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作为清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邀请学者撰写系列稿件，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的了解与认知。
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公车上书、维新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等等，都有梁启超在运动前列忙碌的身影。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诸多关系和影响，除了有时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无不表现出特殊的家国情怀。他的一生只有五十多年，但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强国梦”。
梁启超
一
在编纂《梁启超全集》的过程中，随着编校量逐步增多，笔者对梁启超的了解逐步升级，意外的感受也愈来愈多。究竟是什么激情和力量促使梁启超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呢？
一次师生对话，道出了真谛。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兴趣和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吴其昌：《梁启超传》百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
梁启超生长的年代，是中国“从乐土跌入了地狱”的年代，吴其昌这样形容：“《南京条约》以后，绑上第一条枷锁，割了第一块骨肉。以后一条一条的绑上无量数的枷锁，一块一块的割了无量数的骨肉。受着这样‘凌迟’的惨刑，简直坠入地狱的底层，最惨痛苦楚的时期，正在这一百年的中间。……稍有血性的国民，都想蹈东海而自杀，陈天华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启超，正是生长在这个最黑暗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坚决地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然复兴。”（《吴其昌文集·梁启超》，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吴其昌说自己如果处在这样的时代，“恐怕要终日恸哭呕血而死了”。（同上）但其师梁启超却坚信“中国必然不亡”，而且尽自己所能去救国，去拼搏。
梁启超自幼接受祖父教诲：“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忧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16页）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指出：“……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纪略》，未尝不热血湓涌。……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43页）自古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的教训，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爱国和救国成为他一生的情怀和使命。
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疾呼“变法自强”，强调：“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页）陆费逵在《大中华宣言书》中说：“我国杂志之出版，肇事于《时务报》，梁任公实主持之。”梁启超文章平易通达，说理深入浅出，言论激昂慷慨，震撼国人心灵。
1897年11月，梁启超赴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他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促使学生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同时油印小册子，传播维新思想，激发人们的反专制、废君权意识，鼓动湖南维新改革及地方自治等。于是“全湘哗然”，既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也遭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攻击。
1898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意此意者皆同志。”（狄记：《任公先生事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07页）这年梁启超25岁，“舍身救国”的志愿也非此时才有，却早已成为“第一义”了。
二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因“君恩国仇两未报”，也不愿“死于贼手”，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新知识，一面办报、办校，继续“开民智，兴民权”，推动维新事业。1899年作《忧国与爱国》说：“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流露出对祖国的深情爱意。
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或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等，目的是为“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1902年2月8日至1906年1月9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指出：“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8页）并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的无比重要：“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常相丽而无须臾离，故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是此两目的不啻一目的也。”（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8页）1906年作《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指出：“夫即以言责自居矣，且自审今日之地位，舍言责无以报效国家矣。故自今以往，所言者必求为有责任之言，即不能使国家由我而兴，而决不忍使国家由我而亡。”（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号，第52页）以高度的责任感，撰文立说报效祖国，使民众觉醒、国家兴旺起来。
1910年1月，清政府令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法、意、奧、俄考察陆军事宜，梁启超《上载涛贝勒书》五千余言，列举世界各国宪政得失，为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献计献策，指出：“窃以为中国危机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其忧国忧民之情急切：“窃愿假阶前盈尺之地，俾得谒拜献其刍荛。……惟迫于忧国愚诚，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愿贡狂瞽。”（《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一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45-49页）
1911年3月24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梁启超由日本神户启程赴台，3月28日到达基隆，访台北、台中，4月11日乘轮返日。自称“首途以来，入夜必有游记，归后当更布之”，即致《新民丛报》编辑部诸君的《游台湾书牍》，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思乡之情：“首途前盖数夜未交睫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恧。”（梁启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9页）看到台湾“遗老”的处境，更增几分愧疚，在信中“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食也。”（梁启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2页）
梁启超避难居日本时，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梁启超“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页）
三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以为实现自己救国愿望的时刻到了。到京后，民主党、共和党、商会、报界等纷纷召开欢迎会，各报争相报道。在11月1日《致梁思顺》中说：“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梁启超：《致思顺》，（1912年11月13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23页）万众拥戴梁启超，期盼他能参与治理、建设好国家，梁也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最初的梁启超，是想通过改革、变法来改变国家被瓜分的危机，但他面临的近代国情，是战争烽火四起，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一介书生，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便是参政，梁启超也是力不从心。
1912年11月13日《致梁思顺》说：“两日来为俄蒙事，都中风起水涌，（共和、民主两党宣布政府十大罪，国民党亦附和。）内阁殆将必倒，而此难题（今日来访之客，以十帮计，皆为此问题。）将落于我头上，我安能毫无预备而当此者，抵死决不肯就也。再逼我，我返东矣。（今又安能返东者。）”（梁启超：《致思顺》，（1912年11月13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31页）归国后的满腔热情遭重挫，心灰意冷，真想“返东”。
当权者仰仗梁启超的声望，三番五次地委以重任。1913年9月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次年2月熊倒台，梁辞去司法总长，任币制局总裁，12月辞职。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任财政总长，11月段下台，梁辞职。作为民国初期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参政时间短促，政绩尤为不显，自己所企盼的国泰民安毫无起色，实在是苦闷和无奈，在辞职呈文中说“实无余力足以负荷”。用周善培的话说：“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谈梁任公》，《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60年3月版）身心俱疲的梁启超犹如在夹缝里求生存一般，根本无法施展抱负。
梁启超有过一次亲赴前线“从戎”、舍身为国效力的经历。那是护国之役，梁启超是发动者之一。1915年底由天津秘密南行，先赴上海，筹划和布置滇、黔、桂三省举义及说服冯华甫赞助起义等事。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发布的《致北京警告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都出自梁启超之手。
一介书生冒风险赴前线救国，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是“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年2月2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8-139页）护国运动有“万险万难”，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梁启超由沪秘密赴港，因无护照，只能偷渡海防后入桂。乘夜色冒暴雨，“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此间“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国民浅训》，在序言中道：“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时谍骑四布，自匿于山中旬日，更图间道潜赴。同行七人皆星散，各自觅路进取，余孑身寄一牧庄，相伴者惟他邦佣保。……中间复婴热病，委顿二日，几濒于死。”（梁启超：《国民浅训·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真是惊恐万状，命悬一线。
梁作《国民浅训》，第一章名为“何故爱国”，责问“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他说“不能十分怪责吾民”，因为他们“未能深知国家之与我身家，其关系若何切要？将他当作身外闲是闲非，不愿多管。”他告诫人们“须知我等说要爱国，并非因爱国是当今一种美名，说来凑热。实觉得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知。须知有许多事，为我等身家所托命，但除却国家之力，我等便有三头六臂，自己却是干办不来。”没有国家的庇护，“在我则如无母之儿，少既失教，临事又无援助，则何往而不败？”如果“仍将国家事当作闲是闲非，不愿多管之一念，实为莫大病根。”梁启超呼吁必须铲除这一病根，否则“国家终无振兴之日。”（梁启超：《国民浅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爱国救国，梁启超真正做到了从自我做起。
1916年2月8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可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深知护国运动之艰辛，是为“国家自践责任”去的，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对自我则别无所求，“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年2月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5页）比起讲究实惠、功利的文人墨客来，梁启超的“责任感”多么难能可贵。
梁漱溟曾评论：“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论从政，是梁启超的短板，久而久之也未能实现他的救国理想，即便挺身而出，也无用武之地，但他的积极救国、热情参与，实在难能可贵。
梁启超
四
梁启超专注和擅长的是文化事业，于是毅然隐离政治和官场，回归自己钟爱的文化教育领域。
1918年春夏间，梁启超摒弃百事，潜心探究中国历史，数月间成中国通史十余万言。年末与蒋百里、刘子楷、丁在君、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等同游欧洲，“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页）所谓“换了一个新生命”，一是考察欧洲各国现状，并结合中国实际，找出一条安邦治国的新路；二是考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价值，找出重新挖掘中国文化价值的新路。“新生命”的起点，便是全身心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20年初欧游归国，继续潜心学术，两年后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把“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能看出他爱国救国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
文中谈及十多种感受，有“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他认为这样做还不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国家便算白设了。”他说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12月版，第67-68页）
在巴黎遇见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对梁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蒲陀罗赞赏中华文明，说：“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听了这番话后，“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12月版，第68-69页）
究竟如何“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从而“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呢？梁启超这样认为：“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至于怎么做，他说：“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自然增高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0-11页）
自1920年至1927年，梁启超完成的著述有《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佛学史稿》、《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研究重点是先秦诸子、中国历史学、哲学、文学等。比起担任几天总长或总裁来，梁启超的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的作用及意义要深远的多，其价值和生命力也长久的多。丁文江说：“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04页）他“文名满天下”，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音韵等学科，以至各类自然科学，他的论述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影响是巨大的。
五
由于名声在外，梁启超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1921年致吴子玉（佩孚）信中，流露出对政治活动的反感，称：“吾对于任何方面任何性质之政潮，绝不愿参与活动。”（梁启超：《致吴子玉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69页）1925年5月致段祺瑞信中，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启超年来耽治学业，于现状的政治久已间隔，且不愿闻问。”（梁启超：《复段芝泉执政论宪法起草会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第38页）6月22日致胡适书附词：“记而翁（编者按：翁指汤济武）当日，一身殉国，血横海峤，魂恋宗邦。今忽七年，又何世界？满眼依然鬼魅场！泉台下，想朝朝夜夜，红泪淋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039页）表明对时局已悲观失望，心灰意冷了。
国内军阀混战，党派争斗激烈，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96-796页）
梁启超再次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书》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梁启超：《致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86-787页）
这些团体或个人，百般纠缠，耗时耗力，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对儿女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梁启超对人对己都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国家大事：“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梁启超：《致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87-788页）
1926年初，困扰已久的便血越发严重起来，梁启超仍带病超体力、超负荷地劳作。由于误诊，大大缩短了生命，直到逝世，他也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1927年5月5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同上）重病中的梁启超仍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
比起众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来，他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是显而易见、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是“多血多泪之人”。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求索之路千辛万苦，失败过一次又一次，但阻止不了他一生的追求、探索和奋斗，因为“虽然仆自问一生无他长，惟心地之光明磊落，庶几可以质诸土地鬼神，胸中不能留一宿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97页）他“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致孩子们》［1927年11月23日］）“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致梁思顺》［1928年5月13日］）这就是梁启超。
