让她感兴趣的是名为叶橘泉的国医大师，其后来成为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且一手创办了苏州市中医院。这一交流发生在1938—1941年——正处于战争的关键阶段，围绕东亚医学协会的活动展开的，这一协会的宗旨有明显的“大东亚共荣”色彩。其中，矢数道明在协会创立五十年后，提出该协会是以东亚传统医学来促进中日及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说法仍然留有战时宣传的论调，但其与中国医生之间的交往又带有真挚的感情，两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可供诠释的空间引起了夏教授的关注。
从医学史角度来看，夏教授指出东亚的医学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研究主要在现代化与殖民医学的范式之下开展，很多关键问题都在西医领域进行研究，比如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建立、传染病防治、战时防疫机制的建立等等。她也关注到中医一直以力图自保的姿态，成为被现代化的对象，而且中医的叙事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中断或者零散化，似乎又与殖民主义、抗日战争和救亡图存这些重要命题不相关。但其实三十年代不仅是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汉方复兴运动和国医运动也恰在这个时候来到一个关键阶段。因此，夏昀探讨在抗日战争这一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医药的整体发展状况，同时，她试图将中医史的研究拉回大的历史主题叙事中，其目前研究的重点是依托于医学传统的东亚主义（Asianism based on shared medical tradition）的建构，主要围绕话语（discource）、交流网络（network）、政策（policy）、机构（institution）四个方面开展。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医与汉方的发展，夏昀提到国医与日本汉方均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尤其是汉方在明治时期被全面打压，在明治后期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对过度西化的政策进行反思，同时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抬头并逐步渗透到社会、文化、艺术等各领域。日本的国粹主义对于汉方运动更重要的影响是其促使原本派别林立、针锋相对的众多汉方学者在更高的层面，即“国”和“文明”的层面认识汉方的遗产并谋划其未来。1934年成立汉方医学会，是一个涉及地区、研究领域、研究学派方面包容性非常强的全国性组织。1935年，汉方医学会的核心人物结成“偕行学苑”，决定以普及性的讲座为汉方争取大众支持。1938年11月25日创立了“东亚医学协会”，其宗旨为“以汉方为基础促进日华满三国的紧密合作与亲善提携，建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并发行同名月刊《东亚医学》。
随后，她谈及中医在民国时期的存亡危机，指出1929年“废止中医案”没有成功，反而促使全国的中医师、中医支持者联合游行反对，在这一抗议活动中，中医改为国医，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以国医为题名的专业期刊、中医协会，以及中医为主的医院，致力于中医的交流与改革，但当时对于如何改革中医的问题未能提出好的方案，因为即便在反对废除国医的人当中，大部分都认为国医的改革应当由西医来完成。因此，夏教授提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医正面临应该如何改革与时代接轨，但是又不把变革大业的掌控权交给西医的困境。
中国中医受到汉方发展和复兴的重要影响，夏教授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摒弃医理，惟看实效。她说，虽然汉方是由中国传入日本，但后续汉方已经发展出独立特色，表现出对中医当中形而上理论的摒弃，而看重治疗的实际效果。其二，重视经方，提倡回归。中国名医之所以被日本汉方学者对经方的推崇所影响，是因为他们提倡的是一条既回归传统，又能以临床效果和科学的统计方法来验证传统的道路。其三，对民间疗法的搜集、整理和推介。
夏教授对民间疗法颇感兴趣，她提到在浏览该时期的中医期刊时，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民间疗法的关注前所未有，且持续到抗战结束时期。她对三十年代民间疗法关注增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她在陈果夫1935年《中国经济状况有提倡民间疗法之必要》的讲话中找到了线索，陈果夫认为“迩来东西各国，正从事于提倡民间疗法”，这也促使夏教授对提倡民间疗法的国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她发现可以追溯到 1920年代末期德国的“医学危机”事件，德国民众与医疗界均开始对正统医学进行反思，认为现代医学已经过于物质和机械，丧失了对病人个体的深入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正统医者（heterodox practitioners），并宣称相对于取得国家颁发执照的正规医生，非正统医者的资格经过了人民认证，所以国家应该取消正规医生的特权，让人民能够自主选择其信任的医者和疗法。其中，非常有趣的是日本在明治时期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正是模仿了德国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建立的体系，而德国在这一时期正规医学所经历的反思以及对民间医学的兴趣也迅速传递到日本，与日本的汉方复兴运动汇合。
夏昀分享了阅读这一时期中国报纸期刊上的民间疗法后的发现。首先，她指出对民间单方、验方的关注是与日本的汉方交流的一部分。其次，她阐述了汉方与中医对民间疗法的不同认识，虽然汉方和中医均认为中医药起源于民间疗法，但此时由于个体认识与中日国情原因导致了对民间疗法认识的差异性。其中，大塚敬节发文谈论民间疗法与汉药之间的清楚区分，对前者大抵持否定态度。大塚敬节认为民间疗法都是一味药，而汉方大多是多味药作为处方，并提出“可怕的民间疗法”很多没有被充分验证却被大肆宣传。但是中国的政治人物、军医以及中医将民间疗法视为中医药的一部分来推广。其中，陈果夫认为“此种民间疗法，仅吾国医药之一小部分”，而叶橘泉在介绍民间疗法时提到“吾国医药，有数千年之实验。在西医西药未输入前，国人治病，惟此是赖”，所以在推介民间疗法时，往往是为了证明中医药的有效、便捷、廉价、适用，展现中医药相对于西药的比较优势。再次，在推介民间单方、验方时，摒弃了高深玄妙的中医理论，而是以效果来筛选民间疗法，其中，叶橘泉在搜集大量的单方、验方时，提到“不以中医理论解释药效，有待将来所化学成分分析研究之用”，完全摒弃以往用传统医理解释病因病机以及药物适用症等思路。最后，夏昀提出对民间疗法的推崇也可以从医疗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中，陈果夫提出“际此民众生活艰难，经济不充之时，尤当有竭力提倡之价值在也”，这一观点特别适应中国的国情。
最后，夏昀总结说，从中医遭受西医的挑战以来，渐渐能够观察到对中医与中药逐渐分别处理的态度，无论是中国海关官员、日本汉方学者、中国著名中医对中医里形而上的哲学理论部分怀着轻则怀疑、重则摒弃评判的态度，但是始终重视中药的价值。中医对民间疗法的兴趣，也是出于对本地资源、知识的重视，试图从有效性、在地性和医疗经济的角度维护中医药。夏教授进一步指出，当时对民间疗法的重视，是以中医和方剂来拯救国医努力的一部分。对民间疗法、方剂的重视与推介，客观上起到了使中医知识下沉，促进各地之间中医药实用知识交流的作用，但基本上没有进行重要的理论整合。同时，夏教授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渗透在传统医学中的文化认同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文明认同的改变体现在对中医理论中无法用当时科学语言解释的哲学人文部分的摒弃和评判，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汉方学者与中医名医提及传统医学时的话语差异，但她也认为当时中国的医生已经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对立的框架中，思考传统医学的危机及其命运走向。
皮国立副教授结合医学史与战争史，对抗战时中药角色进行再思考。他首先对其问题意识进行了阐述，认为抗战时期的中药史不仅只是中医内部的学术史或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而已，中医在很大程度上涉入了战事。战争一旦开启，中西医都无法置身事外，而早在战前，中药的科学化研究已经开始，但战争开始后的情况尚待研究，因此皮国立着重对该领域进行研究。战争强化了中医界的团结，并推动他们思考能为国家做什么。1937年《国医砥柱月刊》上的报道——“若战争无法避免，国医将跑到哪里去？”“难道逃到后方去看伤风咳嗽的毛病吗？”——呼吁国医在战争时期挺身而出，为了国家而投身战场。
随后，皮国立介绍了战争期间一般制药业的状况。其一，药品仰赖外国药物，本国制药业不发达，缺乏研发技术。中国药厂所制药品，皆将外国原料重新包装，制成片剂、注射剂或成药。其二，地方政府发现药品供应不足，积极筹组各种官督商办的药厂，来解决药物不足问题。官方与军方也与商人合作投入制药工业、医疗器械和敷料。其三，通过抗战的洗礼，至1943年，国家制药业的自制能力拥有了显著提升，对外国药品的依赖减少。
关于国药的生产与创新方面，皮国立首先对“国产药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国产药物”具有两个既融合又冲突的含义，其一是中药制品，其二是利用国产原料所制成的药品（西药或称代用西药），当时均称为“国药”。1942年卫生署公布的《严禁药商囤积居奇法令》说明政府在药品管理上，中西药原料界限并不是截然二分的。1943年的《战时医疗药品暂行标准表》也表明，当时许多西药皆从天然植物中提炼而来。而中药方面，当时药厂已吸收科学化的制药法，制造成药以应战时需求，部分药厂将植物原料妥善运用，生产中药成药和西药。之后，皮国立分析了中医概念下军医与后勤，并着重介绍了中医救护医院发展历程及其成药在内科与外科中的运用。
皮国立还介绍了军医与“国药”种植方面的情况。他说，若没有战争用药的急迫性，当时中药可能一直被忽略，中药科学化可能永远成为一个口号。当时化学制药技术尚未成熟，中西药原料的模糊，为传统中药提供了弹性发展空间，特别是针对战争时期急需用药的军事医疗单位。对此，他列举国民政府军医学校设立的贵州安顺药品研究所、军医署设立重庆北碚药苗种植场来说明当时军医机构通过设计园所、设置苗圃从事中药药材种植、研究代替西药药品的活动。
延安制药厂工人晾晒中药
关于战时中药的发展，皮国立指出，国药的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要普及植物学知识，同时开展生物化学研究，在确定真伪后提取有效化学成分，并对其开展定性与定量分析，确定其化合物的实验式、分子式及其构造式，最终制造成为药剂，这与传统中医的古法炮制方法大有不同。他也谈到，需要对陕甘宁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药政策进行研究，其本身的社会背景为缺少医药、经济封锁与物资短缺。在药品短缺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行动利用可用的药材，具体表现在：其一，就地取材，运用中药或军区制药厂生产中药，降低对西药的需求；其二，华北、西北地区本身生产地道中药，逐步形成中药开源、西药节流的医药政策；其三，药材的适应能力也在环境中得到提升，同时采用替代、代用的方法以达到治疗药效。皮国立重点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杜伯华、聂荣臻、游胜华在中药使用方面的政治动员情况。
最后，皮国立总结道，研发替代西药仍然是西药，而不是中医中的中药，其背后中医的医理并没有在此被实际重视，仍然是一种经过西化后的制药概念。大量中药开始被透过植物学的再检视、化学的实验分析，被提炼后制作各种新成药，即便新成药知识代用，但其也具有一定的药效，这对中草药本身的研究或者中医治疗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也能让中医药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加宽广。同时，进一步中医药典籍与药材知识的整理开始被重视，并且一直持续到后来，这也是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体现。
会议最后，张勇安指出，从传统意义上来看，中医和西医在古典时代有共同点，二者皆以中草药为基础进行疾病的防治。在近代的化学工业和分子生物学兴起的背景下，中医和西医的分野并不如此明显，但现代医学的兴起，成为影响中医、西医走向不同路径的关键因素，加剧了中西医二者的分野。对此，张勇安教授指出，药学可以作为一个引子，帮助我们认识从古典时代到近代医学的转型问题，并理解医学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其在整个医疗史、卫生史上的意义重大，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整理者有马艺菡、柳蓉、易思羽、杨之莹、朱仪，其中朱仪来自吉林大学，其他四位均来自上海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